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牆樹下的香港》

雨剛停，半山的坡道還帶著潮意。石牆的縫裡，根鬚像舊書頁裡伸出的手指，微微發亮。我把掌心貼在那一片粗糙的花崗岩上，能感到濕氣裡緩慢的呼吸。有人說，石牆樹是香港的奇觀：百年前為了擋土穩坡砌起的牆，縫隙裡鑽出一粒不知從哪兒飄來的榕樹籽，沿著石縫默默攀爬，最後把整堵牆當成自己的山。工程為城而設，樹卻把工程據為家。這是我最熟悉的香港氣味：人造與自然相互糾纏，然後彼此成全。

我最常去看樹的地方，在西環的科士街。那裡有一段長牆，密密麻麻掛著幾十棵榕樹，樹身像起伏的波浪，根系垂落到人行道邊，孩子從樹鬚下穿過，像走進一幅會呼吸的版畫。十多年前，鄰近地底鐵的規劃一度想在附近動工，牆上的樹便成了眾人的牽掛。我們這些住在港島西的人都明白：那不是幾棵樹而已，那是我們跟城市記憶之間的紐帶。後來，樹群被記錄、被研究、被保護；它們在登記冊上有了名字，在民間的敘述裡有了身世。每次在黃昏路過，我仍會抬頭數它們的影子——一棵、兩棵、二十七棵……像點名一樣安慰。

並不是每一棵石牆樹都這麼幸運。二〇一五年的盛夏，薄扶林道接駁般咸道的路口忽然封起。那天午後雷陣雨來得急，風還沒喘口氣，半山般含道附近有棵石牆榕傾倒，如同疲憊的大獸，把兩條行車線橫著壓住，兩名行人受傷。緊接著一週內，政府以公共安全為由，把同牆上幾棵樹一併鋸除。樹被切成段，拖走時還留著雨水的味道。許多西半山的老人家在斜路上停住，望著裸露的石紋發呆。我們當然懂安全的重要，可是懂的那一刻心還是會痛——痛的是「從此看不見了」。城市裡最深的失去，往往不是一幢高樓，而是一眼再也認不回來的轉角。

石牆與樹的緣分，要從十九世紀說起。殖民政府為穩定山坡、避免塌方，在通往半山、山頂的路線上，以花崗岩和灰漿砌成大大小小的擋土牆。後來水泥錨固的技術普及之前，石縫間預留的「呼吸位」恰好給了生命一個入口。榕屬樹種——常見的細葉榕、垂葉榕——最擅長抓住這些細微的機會，根鬚緩慢而固執地鑽進石縫，與牆體一起生長。城市以工程對抗地形，自然則用耐心回應工程。若干年後，人們才驚覺：這些「石牆樹」不單在視覺上震撼，甚至還能為牆體提供附加的穩定作用。香港這樣一座急促的城，偏偏是被一種極慢的生長溫柔地抱住。

如果說石牆樹是看得見的「時間」，那麼上環太平山街一帶，就是時間曾經在此破碎的證物。1894 年鼠疫爆發，太平山區域成了重災區。政府以防疫為名收回地皮，大規模拆屋清街，數以千計的居民遷離，隨後在原址興建細菌學檢驗所（後來成為香港醫學博物館），又闢出一個小公園，取名卜公花園。今天我們在花園裡還能看到一塊紀念牌，字跡裡是那個把疾病、貧窮與「華人區」劃上等號的年代。那次疫情改變了城市的衛生制度，也改變了我們對「老區」的命運想像：一刀切的乾淨，往往以斷裂記憶為代價。

我常想，石牆樹之所以叫人動容，不只是它們「奇觀」的樣貌，而是它們按自己的方式，悄悄修補了這些斷裂。你看，太平山街的坡道、醫博館的紅磚、隔壁巷口的香火，一層疊一層，像樹根從不同的縫隙裡伸出，各自抓牢。它們不爭喧嘩，只在縫裡活給你看，讓你在追趕巴士的喘氣間忽然想起——原來這裡曾經這樣活過。

