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國：中國言論與人權的倒退錄 二、從1949到六四：中國人權與民主的曖昧起點

一、引言：打著「人民」旗號的國家

1949年，中國共產黨以「解放全中國」的名義取得了政權，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與殖民掠奪。對許多剛經歷戰爭與飢荒的普通百姓與知識分子而言，新中國的成立無疑點燃了一線希望。他們渴望一個可以擺脫壓迫、實現平等與正義的社會，一個能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國度。

中國共產黨也很清楚這份期待的力量。於是，在語言上，它選擇了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姿態：這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擁抱「新民主主義」的政體，宣稱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宏願。開國大典上，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聲音穿透了歷史的高牆，也觸動了千千萬萬人的情感與想像。

然而，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現實也在悄然展開。與這些民主許諾並行的，是對異議者的懷疑、對意見的控制、對社會組織的收編。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有人民這兩個字在其國名之中，但在實踐上，人民始終沒有真正取得說話與選擇的權利。

這種矛盾——一方面高舉民主旗幟，另一方面行使極端的思想控制與政治鎮壓——成為中共統治模式的根本特徵。在往後的幾十年裡，這樣的矛盾不僅沒有化解，反而不斷深化、制度化，最終在1989年「六四」的槍聲中達到一個歷史性的斷裂點。

這一章，我們將沿著歷史的脈絡，回到那些關鍵的制度設計與社會運動，去理解中國人權與民主之路是如何從一開始就被設計得含糊而脆弱，並一步步走向沉默與崩解。我們不是為了重述歷史，而是希望透過這段歷史，看見今日中國自由與言論受限的制度根源——因為若不理解「自由曾在哪裡出現過，又是如何被掐滅的」，我們將無法想像它的回歸。

二、「民主集中制」的語言陷阱與制度悖論

在中國，共產黨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這句話在教科書裡反覆出現，在新聞報導中一再強調，被塑造成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特徵。但很少有人追問過：這句話真正的含義是什麼？它所謂的「民主」與「集中」之間，真的能共存嗎？

事實上，所謂「民主集中制」，從一開始就是一套用來合理化集權統治的語言機制。它讓民主聽起來像是一個被照顧的過程，但實際上是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在這個語境中，民主從未真正落地，而集中則被無限擴張。

2.1 制度設計上的自我矛盾

「民主集中制」本是列寧時期提出的一種黨內組織原則，原意是鼓勵在決策之前充分討論，決策之後統一行動。中共將其套用於整個國家體制，結果便是：所謂「民主」只存在於決策之前的形式討論，而非實質參與；而「集中」則變成了貫穿日常治理的統治原則。

在建國初期，中共確實召開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了名義上的人大制度與多黨合作框架。但這些機構始終只是附屬於黨的權力結構之下，沒有真正的制衡功能。中國從未實行過有實際競爭的選舉，人大代表無法真正代表選民意志，多黨派也只能扮演「民主監督」的花瓶角色。制度上的「民主」只是舞台上的布景，「集中」才是掌控劇本的那雙手。

2.2 黨的一元化領導 vs. 多元意見的壓制

在民主社會裡，公民社會、媒體、司法、選舉等機制能夠構成一個動態且多元的政治空間，容許意見的碰撞與妥協。而在中共的體系中，這些空間從來不存在。

所有能夠對權力構成潛在挑戰的組織，無論是工會、學生會還是婦女聯盟，皆被納入黨的統一領導。沒有獨立媒體，沒有公民社團，沒有司法獨立——一切都要服從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而這種一元化體制的背後，正是對任何異議的零容忍。

當國家與黨的界線被消除，權力就不再受制於法，而是變成了自我合法化的機器。你不能質疑，因為質疑本身就是對「人民民主」的背叛。

2.3 實例：胡風案與高饒事件的警示

這種權力語言的悖論，很早就開始吞噬那些真正相信「可以說話」的人。1955年的胡風案就是一個標誌性案例。

胡風是知識界的進步作家，曾擁護共產革命。他主張文學應表達個人真實的思想，而不只是反映階級鬥爭與政治口號。他公開批評文藝政策中的「統一口徑」，呼籲要容許思想自由與創作多樣。結果，他被定為「反黨反革命集團」首犯，數百人因此被牽連，逮捕、審查、打成「胡風分子」。

