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阅读分享之一《猫眼》《床上抽烟危险》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猫眼》

这本书出版于1988年，不仅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更是一部反映战后加拿大社会文化面貌的象征性作品。通过主人公Elaine的童年记忆与成年反思，小说展现了20世纪中期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性别社会化、宗教伦理、殖民文化与国家认同等多重压迫下的挣扎与自我重构。

这部书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性别角色与女性主义，女孩如何在父权社会中被社会化（尤其通过同龄人暴力而非成人施压）。她的童年非常特殊，随家人四处漂泊，父亲是昆虫学家，回到多伦多定居后，她经历了被“朋友”虐待、欺凌、排挤的痛苦童年——被教导要像个女孩子的样子，科蒂利亚的出现，构成她最深的心理伤痕。这些童年的回忆是小说最核心的部分，占据相当多的篇幅。随后伊莱恩经历读大学，恋爱，结婚，生育和离婚，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女性身份。读大学时她试图表现得跟别的爱美虚荣的女孩子不同，爱上了大自己十五岁的人体素描老师，但约瑟夫只爱自己幻梦中的象征逝去故国的年轻女性，并不在意她。为了保持内心的平衡她爱上乔恩，与其奉子成婚，但乔恩是个没有责任感的男性，婚内出轨，伊莱恩在婚姻和母职的压力下曾患抑郁症，出走多伦多，与第二任丈夫本进入一段平淡的婚姻，而后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在这段人生经历中，伊莱恩也思考了自己作为一个异性恋母亲，在面对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性别规范，婚姻和母职）时的矛盾心理，害怕被女权战士们评价因而疏远这个群体。她跟女儿们的相处倒是着墨不多，读者无法看到她的这些经历如何反映到她跟女儿们的相处中，可为本书的遗憾。

这个主题主要是通过童年的友谊这个主线故事来展现的，本书以童年玩伴科蒂利亚这个关键角色开篇，也以她作为收束。伊莱恩曾经历一段充满伤害，无疾而终的，却又令人牵肠挂肚的友情。她们关系的裂痕源自伊莱恩的格格不入，跟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对女孩行为与形象的标准预设截然相反的伊莱恩遭受了来自同伴的霸凌，这何尝不是一种内化的父权训诫。为了融入她们，伊莱恩按照她们说的去做，承受她们的指点，甚至每周都跟随史密斯一家去教堂参加礼拜，一颗猫眼弹珠玩具成为她幻想中的给予她力量的心灵庇护所。在雪夜掉入冰河被同伴抛弃之后，伊莱恩幻想出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引领自己走出危险，这个形象也反映在她之后的画作中，跟猫眼一样成为她的庇护。伊莱恩坦诚她不再信仰上帝，而只信仰圣母玛利亚。

文中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理想女孩形象的影响，书中的斯巴克尔·普兰提（Sparkle Plenty）、贝茜·韦茜（Betsy Wetsy）、芭芭拉·安·斯科特（Barbara Ann Scott）——出现在伊莱恩的童年时期，作为她和小伙伴们玩耍、模仿、议论的“偶像”或文化符号，她们每一个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代表了20世纪中期北美女孩成长文化中的标志性形象，后来在伊莱恩及女性同伴为回应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而举办的画展中成为被讽刺的对象。

（PS：作者在前几章写了许多关于科蒂利亚的场景，刚开始读觉得如堕云里，不知科蒂莉亚到底是谁，但读完方知那是一种遗憾的表达，也是对故人的思念。科蒂利亚最后不知所终，她真的存在过吗？还是伊莱恩杜撰的像镜子一样的人物？但通过母亲的叙述，我知道她是存在的，但她最终只能存在于伊莱恩的回忆里。）

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二在于记忆和救赎。小说的现在时是伊莱恩中年之后的时光，她在1980年代回到多伦多开画展，这使她重新面对自己的童年创伤以及老朋友科蒂利亚的记忆，她也得以回顾自己的人生和艺术生涯，反思她的女性身份、成长过程和母亲身份。伊莱恩通过画画整理和呈现这些跨越几十年的个人体验，她的画作是建立她的人生经历之上，本书对画作的描述非常细致，足见作者下足了功夫，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理解画作和人生之间的关系。在最后她理解了童年时曾经特别讨厌的史密斯太太，也原谅了抛弃自己的科蒂利亚。

