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與名垂青史的情景劇里，NPC竟敢覺醒？

“台灣是叛徒，戰狼才是真理。”

這是我大學近代史老師在講台上說出的原話。他是退伍軍人出身，聲音洪亮、語氣鏗鏘，彷彿每節課都是政治動員會。他講授的不是歷史，而是一套無懈可擊、排除異見的國家敘事。

在他的課程中，我們聽不到制度崩解的細節，不觸及知識分子掙扎的脈絡，甚至不需要理解“近代”意味著什麼。我們只需要學會——憤怒。

憤怒於國恥，憤怒於台灣“背叛”，憤怒於美國亡我之心不死。而這種憤怒，不是分析的結果，而是情緒的前提。它像口號，像紀律，像一道密不透風的鐵幕，把複雜的問題處理得只剩非黑即白的忠誠劃界。

我曾一度以為，這是這位老師的個人偏好。直到我發現，這樣的言說模式在無數講台上雷同複製。他們引用同一批範文，播放同一類視頻，使用相似的語調與節奏。彷彿不是教師在授課，而是國家意識形態系統通過他們發聲。

他們不是在傳授知識，而是在重構記憶。他們說統一是歷史的“必然”，卻回避歷史的偶然與複雜；說民族復興是“共同使命”，卻不解釋那些不被納入“共同體”的人該何去何從。他們言辭激昂，卻從不回答學生最基本的疑問：我們的現實困境，與這套“統一敘事”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不僅是一種教學失敗，更是一種政治技術的勝利。

國家的歷史教育越來越像是一場“敘事工程”：將受害情緒作為凝聚的工具，用戰爭記憶替代制度反思，用台灣問題轉移內部焦慮，用外交高調掩蓋經濟失速。於是我們逐漸被訓練成理所當然地憤怒，卻越來越不會提出問題。我們可以對日本惡語相向，卻不能問一句，為什麼今年畢業季的就業市場如此慘淡。

老師們高談“戰狼精神”，卻閉口不提高房價、低工資、內卷化競爭與自由空間的日益萎縮。彷彿只要我們繼續喊“統一”“復興”“崛起”，現實的病灶就能自動愈合。

但國家的功能，不應止於敘述過去，更在於保障當下。

一個不能讓人住得起房、找得到工作、擁有表達自由的體制，就算再多統一、再多口號，也只是一場象徵性勝利——贏的是話語，輸的是生活。

更可怕的是，這套敘事不僅統攝了過去與現在，還在塑造未來。我們的不滿與焦慮，甚至“覺醒”本身，都被預設為系統中的變量，早已被腳本化、可預測、可消解。

所以我寫下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控訴哪一位老師，也不是為了在台灣問題上做出價值判斷。我只是在追問：我們是否還有可能，從這套早已設定好結局的劇本中，挪出一絲屬於普通人的空間？

空間，是讓我們不必對憤怒感到羞恥，也不必用“義憤”來掩蓋無力；

空間，是允許我們思考政治的同時，也關注就業、教育、醫保與自由；

空間，是國家不再是一個等待被“復興”的目標，而是一個讓人“活得像人”的制度。

我不拒絕國家，但我拒絕被動員成為國家的工具。

我不否定歷史，但我拒絕只活在他人的歷史敘事中。

無論未來台陸關係如何，我希望我們能先爭取一種能思考、能發聲、能選擇不參與的自由。

我希望我生活的地方，不再需要“叛徒”與“戰狼”這樣的語言來維繫信仰。

我希望國家的榮光，不再建立在某些人被噤聲、被犧牲之後。

我希望，哪怕只是片刻，我們能從那部為“名垂青史”精心導演的政治劇中走出，讓自己真正成為人——一個不被歸類、不被動員、不被剪輯的，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