更早的「高崗饒漱石事件」則是黨內鬥爭的產物：兩位高層領導因質疑毛的經濟政策與權力布局，最後一人自殺、一人被捕，從此黨內噤聲成風。

這些事件清楚傳遞出訊號：哪怕你是體制內的忠誠者，只要偏離權力的語言，就會被視為異類。這不是制度內部的自我修正，而是一場對思想多樣性的外科切除。

三、從「百花齊放」到「反右運動」：一次話語自由的陷阱

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很少有哪一場政治運動像「反右運動」這樣，帶給知識分子如此深刻且長久的心理創傷。那不僅是一場肅清與打擊，更是一場對信任的背叛。它表面上邀請你說話，實際上是在設陷，等待你跨過那條不可說的線。說了，就等於暴露自己；沉默，或許還能苟活。

3.1 「讓一切意見自由發表」的表面開放

1956年，在東歐發生一系列去斯大林化運動後，中共內部也開始思考如何避免官僚主義與社會不滿積壓。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鼓勵知識界對黨和政府「提意見、講真話」。當時的報紙、期刊、座談會熱烈展開，學者、教師、編輯紛紛發聲，提出教育改革、新聞獨立、法律制衡等建議。

許多人天真地以為，中共真的願意接受不同聲音，甚至開始憧憬一個可以有思想討論的社會秩序。這是一次短暫的春天，也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測謊。

3.2 突變為「反右運動」的歷史欺騙

1957年，毛澤東突然轉向，宣布一場「反右派鬥爭」全面展開。凡是在「百花齊放」期間曾發表批評言論者，都可能被打成「右派」。到運動結束，超過55萬人被劃為右派，輕則被撤職、下放，重則入獄、勞改、致死。

這不是單純的思想打擊，而是一場心理戰與信任的破壞。你之所以被定罪，是因為你信了領導人「可以說話」的話，因為你認為一個國家若想進步，就應聽見批評。但在這個制度裡，「說出來」本身就是罪行。

這場運動之後，中國知識界的沉默迅速蔓延開來。很多人不再參與公共討論、不再對政策發表看法、不再相信權力會聆聽。所謂「文人多右派」，從此變成一種危險的身分，而非理性的光榮。

3.3 言論自由從此成為危險行為

「反右運動」不只是一次政治清洗，更是中共政權對「言論自由」的明確定義：我們允許你說話，只要你說的是我們想聽的話。

許多家庭從那時起就學會了「家裡話不能在外面說」，孩子從小被告誡「不要亂講話」；大學教師課上要三思後言，編輯在校對稿件時必須揣摩上意。沉默、避談、轉向內心，是一代知識人的共同記憶。

這場運動也為後來的文革鋪平了道路。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基本的批判能力與語言反射，人們就更容易被煽動，更難以反抗。反右的終點，不是政治清洗，而是全民噤聲。

「反右運動」的可怕不僅在於它打擊了誰，更在於它從此把中國社會帶入了一個長期的心理禁區——人們開始不相信語言，不相信理性討論，不相信可以和平表達不同意見。當一個社會用懲罰來回應誠實，用沉默來換取安全，那它的民主與人權，早已名存實亡。

四、大躍進與文革：制度性災難下的人權崩解

如果說反右運動是一場對思想的全面警告，那麼接下來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則是對整個社會人性與言說能力的徹底摧毀。它們不僅讓人害怕說話，更讓人忘記如何誠實地說話。在這樣的環境中，言論不再是反映真相的手段，而是被徹底操控、扭曲、徹底工具化的符號。4.1 大躍進：言論與事實的雙重禁忌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意圖通過人民公社與鋼鐵生產等運動，在短期內讓中國「超英趕美」。各地幹部為了表忠心與升遷，紛紛浮誇報喜：一畝地收萬斤糧、土法煉鋼日產百噸。這些誇張的數字，竟一路登上報紙頭條與中央簡報，成為全國上下競相追逐的「奇蹟」。

