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Menendez 兄弟案看《深度安靜》｜抱歉，你看起來不像是個性侵受害者

全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原標題為《安靜的解剖學（下）：當受害者真的開了口，為什麼還是沒有人聽得見？》

1989 年 8 月 20 日，加州比佛利山莊一棟豪宅內，21 歲的 Lyle Menendez 與 18 歲的 Erik Menendez 用霰彈槍殺死了他們的父母。

兩人的父親 José Menendez 是 RCA 唱片公司的高層，受人尊敬的古巴裔移民成功故事；母親 Kitty 是賢妻與母親。在他們的社交圈裡，這個家庭看起來無可挑剔。

殺人的事實從未受到否認。三十多年來真正的爭執是：

為什麼是他們？

檢方的版本是貪財。兩個富家子弟為了一千四百萬美元的遺產，殺害寵愛他們的父母。辯方的版本是恐懼。兩兄弟自童年起就遭受父親長達十多年的性侵與肢體虐待，案發前數日，Lyle 為了 Erik 持續被性侵一事當面與父親對質，兩人深信父母即將為了滅口而殺害他們。

接下來三十年，這個案子變成美國司法史上最完整的一張禁聲地圖，讓我們看見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與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如何在公共制度的層級上被機構化執行。

證言不正義的活體解剖

第一次審判由 Court TV 全程直播，兩兄弟分別有獨立的 12 人陪審團，剛好都是六男六女（性別比例扮演了重要的決策要素）。

Erik 的 9 號陪審員 Hazel Thornton（女性電信工程師）後來公開把陪審室內部的衝突記錄下來。她用的字眼是：一場典型的性別戰爭。

「陪審團裡的男人不相信 José 性侵他兒子。這些男人從未退讓、從未接受兒子可能真的被性侵。」

Thornton 描述男性陪審員會拍桌、辱罵女性陪審員「太愚蠢、無法理解法律」、「只是被兩兄弟的長相迷惑」。最終投票近乎完美地沿性別線分裂：

女性陪審員一致投故意過失殺人，男性則全部投一級謀殺。

第一審以無共識（hung jury）告終。男女陪審團在證據解讀的不同，正是 Fricker 所說的身分權力最赤裸的展示。檢察官 Pamela Bozanich 在庭上講過一句後來被媒體反覆引用的話：

「男人不可能被強暴，因為他們缺乏被強暴的必要器官。」（It is the People’s position, first of all, that men cannot be raped since they lack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to actually be raped.）

這句話幾乎是英國哲學家 Miranda Fricker《知識的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整本書的註腳。

Bozanich 的這句話直接驗證了 1990 年代美國主流社會對「男性身分」的集體想像，在法律論述裡被直接編碼成證據規則。Erik 在證人席上崩潰、停頓、低頭流淚、找不到詞彙，這些在受過創傷知情訓練的人眼中是典型的創傷反應，在當時的男性陪審員眼中卻只是「演技太差的偽證」。

Fricker 強調：偏見不在信念層運作，而在感知層運作。

男性陪審員們不是選擇「不相信」，是他們的感知系統根本無法把 Erik「感知為」一個可信的受害者。Erik 陽光開朗又會打網球，正值風華歲月的年輕男性，這幾個身分標籤的疊加，在當時的社會集體想像裡與「性侵受害者」的位置根本無法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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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不正義的活體標本

1993 年的陪審室展示了證言不正義，比這場審判早五年、由 Erik 親手寫下的一封信，則完美地展示了詮釋不正義。那封信是案發前八個月 Erik 寫給堂表弟 Andy Cano ，關鍵段落是：

「我一直在躲爸爸。事情還在發生，Andy，但對我來說更糟了……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怕他會進來……他瘋了。他警告過我一百次不能告訴任何人，特別是 Lyle。」