城市的劇烈轉折，往往伴隨著火與拆。1953 年聖誕的石硤尾大火，一夜之間燒走了山坡上的棚屋與生活，逾五萬人無家可歸。那場火成了公屋時代的序章，港府開始大規模重置與興建多層住宅。火焰奪走了舊屋，也催生了許多新家的第一塊水泥地。我們從木板走到水泥，從臨時走向恆久，代價與收穫都燙手。石牆樹在這些年代的照片裡，總是默默站在角落，像是見證人——不發言，卻把根紮進被反覆翻新的城市土裡。

我認識的一位阿婆住在西營盤，愛到堅道那段舊牆下乘涼。她說，年輕時做茶樓點心，清晨四點便出門，看天色由黑轉灰，再轉進榕鬚底下那團綠。她指著牆腳說：「啲根似唔似我哋啲筋？」我那時只笑她多愁善感。後來她走路慢了，乾脆買了張小凳子，每天下午坐在同一個縫下。2020 年那陣子我路過沒見到她，問巡坡的工友，工友搖頭。石牆沒動，榕鬚還是柔軟的，坐在下面的人卻不見了。我忽然明白，城市的「定海神針」不是地標，而是你知道誰會在什麼時間坐在同一處陰影裡。石牆樹給了這些規律一個可靠的背景，讓人的日常有了一個可以靠近的、年年不變的模樣。

也許正因為這樣，當樹要離開時，我們才會焦慮。工程師有工程師的顧慮：牆體開裂、根系掏空、雨季安全；居民也有居民的執念：路口的那一抹綠、孩子上學路上的那條影子。科士街的樹曾經靠公眾討論守住；薄扶林—般含道的樹則在暴雨後被判「必須移除」。在理性的城市裡，安全是第一要義；在感情的城市裡，可供憑弔的質地卻越來越稀。兩種語言常常彼此不懂，石牆樹夾在中間，成了最溫柔、也最無辜的翻譯。

很多朋友問我：石牆樹是不是「本土」？我總願意從另一頭回答：它們既是本土，也是世界。殖民時期的道路與擋土牆，是英國式的工程理性；至於榕樹，從南中國的季風裡來，是南方的固執與靈巧。它們相遇在香港，像在碼頭碰頭的兩種語言。百年之後，城市用「古樹名木登記冊」記下它們的姓名，工程師用標準、編號與檢修週期照看它們；而街坊用八卦、綽號與指路的方法把它們納入生活：那棵「馬路口擦著電車線嘅」、那棵「會滴水嘅」、那棵「有白鷺停過」的。理與情在這些樹上並不衝突，反而互相成全。

我喜歡沿著舊城的坡道走——從樓梯街上到般咸道，再拐入堅道——這些路都是十九世紀末到戰前那批擋土牆護出來的。在一些角度，你能看見樹根像繩索把一整面城牆繫好；在另一些角度，根又像手指，輕輕托住那些早年留下來的裂痕。人類用石把山按住，樹再用根把石按住。工程與生命的順序，被香港這座城重新排列。

太平山的牌子提醒我們：城市的乾淨，從來不只是衛生學的範疇，也是一種權力的秩序。1894 年以後，「不衛生」的街區被拆，「不體面」的行業被遷。比如 1904 年起，許多上環的妓寨被逐步移往更西的石塘咀，那里一度霓虹如晝、笙歌徹夜。城市把「看不見的東西」推向更遠，然後以「現代化」的名義把空出來的地方重新粉刷。多年後我們回頭看，能看見政策與道德並不總是同路人；而石牆樹在一旁，像旁觀者，也像倖存者。

寫到這裡，我又回到那堵牆前。晚風把樹鬚吹成一串串淺色的簾子，後面是石的紋理、舊時的手痕和新的修補。有人說，石牆樹是香港的「活化石」。我更願意把它們想成城市的「第二條脊樑」。第一條脊樑是工程，是路、牆、橋樑，是在暴雨裡也要保持通行的秩序；第二條脊樑是時間，是樹、傳說與人的慣常，是在秩序裡還記得自己從哪兒來的能力。我們靠著兩條脊樑，一邊向前、一邊回望。

回望不是為了停止，而是為了不讓下一次「乾淨」再把一切抹平。願我們在每一次必要的修護、每一場不可避免的更新裡，都能留一點石縫給樹，也留一點縫給彼此——讓根得以安放，讓故事繼續生長。我們需要的香港，不是只有一面光滑的新牆，而是那面新牆的旁邊，還能聽見石牆樹低低的呼吸。

——寫於秋雨後的半山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