問題在於——沒有人敢指出這些數據是假的。那些敢於說實話的基層幹部、農民，往往不是被罷官，就是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結果是災難性的。由於虛報糧產導致「多交公糧」，導致大量農村斷糧、餓死人數過千萬。歷史學者楊繼繩稱這是一場「被謊言吞噬的饑荒」，人不是死於饑荒本身，而是死於不能說出饑荒的現實。

這場災難，是言論不自由的極致體現：不是沒人知道真相，而是沒有人敢說、不能說，也不准別人說。

4.2 文革：全民運動中的個體消滅

大躍進的失敗並未引發制度反思，反而成為毛為鞏固個人權威而掀起另一場更瘋狂政治運動的序曲——文化大革命。

1966年，毛澤東以「破四舊」「反修防修」為名，號召紅衛兵砸毀文化、鬥爭權威。全國進入一種極端的「群眾政治」狀態，人人自危，人人可鬥。父子反目、學生揭發老師、夫妻互相舉報，信任與人性土崩瓦解。

在這段時間裡，媒體不再是傳播資訊的工具，而是單一聲音的機器。全國只有一份報紙、一個電視台、一種觀點。文學、戲劇、音樂全面被禁，只剩樣板戲與毛語錄。任何「自由表達」的行為——哪怕是一句不同口吻的評論——都可能引來災難。

文革不只抹除言論自由，更抹除了「人作為個體」的存在感。批鬥、遊街、抄家、公開羞辱，讓每個人都成為體制恐懼的執行者與受害者。這是一場讓語言變成暴力的運動，讓人不再相信語言可以建構連結、溝通真誠，而只會製造傷害與隔離。

4.3 司法、人身、表達、宗教自由的全面崩潰

文革時期的中國，幾乎不存在「權利」這個概念。憲法上的保障變成紙上談兵，法律制度徹底癱瘓。任何人都可能在無法辯護的情況下被抓、被鬥、被處刑。

數百萬人被拘捕、流放或自殺，數千年文化典籍被焚毀，無數無辜者成為犧牲品。信仰自由形同虛設，寺廟被毀、僧侶還俗、地下教會被清洗。整個社會不再有道德標準，只有「革命正確」。

在那個時代，不是每個人都支持毛澤東，但每個人都知道：反對毛，就是反對命運，就是放棄生存的可能。而這樣的體制，在大多數人心中留下的不是仇恨，而是徹底的恐懼與虛無。

文革之後，中國社會留下的不是創傷記憶的癒合，而是對權力與語言深刻的不信任感。人們不再輕易相信可以說真話，不再期望體制可以糾錯，更不相信歷史會有人記得。

但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需要記錄與書寫這段歷史，因為它不只是過去的瘋狂，更是現在噤聲社會的根源。

下一節，我們將轉向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初期那短暫的思想解放與民主憧憬——那或許是中國人曾最接近言說自由的時刻。

五、改革開放初期的曙光與張力：思想解放與「民主牆」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經歷了十年的極端政治與文化荒蕪，中國社會滿目瘡痍，思想荒涼。人們渴望改變，渴望復興，更渴望重新找回作為「人」的尊嚴與理性。

在這個歷史交叉口，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一道曙光。這道曙光，來自鄧小平提出的「實事求是」、來自對文革錯誤的有限度反思，也來自於民間自發性的言說與書寫。雖然短暫，但它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少數幾次由下而上、自發出現的言論解放時刻。

5.1 「思想解放」與語言的鬆動

1978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重新掌權，推動改革政策。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新時代的指導原則，允許社會對過去的錯誤進行有限度反思。報刊重新出現討論熱點，一批知識分子如胡績偉、鄒韜奮、劉賓雁、蘇曉康等，開始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發表對「制度性錯誤」的委婉質疑。

