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神話：救回來的往往是植物人，而非真正活著

沒有人希望自己淪為植物人。那樣的狀態，既非真正的「活著」，更讓家人長期陷入照護與經濟的雙重困境。然而，植物人的數量卻年年攀升。這不僅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認知的盲點——我們誤以為「救命」永遠是正確的選擇，卻忽略了其背後的代價。

在街頭、在媒體、在政府宣導中，急救被塑造成英雄般的行為：學會CPR、使用AED，就能「救回一條命」。這聽起來充滿溫情，但現實往往殘酷得多。作為一個關心醫療倫理的普通人，我常常思考：我們在救命的同時，是否也無意中延長了痛苦？

「救回來」與「活過來」，其實是兩回事

根據全球統計，院外心跳停止後的CPR成功率僅約5–10%。即使「心跳恢復」，若腦部缺氧超過4到6分鐘，即可能造成永久損傷，導致患者成為植物人或重度失能者。

我們常將「救回來」等同於「活過來」，但醫學上，這往往僅是延長生物學上的存活，而非恢復有意識、有尊嚴的生活。急救成功後的長期後果，如腦損傷或依賴維生系統，卻鮮少被討論。新聞總愛報導那些「奇蹟故事」：路人施救，患者康復如初。這些案例鼓舞人心，卻僅是極少數例外。當例外被當成常態，我們的認知就被導向單一價值：能救就該救，無視可能的悲劇。

當「急救」變成一種心理負擔

急救在實務上極其艱難。要使胸外按壓有效，深度須達5公分以上，這幾乎必然導致成人肋骨斷裂——這是醫學常見且必要的結果，但多數人心理難以接受。

面對老人時，情況更複雜。老人骨質疏鬆，「一碰就斷」的恐懼常使施救者猶豫，擔心造成傷害或承擔責任。結果往往力道不足，按壓無效，腦缺氧時間延長，最終「救回」的僅是無意識的身軀。

這種心理壓力，正是宣導中忽略的環節。教育僅聚焦「怎麼做」，卻未說明「做到有效」需多大力氣與勇氣，也未提及「失敗後的後果」。於是，「被救回來」常淪為「被延命」，加劇患者與家屬的苦痛。我自己就曾目睹類似案例：一位長輩被「救回」，卻從此躺在床上，家人身心俱疲。

我們缺的不是設備，而是全面教育

公共場所增設AED，醫院添置維生系統，這些進步無疑是好的。但社會仍欠缺更深刻的討論：我們追求的是生命延長，還是生命品質？

急救並非萬靈丹。在教導「救命」時，我們也應教育「何時放手」。這不只是技術議題，更是價值抉擇。「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Care Planning）正是賦予個人選擇權的工具，讓人在清醒時預先表達意願，避免家屬在情緒崩潰下盲目選擇「全力搶救」。

在台灣或華語社會，我們常受儒家文化影響，視「孝順」為盡力延命。但或許，真正的孝順是尊重當事人的意願，讓他們有尊嚴地離開。

結語：真正的尊重生命，是賦予選擇權

醫療科技進步，本應是人類福祉。但若「救命」成為唯一宣揚的價值，我們便喪失對生命質量的反思。真正的尊重生命，不僅在於「救」，更在於讓每個人擁有知情選擇的權利——決定自己要的是有意義的「活著」，還是無意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