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情有了界限

当社会看见病患的求助时，人们的反应往往是毫不犹豫的。捐款、转发、留言鼓励，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同理心。疾病让人心生怜悯，因为它具体、可见、可以被诊断和证明。我也曾经是那样的人，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可是，当家庭暴力幸存者鼓起勇气说出“救救我”时，回应却常常冰冷刺骨。
“我们资金不足，你至少还有房子住。”
“你的情况不在服务范围内。”
甚至，当幸存者自己发声求助时，换来的却是质疑：“骗子”、“博同情”、“活该”。

病痛的确可怕，但为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日复一日的恐惧，就不值得怜悯？为什么骨折能换来关心，心碎却只被教导要坚强？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满身的疲惫去找社工，她认真听完，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但你还有屋顶啊。”那一刻，我几乎窒息。那个屋顶之下，是摔门声、辱骂声、拳脚声——但在她的眼里，只是一处“足以遮风避雨的家”。原来，幸存者是否值得被帮助，竟要看她们是否“够惨”，惨到流血、惨到无家可归，才算数。

很多人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你为什么不早点走？”可他们看不见，走之前的那些夜晚，我们已经被恐惧榨干了力气，被操控弄乱了思维，被羞耻感封住了嘴巴。逃离不是一扇随手就能推开的门，它需要力量，而那股力量常常被摧毁殆尽。

这就是选择性的同情。
癌症患者的痛苦被视为命运的不公，家暴幸存者的痛苦却被视为自找。于是，社会在为病痛奔走相告的同时，却让另一群受难者孤立无援。

幸存者的求救，并不是乞求怜悯，而是渴望被看见、被相信、不再被推开。我们的伤口可能不会出现在X光片上，但同样真实、同样危险、同样需要支撑。

也许，这个社会真正的病灶，不仅在于有人施暴，更在于我们习惯性地衡量谁的痛苦“值得”被帮助。直到这种冷漠被改变，幸存者永远都在背负双重的伤害：一份来自施暴者，另一份来自冷眼与审判。

所以，我想说——不要再让同情设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怜悯，而是一种承认：幸存者的生命，同样值得被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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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活着。所以我会继续写下去。哪怕写的过程像撕开伤口，我也不能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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