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殖民地的距離：香港與澳門，從人情到制度的分岔路

有時候，我們以為香港與澳門是一對雙生的城市，
同樣是海港、同樣被外國殖民、同樣在九十年代回歸中國。
但如果你真正走進兩地的歷史脈絡，你會發現——
這兩個城市從一開始，就註定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香港，是帝國的作品；
澳門，是歷史的遺留。
這句話，幾乎能概括兩者所有的不同。

一、起點不同：一個是被奪來的港口，一個是被留下的港口

澳門最早是明朝時期的“借居地”，
葡萄牙人並沒有用炮火佔領它，而是透過貿易、貢獻與朝廷默許，
在珠江口邊安了一個小港，
慢慢由暫時居留變成半永久居留。
那是一個模糊的時代，權力邊界不清，
澳門的“殖民”幾乎是歷史的灰色產物——不是奪來的，而是留下的。

香港則不同。
1842年，《南京條約》簽下的那一刻，
英國人用炮艦在南中國海畫出了一道新的邊界。
這不是“被容許”的存在，而是“被奪取”的成果。
從那一刻起，香港就被設定成“大英帝國的東方前哨”，
是倫敦金融、印度洋貿易、亞洲軍事力量的戰略節點。
所以香港的殖民，是一場制度性的工程，
而澳門的殖民，則是一場歷史的延續。

二、葡萄牙的“懶政”與英國的“制度”

葡萄牙是一個老去的帝國。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它已經沒力氣去經營海外殖民地。
在澳門，它採取的策略叫“低成本管理”：
只要旗幟還在山上飄，稅收還能收上來，
其他的事，華人自己處理就好。

於是你會看到，澳門的醫院、學校、慈善機構、社團、廟宇，
幾乎全是華人自己建立、自己管。
葡萄牙政府只是個象徵——
總督府裡的官員像是在異鄉度假，
真正讓城市運作起來的，是那些熟悉街坊的華人長者與社團領袖。
他們講人情、講義氣，
在那樣的時代，這種“人情政治”反而成了一種穩定的力量。

反觀香港，英國是一個仍在巔峰的帝國。
他們講究的是系統、效率、法治、秩序。
從總督府到立法局，從法院到警察廳，
一切照倫敦模式複製。
華人可以經商、可以做買辦、可以成為富豪，
但政治權力——不屬於他們。

這樣的差異，使香港成為“制度的殖民地”，
而澳門，成為“人情的殖民地”。

三、華人的位置：經濟附庸與社會主人

澳門的葡人少得可憐，從來不可能單獨管好這座城。
所以他們不得不依賴華人精英——
鏡湖醫院、同善堂、同鄉會、廟宇網絡，
都成了實質的“市政體系”。
何賢、馬萬祺這些名字，
在葡人總督眼中不是臣民，而是“合作對象”。
澳門社會的秩序，靠的不是政府命令，
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信任。

香港則是另一個故事。
港英政府的統治是封閉的、分層的。
最高層的權力由英人壟斷，
中層官僚多是歐亞混血或受英國教育的少數華人，
廣大市民只能在經濟上發展自我——
成為勞動者、商人、地產商。
這樣的結構讓香港充滿活力，卻缺乏政治自主。

英國人給香港留下的是制度的框架，
卻沒有給香港留下自治的靈魂。
而葡萄牙人給澳門留下的是空間的鬆動，
讓華人自己去塑造一種帶人情味的秩序。

四、城市的性格：香港的鋼筋，澳門的巷口

走在澳門，巷子小，建築低，街角還能聞到豆腐花和香火味。
人與人之間熟稔、講情面。
這是一座靠“面子”運轉的城市——
衝突少，溝通多，所有的事都能“講得掂”。

香港卻像一座被理性打造的鋼鐵城市。
從地鐵站到法院、從金融中心到公共屋邨，
一切按制度精密運轉。
這讓香港效率極高，卻也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制度”取代了“關係”，“規則”壓過了“人情”。
這也讓香港在政治轉折的時候，
比澳門更難“被安撫、被理解、被調整”。

五、回歸時刻：一個平順、一個震盪

1999年，澳門回歸那晚，
大街小巷掛滿紅旗，煙花綻放。
老一輩澳門人說：“其實早就是我們自己管自己，
只是換了旗子而已。”
葡萄牙總督離開時，很多人還送花，因為沒仇。

1997年的香港，則充滿了矛盾與焦慮。
有留英的，有移民的，有擔憂制度改變的，
更多的是對未來的不確定。
因為香港的回歸，不只是主權轉移，
而是整個制度、身份與文化認同的重新排列。

澳門的回歸像是一段舊緣的延續；
香港的回歸則是一場深層的重構。

六、為何香港變得更難管？

香港之所以比澳門更難管，
原因並不只是政治——
而是歷史塑造出的城市性格。

第一，英治制度太完整。
它培養出一整代相信法律、自由市場與英式制度價值的市民，
這些觀念一旦根植，就難以迅速轉換。

第二，社會規模太大。
香港是金融中心、國際港口、媒體之都，
利益多元、階層複雜、輿論活躍。
制度變動引發的反應，自然遠比澳門強烈。

第三，社會認同太複雜。
澳門人雖然接受葡式教育，但日常語言仍是粵語、中文，
文化根基沒有斷裂。
香港長期推行英式教育，甚至一度“去中國化”。
當主權轉回時，
很多人其實是在“重新學習自己的身份”。

簡言之：

澳門的華人身份是“從未丟失的”；
香港的華人身份是“需要重新找回的”。

七、結語：制度與人情之間

兩個城市，一樣的南海風，一樣的語言，
卻走出了兩種命運。

澳門靠“人情”撐起了秩序，
香港靠“制度”維持了繁榮。
前者的穩定來自於柔軟，
後者的成就源於剛硬。

但歷史的奇妙之處在於——
柔軟的有時候更能延續，
剛硬的反而更容易斷裂。

當殖民的帷幕落下，
澳門回到它熟悉的語言與人情，
香港卻在尋找一種新的平衡——
如何讓制度與文化重新共存，
讓效率與情感重新對話。

或許，這正是香港仍在書寫、而澳門已經完成的故事。

Tony Ng／香港專欄作家．歷史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