開了公司，但仍未出人頭地：香港創業幻想的文化錯位

一、從一張名片開始的幻象

在香港，「創業」長期被視為逃出打工階級的出口。對不少人而言，開公司等於終於「出人頭地」，有張名片寫著 Director，不再受老細氣。然而，當我們冷靜觀察，這股創業風潮往往只是將「返工」換了一個形式，甚至比上班更辛苦、更沒保障。開了公司，並不等於命運的轉捩點，它更多時候只是一場語言幻象。

二、文化現象：創業等於返工升級版

香港式創業常常是一種「返工升級版」。名義上，你是老闆，但實際上要全職接客、處理文書、追數、清潔，工作範圍比以前更廣。自稱自由人，但比打工時更沒自主時間，日日加班、無限期 OT。說是創新者，實際上只是將前公司 SOP 搬過來，甚至連 logo 風格都差不多。以品牌主理人自居，但本質上仍然是「自己開間細公司」再做低價服務，充當多重角色。這種創業，不是 build system，而是 escape system 的幻覺。

三、心理根源：錯位的「出人頭地」

這種錯位，與香港人心底的「出人頭地」想像有關。所謂出人頭地，往往被簡化成幾個表層符號：賺到錢、有人找我做生意、不用再看老細面色、有一張名片寫著 Director。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結構性力量，而只是狹隘的地位感。於是，開公司不等於走向影響力，而只是由「有老細的打工仔」，變成「有好多客人做老細的打工仔」。

四、結構困境：開公司為何改變不了命運？

錯誤模式比比皆是：重複舊工種，例如裝修、設計、剪髮、婚禮服務，但壓力更大；思維仍停留在「收客」、「賺單」、「生存」，沒有 branding、沒有系統、沒有資產思維；開公司前沒有累積影響力或受眾群，只是靠人情或講價去接生意；最關鍵的是，一開始的問題設定錯誤，只是問「自己識做咩」，而不是「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未被解決」。當思維階層沒有提升，只是工作環境轉換，命運的基本邏輯自然不會改變。

五、語言幻象：創業的表面話術

最深層的問題在於，「創業」在香港逐漸變成一種語言幻象。口號層面是「我做老闆啦！」，但其實依舊為客人打工，只是老闆的名字換了。自我催眠是「自由啲啦起碼～」，事實上工時更長、沒有保障、社會支援為零。家庭層面會包裝成「我仔好叻，開咗間公司！」，但往往只是因為不想打工而硬頂生存。社會評價是「你都幾成功喎！」，但成功的定義仍然停留在表面光環，而非內在掌控力。這些語言幻象不僅誤導了創業者，也遮蔽了社會對真正結構創新的需求。

六、制度比較：為何香港只剩「假獨立」？

若將香港與其他地區比較，差距更明顯。在矽谷，「創業」意味著進入一個完整的生態：有創投基金、孵化器、開放的技術社群，以及一套「失敗是學費」的文化。以色列更將「創業」視為國家戰略，軍事科技人才流入市場，形成結構性創新。即使在新加坡，也有明確的資金配套、政府牽引與國際市場對接。

相比之下，香港的創業多數止步於「小生意」。制度缺乏資本支援，教育沒有培養創新思維，社會文化過度重視「穩陣」與「短期回報」。結果，所謂創業只是在原有產業鏈的邊角位置生存，缺乏突破結構的力量。這並非個人不夠努力，而是制度環境將創業限制在「假獨立」的框架之內。

七、文明困境：形式自由 vs 結構自由

更深層的問題是，香港式創業只是全球文明困境的一部分。當代社會普遍出現一種現象：個體獲得的「自由」越來越多，但這些自由大多只是形式上的。你可以自己開公司、自己選擇客戶，甚至自己決定工作地點，但在供應鏈、演算法、資本市場的巨大結構之下，個體仍然無法掌握真正的主導權。

換言之，這種「偽創業 × 假獨立 × 真奴性」的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而是整個資本主義後期的文明樣態。它讓人誤以為自己是自主的參與者，實際上只是被更大規模的結構外判化、碎片化。真正的挑戰，不是如何「自己做老闆」，而是如何從結構上爭取資源與規則的重新分配。

八、結語：重新定義創業

香港的創業文化因此呈現一種扭曲：它不是挑戰系統、重建秩序，而是將「做生意」與「創業」混為一談。人們並沒有將創業視為解決結構問題的嘗試，而只是把它當作逃避打工困境的出口。這樣的創業，最多只能換來表面自由，而無法帶來文明動能。

如果我們真正要討論「創業」，就必須重新定義它的價值。不是「自己做老闆」就叫創業，而是要能夠提出新問題、創造新資源、建立可持續的系統，才稱得上是創業。否則，它只是一場社會性的幻象遊戲，讓人誤以為自己已經跳出了困境，但實際上只是換了一個牢籠。

真正的創業應該是結構性的：能夠讓社會多一份可能性，讓制度更具彈性，讓文明不只是重複舊有的形式自由，而能夠推動真正的結構自由。這才是「出人頭地」應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