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代议制为什么走出两条路？香港的政治冷漠，是历史注定的

我看到一则留言，说得很直接：“空间要靠人去争取，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有大把的钱和时间还争取不到政治空间，这能怪谁？”

这句话挺有力量，也挺常见，甚至带着一丝嘲讽：香港今天的困境，是不是因为当年不够努力？如果当年港人不想着润，而是拼命去争，命运会不会不一样？

这话听上去合理，但问题是，历史从来不是朋友圈，不是努力就有回报。很多时候，它不给你赛道，甚至不给你开场。

把时间拨回九七之前。那时候的香港，在很多人印象里，是自由的，是法治的，是灯火通明的东方之珠。报纸敢骂港督，电视敢拍港英，电台敢讽刺官僚。看上去，空气挺新鲜。

但如果拆开政治结构，你会发现另一张冷账本。

从1842年到1980年代，香港就是典型殖民地治理模式：港督由英国任命，握着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不对香港市民负责。立法局大部分时间完全是任命制。普通市民和政治的关系，比你和白金汉宫还远。

换句话说，政治在香港人的生活里，从来不是“参与”，而是“背景噪音”。你的世界是地铁、茶餐厅、股票、楼市，政治属于港督办公室，属于白厅的文件柜，不属于街角的茶楼。

有人会说，九七前香港不是有言论自由吗？

是，你可以开报纸，可以骂港督，可以在电台吐槽制度。但这和权力分配，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可以在餐厅骂老板，账单还是你买单。

这种“自由”，更像一间玻璃房，空气流通，你可以喊，可以笑，但出口一直是锁的。

那什么时候锁缝松了一点？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了，北京和伦敦定下1997年交棒，游戏规则写死，历史的倒计时开始走。

英国突然想起民主，说：“走之前，给香港留点体面吧。”

是不是良心发现？别想多了，这是筹码。搞点选举，既能在谈判桌上添堵，又能给自己留个“历史光环”。

1985年，功能组别“间接选举”登场，普通市民依旧没票。

1991年，立法局才出现18个直选席，占总席位60个，你能投票了，但只是投一小角。

1995年，彭定康改革，直选增加到30席，英国人摆出一副“我们很民主”的姿态。然后呢？两年后，钟声响起，回归。

所以，香港从没有选票，到有直选，整个窗口期，只有六年。六年能干嘛？能补150年的课吗？

民主不是Wi-Fi，不是开个热点，大家立刻连上。它更像一碗方便面，刚倒开水，水壶就被收走。还没泡开，碗就端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拉票的候选人在街头被当推销员。不是笑话，是必然。150年的殖民治理，不只是制度的问题，它塑造了一种文化惯性：政治不属于你，属于政府。

这种惯性，不会因为一个窗口期瞬间扭转。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香港人更相信现实账本：买楼能换身份，移民能换未来，投票能换什么？

你要在股票暴涨的年代，跟人聊“投票的意义”，那就像在赌场讲戒赌书。不是没人懂，而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计算题，风险太高，收益太虚。

再看台湾。同一时期，台湾已经经历过几十年的地方选举和公民运动，哪怕在戒严体制下，社会里一直有人在积累政治语言。

1987年解严，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选，1996年总统直选。

台湾的民主不是一夜的烟花，是几十年滚出来的雪球。

香港完全相反，政治启蒙来得太迟，而且夹在经济最光鲜的年代，谁都更愿意用移民和资产，换一张安全票。

这不是谁懒惰，而是文化和结构决定的。

政治认同不是Wi-Fi，更不是方便面，它是慢火熬汤。香港没这个时间。

有人还会问：

“如果当年香港人不润，而是掀起民主浪潮，会不会改写命运？”

理论上，可能争取到更明确的普选时间表，或者让北京在国际承诺上绑得更紧。

但框架会不会因为港人抗议彻底改变？不会。

英国不会为了香港民主和中国翻脸，中国不会因为你喊得响，就推翻《基本法》。

你能争到的，顶多是更响的掌声，更高的国际报道，甚至几个空头承诺。

代价呢？经济震荡，政治清算，甚至流血事件。

历史不是电影，没有“用勇敢感动剧本”的剧情。

它算的，是成本账，不是情怀账。

所以今天回头看，说“他们不争，所以有今天”，是一个太轻飘的判断。

香港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想争，而是没学会怎么争，也没多少时间能争。

历史给香港的空间，本来就不多，还写满限制条款。

这段经历至少提醒我们一件事：权利不是储蓄罐，不能放着等用，它会蒸发。

它不是房产，不是黄金，它是空气。你以为它在，其实哪天就没了。

香港和台湾，走出两条路，不是因为性格不同，而是因为起点不同。

有人几十年练习，有人连赛场都没站上。

剩下的，只是代价问题。

你争，可能输；你不争，一定输。

区别只是，你输得响一点，还是安静一点。

历史不会因为你勇敢改剧本，也不会因为你沉默就心软。

它只在账本上记一笔：

成本，迟早要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