你可以注意到 Erik 用的詞彙：

「事情」

「他瘋了」

「我很害怕」

Erik 沒有直接用「性侵」、「亂倫」、「性虐待」這些詞。Erik 筆下這些看似避重就輕的描述，正是因為 1988 年美國的集體詮釋資源中，父親對兒子的長期性侵，這個概念位置幾乎不存在。

在當年，亂倫的主導意象是父女或兄妹；性侵的主導意象是異性陌生人對成年女性的暴力侵犯。而童年性虐待（Childhood Sexual Abuse, CSA）的現象在臨床上才剛開始被系統化研究。

美國精神科醫生 Judith Herman 的《父女亂倫》（Father-daughter incest）出版於 1981 年，但聚焦於女兒受害。男童作為長期受害者的論述框架，當時幾乎沒有可以動用的認知框架。

這封信直到 2018 年才被發現，是 Andy 的母親在他的舊衣櫃裡意外找到。

但即使這封信寫於兩兄弟犯案前八個月，完全排除「為脫罪而編造」的可能，也始終沒能被當作證據呈現。1995 年的第二次審判中，主審法官 Stanley Weisberg 大幅排除了關於性侵與創傷的證詞，並拒絕給陪審團「過失致死」的裁量選項。

Weisberg 在裁定中說：

「不確信加州法律有依據允許專家證人證明 Menendez 兄弟為『被毆打的兒童』」（…he was not convinced that there are legal grounds in California to permit such testimony.）

Weisberg 的這個裁定，正是 Fricker 所說的詮釋邊緣化的制度化。某些主體被排除在意義生成的實踐之外，所以他們的經驗在法律論述中找不到對應的概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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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後遲到的命名

2025 年 8 月，57 歲的 Lyle Menendez 在加州假釋委員會聽證上，第一次公開地對自己童年的某段經驗使用「性虐待」（sexual abuse）這個詞。他說：

「今天，我把這段經驗看作性虐待。13 歲時我以為自己是同意的。」（Today, I see it as sexual abuse. When I was 13, I felt like I was consenting…）

Lyle 不是現在才願意「坦白」以前隱瞞的事，他在事發當下才 13 歲時，根本沒有可以把那段經驗命名為「性虐待」的概念工具。1980 年代的詮釋資源裡，「男孩、母親、被認為是親密而非侵犯的接觸」這幾個元素，找不到對應的位置。

一路等到三十多年後，相關的概念在臨床與大眾論述中逐漸成形，而案發後的 44 年後 Lyle 才能對自己的經驗重新命名。Fricker 強調，受害者「重新獲得詮釋自己經驗的能力」本身就是詮釋正義的回復。這不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平反，也是知識論意義上的歸還。

而這個歸還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過去三十年裡，集體的詮釋資源被緩慢補完了。

天主教神父性侵案、Larry Nassar 案、Boy Scouts 集體訴訟、#MeToo 運動、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理論的普及、《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The Body Keeps the Score）的暢銷……這些都不只是更多人開始相信，而是整個文化終於提供了可以承載這個經驗的「論述容器」。

2024 年 Netflix 影集《怪物：梅內德斯弒親兄弟檔》（Monsters: The Lyle and Erik Menendez Story）上線後，TikTok 上 Gen Z 世代發起的 #FreeTheMenendezBrothers 運動，這場運動實踐了 Fricker 意義上的集體詮釋資源的生產實踐。

網友們重新剪輯 1993 年的庭審錄影，給予審判時 Erik 的抱頭痛哭、語塞失音，一種當年陪審員無法給予的詮釋：

這是創傷反應，才不是演技。

把鏡頭移回《深度安靜》，拉回依庭的客廳，再次看見和諭明之間的高度張力。當依庭在諭明面前撞牆、尖叫、提出離婚的時候，她其實也在做著 Erik 在 1988 年那封信裡做過的事：

用手邊還沒被禁聲的工具，試圖傳遞一個還沒有名字的經驗。

差別只是，依庭沒有等到屬於她的三十年並且贖回該有的話語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