本书还探讨了别的议题：

1. 加拿大身份与殖民遗产，殖民者后裔的焦虑。伊莱恩的家庭是白人中产阶级，她父亲是昆虫学家，在加拿大全境收集标本，隐含了对“土地所有权”与“科学支配”的殖民语境，小说中很少出现原住民形象，也没有少数族裔，这反映了当时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排他性。重要隐喻-伊莱恩童年时野外漂泊的生活 vs 后来被城市文明驯化的生活，可以被解读为殖民者文化从流动和探索转向秩序与规范化的过程。

2. 联邦政府、民族身份与多元文化。小说成书于1980年代，此时加拿大正处于重新思考民族认同的时期（特别是在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之后），阿特伍德并未直接描绘联邦政府，但可以从背景中读出：对移民、原住民文化的缺席说明了 当时主流加拿大人想象中的民族身份是白人、盎格鲁裔、城市中产；伊莱恩作为艺术家返回故乡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加拿大文化地位的重新确认；对伊丽莎白二世态度的变化（从之前的仰慕到后来的平视）也看到了作者对联邦政府和民族认同的思索。

本书还带有浓厚的怀旧气息，比如对40-60年代生活方式的细致描述（绞干机，灯笼裤等前几章的标题即是过去的物件），对社会大众心理转变的感叹（万圣节要糖的快乐转变为对人性的恐惧），表达对昔日不在、物是人非的一种感慨。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床上抽烟危险》

玛丽安娜笔下的人物形象

这是一篇短篇小说集，充斥着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按照目录的顺序，笔下的人物有：寻找家乡的孩童遗骸；抛下身处危险的朋友，邪恶又充满嫉妒心的青少年女孩；被歧视却拥有超能力去报复社会的流浪汉；被亲生母亲和姐姐下诅咒的女孩；游荡和在城市里失踪的孩童以及能闻到他们气味的女人；瞭望台里引诱其他女人前来的怨女游魂；迷恋不正常心跳的恋物癖女人；吞噬偶像血肉的疯狂追星女孩；不断产生幻觉，自残和自慰的精神失常少女；失踪后又离奇归来的孩子；明知失火案发生但仍在床上抽烟的离群索居的单身女人；肮脏战争之后几个玩通灵游戏的少女。

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反传统，痴迷哥特式的灵异现象或怪癖，离群索居，拥有一双超世和怀疑一切的眼睛，她们古怪，饱含生命力，不畏惧死亡，像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故事发生地和历史背景

故事多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肮脏的街道，腥臭的河流和人类排泄物，腐烂的尸骨，封闭、烟雾缭绕、充满各种气味的空间，里面游荡着各种各样的亡魂。以往的哥特式小说多发生在古堡和教堂里，但这部作品的惊恐发生在城市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更令人觉得毛骨悚然。

阿根廷1976-1983年的军事独裁时期是20世纪拉美最极端的国家恐怖主义例子之一。它不仅留下了数万受害者的创伤，也深刻改变了该国的社会结构、文化表达与对“正义”的理解。肮脏战争成为阿根廷文学、电影与记忆政治的核心主题之一，“失踪者文学”成为重要批评话语。玛丽安娜正巧生于197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作品中总会出现许多失踪的孩童和游荡的亡灵形象。玛丽安娜曾是一名记者，她笔下故事或许取材于真实的社会新闻，比如娈童案，教会性侵和组织卖淫案等（具体未考证）。

叙事模式

小说中的篇章多数为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都是女性，但叙事者呈现出一种讲身边故事的模式，叙事者跟故事中的人物有些联系但又不卷入其中，保持一个冷静观察者的角色。比如《归来的孩子》一文中儿童档案保管员的形象，她跟其中一个失踪少女和调查失踪案的记者有些交集，但多数时候保持冷静观察者的角色，再如《不拍生日，也不拍受洗日》中作为摄影师尼科朋友的“我”，只是在听尼科讲述他拍摄精神失常少女的故事，没有参与其中。但叙事者的视角是个很重要的补充，叙事者的生活状态也是在跟随故事的进程而发生变化的，比如从封闭自己到重新回归朋友圈子。也有女性叙事者“我”➕异性/同性朋友及情人，两者产生一些交集，比如《亲爱的心脏，你在哪里》中迷恋非正常心脏跳声的“我”。