同時，《今天》《人道》《探索》這類民間刊物也悄然出現，詩人、作家、評論人開始重新試探言說的邊界。整個社會逐漸從噤聲中甦醒，語言開始變得有血有肉，思想也開始重新尋找出口。

這個時期，不少知識分子重新拾起對「民主」「法治」「人權」的探討，儘管語言仍需謹慎、表述仍受限制，但那種久違了的對「公共言說」的渴望，是難以忽視的社會動能。

5.2 西單民主牆：一場自下而上的書寫運動

在官方尚未完全鬆綁的同時，北京的牆上卻先一步出現了言論的突破口。

1978年冬，位於北京市西單的長牆上，出現了大量以大字報形式張貼的文章與聲明。這些內容大多來自普通市民、青年、下崗工人，內容涵蓋反思文革、呼籲司法獨立、揭露貪腐、倡議民主選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他明確指出：「沒有民主的現代化，是奴役人民的現代化。」

「民主牆」迅速成為北京的言論地標，也激發了其他城市的跟進。民間出版物如《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論壇》等輪番上陣，成為傳播自由思想與真實報導的媒介。這些自發性的表達，標誌著中國公民社會的初步形成，也讓「自由」第一次在體制之外找到了自己的聲音。

5.3 從容忍到打壓：自由窗口的迅速關閉

起初，中共對民主牆的態度相對寬容。鄧小平甚至一度在講話中提到：「人民可以批評政府。」但當言論開始觸及黨的核心權力結構，態度便迅速轉向。

1979年3月，魏京生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逮捕，隨後大量參與民主牆的人士被監控、關押，刊物被查封。1980年以後，民主牆運動基本被全面禁止，民間自發言論再次陷入地下。

官方給出的理由是：「防止無政府狀態」「維護社會穩定」，但實質上，這是一場對「非授權言說」的整肅。中共當局再次釋放出清晰信號：所謂的思想解放只能在黨的容許範圍內進行，任何越界者都將被視為政治風險。

「民主牆」短短一年多的壽命，成為中國言論自由史上的一道閃光，也是一道殘酷的啟示。它證明：中國社會確實存在對言說的渴望與能力，但它也證明：只要權力體制不改變，任何自由的嘗試都可能瞬間被吞噬。

在下一節，我們將抵達那個歷史性的時刻——1989年春，千千萬萬年輕人走上街頭，用身體與理想書寫中國最後一次集體性的民主訴求。那一年，廣場成為國家的心臟，也成為自由的墓碑。

六、八九民運與「六四」：中國民主的斷裂點

1989年，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充滿希望與哀傷的一年。在那個春天，數十萬人走上街頭，不是為了顛覆政權，也不是為了暴力革命，而是為了更基本的訴求：要求新聞自由、反對貪腐、呼籲政治改革與官員問責。他們喊出的，是一個現代社會最普通也最可貴的呼聲：我們希望被聽見。

但這場運動最終被血腥鎮壓，成為中國民主發展歷程中的巨大斷裂。這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的終結，更是整個社會「希望說話」的終點。從此之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有經濟開放、無政治參與的時代，沉默再次成為統治的邏輯。

6.1 運動的起源：悼念胡耀邦，轉化為全民關注的訴求平台

運動的導火線是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作為改革開放的推動者之一，胡耀邦在任內支持相對開放的政策，對知識界與學生有一定的寬容態度。當他在政治鬥爭中被迫下台時，許多人對他懷有同情與敬意。

悼念活動首先在北大與清華等高校展開，學生自發組織前往天安門獻花、朗誦詩歌，很快擴散至全國。悼念逐漸轉化為對言論受限與貪腐現象的不滿，並演變為一次全國性的學運與市民運動。

6.2 廣場上的秩序與理想：理性中的激情

與許多外界想像不同，八九民運並非一場混亂的暴動。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組織嚴密，有秩序地安排演講、絕食、清潔環境。他們發表《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會宣言》，強調非暴力、理性對話、推動改革。

