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大道的幽靈》

清晨的皇后大道，有一種只屬於港島北面的微光——電車還未擠滿人，鐵軌發出細細的摩擦聲，像為城市熱身。我從上環走向中環，路名從「皇后大道西」過「皇后大道中」，再往金鐘的「Queensway」，到了灣仔便成「皇后大道東」。這條連綿的主幹道是英軍開埠後最早闢建的道路之一，一八四一至四三年間由皇家工兵隊修築，並以維多利亞女王之名命名；在今天許多路段，它幾乎踩在線上昔日海岸線的位置——在大型填海之前，這裡就是海邊。

我總愛在上環的老鋪之間慢慢走——藥材味、茶葉味、紙張和油墨的味道混在一起。往東一轉，金融城的玻璃帷幕突兀地亮起，反射著皇后大道中的晨色。這種轉場感，正是香港的底色：庶民與資本、中文與英文、舊情與新秩序，像緊貼的雙面膠紙，一撕就會疼。

皇后大道的名字，本身就是權力的語言。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城、域多利皇后街……這些以王室與官員命名的地理詞彙，把殖民者的世界觀鑲在我們的日常裡。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當年正是以皇后大道為骨幹之一，界線其後還以界石標示、刊憲確認——行政的技術和象徵的力量，一次到位。

在中環段，我常抬頭望向終審法院大樓——那幢前身為「舊最高法院」的新古典建築，花崗岩柱撐著端莊的比例，頂端是蒙眼的正義女神像。它一九一二年啟用，先後當過最高法院（至八十年代）與立法會（1985–2011），二〇一五年修復後改為終審法院。這棟樓離皇后大道只有幾步之遙，卻像一面鏡，把百多年來香港的法理承繼與權力光影，凝固在石頭的陰影裡。

而在德輔道中與皇后大道中的交錯地帶，我時不時會想起那座已不在的「舊總郵政局」。那是殖民時期香港通訊的中樞，於一九一一年落成，外牆白淨、拱窗優雅。七十年代港島核心區要建地鐵中環站，老郵政局在一九七六年被拆，功能遷往干諾道中海旁的新樓；地底是中環／香港站的換乘通道，地面其後興建了環球大廈。城市向前，歷史退場——我們在地面匆匆而過，很少記得腳下曾經是誰的時代。

向東走，皇后大道穿過金鐘變成 Queensway，再落灣仔成為皇后大道東。書院、舊郵政局、騎樓唐樓與街市混在一起。皇后大道東沿著昔日北岸而建，灣仔早在英人來前已有華人聚落，洪聖古廟一帶供奉的，是航海人的安穩；殖民地建立後，市街延展，街名與建築語彙開始換血，但舊的生活紋理並沒有一下子被抹去。

那時的「華洋雜處」多半停留在表面：英國官員和商行在半山、山頂安身立命，華人大多擠在上環、灣仔至西環的密巷。沒有一紙明文種族分區，卻有清楚的空間秩序——哪裡可建銀行、哪裡准許擺檔、哪裡只屬行人。皇后大道於是成了一條看不見的界——一邊是制度與金融的舞台，一邊是廟宇與樓上舖的煙火。

我喜歡從文武廟那頭繞回來。短短半小時，從香火到玻璃、從木門到自動門，像穿越兩個香港。這座城的對照組不在教科書，在皇后大道的每一個路口：語言切換、步伐變速、眼神由躲閃變直視。你會明白，所謂「現代化」，不只是鐵與玻璃的堆砌，也是一種關係的調度——誰可在何處發聲，誰只能在某處經過。

夜色降下時，我常由金鐘步回上環。沿途經過的不是「名勝」，而是一些被時間磨平了棱角的轉角：前總部的灰牆、行人天橋的舊燈、電車站牌上剝落的字。它們與皇后大道的路名一樣，一直沒變——像一道縫，縫住過去，也縫住我們此刻的腳步。

如果說這條路是城市脊樑也不為過。她承受過戰後繁榮的車潮，也承受過六七年的硝煙與九七前後的情緒起伏；她見證過商場與寫字樓一座座長高，也見過老店一間間謝幕。她沒有聲帶，卻不斷發聲——在路牌、在路名、在我們無意識的英中夾雜裡，提醒你我：權力如何進入日常，日常又怎樣把權力馴化成習慣。

而我最在意的，反而是那些「差之毫釐」的細節——我們說「Queen’s Road」的口音、我們把「皇后大道東」唱成一段流行文化的符碼。語言像皮膚一樣記憶，它不會主動告訴你歷史，但會在你轉身時提醒你：有些東西從未離開。

皇后大道的幽靈，不是嚇人的那種。她更像一種隱形的氣味：你一旦學會辨認，就會在玻璃幕牆的倒影、在英式街牌的字體、在電車鈴聲的間隙裡，再三聞到。她讓我們記得——這條街曾是一條海岸線，是殖民權力的舞台，是庶民生活的通道，也是我們學會在夾縫呼吸的地方。

只要這個城市還有人在皇后大道上走路、等車、抬頭、低頭，幽靈就會繼續同行——不為纏擾，只為提醒：別把歷史當佈景，也別把自己當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