《归来的孩子》

在《归来的孩子》这一章中有个爱上瓦娜迪斯的吸毒女孩，因为有了爱，想要戒毒和变好。瓦娜迪斯是个不被家人所爱，孤立无援的的妓女，但失踪后的网络主页上却有成千上万条留言呼唤她回来，类似网络墓志铭。这一章跟我在澳洲儿童保护机构实习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可怜的无助的离家出走的孩子们，家庭和社会完全无法保护他们，甚至还涉及教会性侵及组织未成年人卖淫案，但不同的是，澳洲的原住民孩子有“被偷走的一代”的历史创伤，而本书中的失踪儿童跟阿根廷战争时代被偷走和送养的孩子息息相关。

《悲伤兰布拉》解析

为什么这篇小说的发生地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而非作者常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巴塞罗那本应是西班牙的一座繁华美丽的城市，但如今却成了充满臭气的空间，这篇小说是对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批判，那些失踪又出现的孩童的亡魂象征着在现代社会中被系统性抹去的受害者。

1.“他者化”的西方都市——颠覆旅游想象。把旅游胜地描绘成一个散发着臭气的腐烂的鬼城，是对主流世界想象的颠覆（就像巴黎大规模迁移墓地后，地下竟是超过600万具尸体）。

2.作为旅行者的“恐怖目光”。叙事者是阿根廷人，是个外来者，她不属于这座城市，因此能闻见别人闻不到的气味，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事物，所以她成了桥梁，是我们这些读者进入这个亡灵城市的通道。跟她同样来自阿根廷的女性好友亦如此，但不同的是，好友在这里呆得太久已经无法离开了。

3.殖民反向凝视。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首府，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组成部分，而阿根廷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现在巴塞罗那成了被怨灵殖民的城市，这篇小说借用欧洲都市完成一次殖民秩序的“反转”，你们曾经殖民我们，现在我们以幽灵的方式回来了。

“唐人街”意象的解读

唐人街改造在历史上确有此事，在小说中政府以欧洲娈童案为借口试图铲除唐人街，进行城市改造。历史中的唐人街是本地下层阶级和移民聚居的，一个充斥着贫困暴力毒品的地区，是西班牙报纸记者的一种异国化、妖魔化的歧视说法，是一种西欧中心主义下“堕落都市”幻想的投射。这场改造本质上是一场空间驱逐和文化洗白，被批评者称为“新殖民式的城市美化”，反应了西欧现代化进程中对异质空间的不安和排斥。在作品中，一群孩子因此成为亡魂，游荡在这座现代化城市。

《那段与亡灵对话的岁月》解析

故事的主角生活在后肮脏战争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她与朋友们痴迷于死亡、毒品、黑魔法、哥特文化、灵异现象，这其实是对那个创伤社会的另类回应，她们尝试与“亡灵”沟通，既是字面上的行为（如召灵），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试图听见被消音的声音。所谓的“亡灵”，本质上指的是被军政府强迫失踪的数万人，也指那段历史留下的幽灵般的创伤。

“搅扰亡灵的人”在小说中指没有失去亲人的匹诺曹，其实是恩里克斯对“历史冷漠”的人们的一种讽刺，具体而言指那些在肮脏战争中没有失去亲人，因此从未真正感受到国家恐怖的暴力的人（匹诺曹家没有失去亲人，且匹诺曹这个名字很有深意，暗讽说谎的人），他们在后独裁时代追求“忘记、前进”，对正义与记忆运动表现出消极、冷淡、甚至不耐烦，这些人或许是中产阶级（匹诺曹家拥有新修的大房子）、技术官僚、民主恢复后的获益者，他们通过掩盖、轻描淡写、与权力妥协等方式，间接“搅扰”了那些应该被铭记的死者的安宁。

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小说暗示在充满暴力记忆的社会中，若我们选择漠视过去、不参与公共纪念、不倾听幽灵的叙述，就等于是在干扰他们的安宁，正如小说中人物对死亡文化的迷恋，其实反映的是对真相的无处安放。同时恩里克斯又表现出叙述者的“特权性不安”。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既是局内人，又是边缘者，她并未真正参与任何社会正义运动，但又对亡灵保持某种敏感，她没有亲人失踪，但却有邻居失踪，她关心邻居，但这在情感上又隔了一层。她用哥特文化和巫术来填补空虚，但内心深处或许仍在追问：“我真的能理解亡灵在说什么吗？”这种“中产阶级冷漠 + 青年亚文化扭曲的共情”构成了恩利克斯小说的悖论核心。他们追问亡灵大概率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好奇，而非真正的共情。玛丽安娜那时还小，大概率没有参与抵抗肮脏战争，叙事者的这种不安也是作者自己的不安，警醒自己不要忘记历史，也不要扭曲或虚伪地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