學生提出的七條訴求，包括新聞自由、官員財產公開、重新評價胡耀邦等內容，並不激進，反而相當理性。他們想相信，這個國家還能回應民意，還有機會在改革中推進民主。

廣場一度成為整個中國的精神坐標，白天人聲鼎沸，夜晚燭光點點。除了學生，還有市民、工人、記者、甚至部分官員參與聲援。一位記者曾寫道：「在那個春天，我們曾短暫地成為一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國度。」

6.3 「動亂」定性與屠殺命令：國家的選擇

但中共高層對這場運動的容忍極其有限。隨著運動持續、群眾聚集，北京進入政治緊張狀態。鄧小平、李鵬等高層最終將運動定性為「動亂」，並於5月20日宣布戒嚴。

1989年6月3日至4日深夜，戒嚴部隊奉命武力清場。真實的死亡人數至今成謎，有說數百，有說數千，甚至更多。記者、醫護、學生、市民均在鎮壓中死傷。屠殺不只發生在天安門廣場，還遍及木樨地、長安街、西單等地。

清場後，中共迅速實施全面封鎖與報復行動。大批學生被捕、通緝、勞改，知識分子被邊緣化，支持者遭清算。媒體噤聲、校園寒蟬，整個社會重新進入集體沉默的狀態。

6.4 「六四」之後：歷史與記憶的雙重被禁

與其他國家的民主抗爭不同，八九民運沒有留下紀念碑，沒有轉型正義，沒有官方反思。它只留下集體失語。

多年後成長的一代中國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六四」是什麼。他們從未聽過《歷史的傷口》，未讀過丁子霖、吾爾開希、柴玲的名字。他們所知的，只是「1989年，有些人搞動亂，黨和政府果斷處理了。」

記憶的喪失，比記憶的壓抑更為可怕。因為當歷史不再被記得，錯誤就有可能被合理化，甚至被重複。

六四，不只是中國民主未竟之路的標記，更是中國人對「言說」這件事，徹底失望的節點。它讓整整一代人不再相信可以靠言論改變制度，甚至不再相信值得去做那樣的努力。

七、結語：從曖昧到沉默，自由曾經出現過

如果要為中國近現代的民主與人權歷史畫一條時間軸，那它或許不是一條直線的進步史，而是一條不斷盤旋、碰撞、後退的軌跡。從1949年到1989年的四十年，是一段始終在矛盾中糾結的歲月：這個政權以人民的名義掌權，卻不允許人民真正參與；以民主的語言自我裝飾，卻拒絕任何真正的制衡與問責。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設計，讓「民主」成為空洞口號；反右運動則用懲罰的方式教育人民「說話的代價」；大躍進與文革則將整個社會拖入謊言與恐懼的深淵——那是一段歷史中，人不是死於饑荒與革命，而是死於不能說真話、不能質疑權力。

而當文革過後，言論與思想曾短暫鬆動，人們再次對「可以說出來」抱有希望。那希望在西單民主牆上發芽，在報刊與地下刊物中傳播，最終匯聚到1989年的廣場上——那是一次真正的公民覺醒，是中國人最接近民主的時刻。但當槍聲響起，一切戛然而止。那聲音不只結束了一場運動，也掐斷了整整一代人對公共參與與語言自由的信念。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民主問題並非來自人民不理解自由、不配享有人權，而是因為制度從一開始就設計成「只允許一種聲音、一種解釋」的秩序。在這樣的結構中，任何不同意見都是威脅、任何公共討論都是挑戰，而歷史，則被不斷清洗與重寫。

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記得，那些曾經存在過的自由。它們或許短暫，或許脆弱，卻是無數人用思想與生命換來的。在語言被消音的時代，記錄，成為最基本的抵抗；而在歷史被抹去的國度，記憶，就是一種革命。

我們不應該遺忘這一切，也不能讓這些歷史的褶皺被壓平。因為唯有記住自由曾經出現過，我們才不會誤以為沉默是必然、壓迫是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