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大学生的控诉：高校是国家体制的训练营，青年被驯化得温顺又沉默

在异国他乡一片冰冷的柏林广场上，一群中国青年举起全白的空白海报，横幅上写着“A4革命 自由中国”。远离故土的他们面容平静，却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渴望：即便只有空白的白纸，也能透露出沉默的呐喊。这一幕宛如镜像，照见了我们大学校园里不声不响的抵抗——即便只有一张白纸，也能戳破早已厚重的秩序。我们明白，这份呐喊不是无端的愤怒，而是被压抑的觉醒，是对一切荒谬规训的回应。

高校规训

走进中国的高校，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极权社会的缩影：学业之余，总有层层的思想政治教育、严格的宿舍检查、甚至每日例行的“升国旗、听校训”仪式。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仿佛被装上了监控摄像头，而青年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组织和辅导员的审视。对学生政治活动的限制在很多国家也曾如此严格：韩国人权委员会早在2007年就指出，当时全国69所大学的校规禁止学生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必须先获得学校许可，否则严重者甚至被开除 。这些规定以“保持高校中立”之名，把学生关进了沉默的牢笼。相比之下，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公开声明，虽然学校要保持行政中立、禁止政党活动，但学生的言论自由与公民参与应当受到尊重，这是台湾高教的宝贵民主资产 。这样的表态让人感到对比之强烈：在民主校园里，批判与参与被视为成长；而在中国的校园里，质疑与抗议往往换来纪律处分。

现实案例证明，我们的“言论底线”很低。一位西安翻译学院的学生曾在食堂发表反封控演讲，高呼“抵制学校管理”，结果被校方以“煽动大量聚集、破坏正常秩序”而处分 。同在西安，一名财经大学学生李某某因在网络直播中侮辱女生而被警告，后来又在微博上发布“不当言论”最终被退学 。任何偏离“规定剧本”的言行，都可能招致严厉惩罚。这种管控也体现在看似日常的校园生活里：根据教育部规定，大学生通常应在录取学校完成学业，除非因疾病或特殊困难确实无法继续，才可申请转学 。而所谓“特殊困难”必须经过原校和拟入校双重审批，并且不能在首学期或毕业前一年提出；高考分数不得低于拟入校同专业往年录取线，且不能跨层次提升等多项苛刻条件 。这些条条框框让跨校转学几乎变成奢望：某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由于条件限制众多，真正愿意转学的学生并不多，这也反映了当下学生的“学历情结” 。一个被录取的校园里，你不得不按照分配的轨迹生活，很少有机会重新选择。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大学的规训，不仅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更在潜移默化地向我们传递一种信息——你的位置已定，不要轻易挑战。

就业困境

走出校园，等待我们的是另一场内卷。曾经人人羡慕的“大学生”标签如今成了就业市场上的沉重负担。数据昭示了令人震惊的现实：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人，同期参加高考的人数更是破纪录地增至1342万 。劳动力供给骤增，岗位却并未同步扩容。联合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55.5% ，也就是说近半数的新毕业生找不到稳定工作，只能“在家蹲平”数月。与此同时，就业质量也令人堪忧——即便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2023届的平均月薪仅为13221元和13002元，几乎只有四年前的一半 。当顶尖高校的学长学姐都感叹“工资掉了一半”，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更好的前景？

许多青年甘愿“躺平”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高学历带来的经济回报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对毕业生的要求却在水涨船高：简历要上百次投递，面试要经历多轮筛选，即便是身经百战也得挤破头。没有人能保证拿着学位证就能稳稳实现自我价值。更多年轻人转向灵活就业和“自谋职业”——做外卖骑手、直播带货、做自媒体，只因现实已无路可退。即使如此，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2亿多灵活就业人口中，16–24岁的青年占比持续上升 。 当我们看着消费降级、二手交易盛行，才明白现实的无奈：想买部新手机，还不如多存一个月；想实习出名，还不如先打零工赚钱。与父辈相比，我们举步维艰；与世界先进看齐，我们自惭形秽。这或许正是社会喜欢给我们的标签——未来的“失败者”或者“韭菜”。但事实是，无奈生气的我们，只是被困在了比同行更陡峭的山路上。

自我审查

在种种压力下，我们更学会了自我阉割。很多话题，只能小范围轻声说，大声就得保持沉默。我们习惯在社交媒体里删掉敏感评论，避免与少数网友对喷，默默祈祷没被谁截图举报。甚至在留学的教室里，这种恐惧感还在延续：美国一些高校也听闻此事，在有关中国政治的课程中，教授竟然允许中国学生“用代号和匿名讨论” ，防止他们发言暴露身份。有报道指出，今年秋季在普林斯顿大学选修中国政治的中国学生，直接用化名上课；另一位美国教授考虑让学生通过匿名在线聊天发表观点，以此保护他们不受连累 。这一切看似别出心裁，却暴露了一个无奈的现实：身处海外，我们也不得不谨言慎行，只为了不给远方的家人和自己惹麻烦。国内的我们更甚，从未许过话的“成人礼”——如独立承担贷款、或是批判性地参与社会讨论——都被剥夺。眼前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审查：关键词默默被过滤，热门帖子的评论会被后台清洗，哪怕一条普通的吐槽都可能莫名“被和谐”。日益健全的社交信用体系和繁琐的身份绑定，让我们几乎忘记了个人观点能承担多少分量。久而久之，我们学会了将怒火埋进心底，撇去不合时宜的话题，仅在私人朋友间低声抱怨。就像习惯在被窝里抱怨高考题目的学生，我们都学会了对官方语言“奉陪到底，对另类声音一笑而过”的自我保护策略。我们被教导着：国家需要平静、班级需要稳定、社会需要和谐，自己却被剥夺了“选择自己立场”的权利。

网络互害

网上世界，原本应是我们释放不满的渠道，如今却成了互相伤害的角斗场。我们被喂养着诸多信息，人际评价随时可能急转直下。各种网络暴力令人触目惊心：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未成年人表示身边经常出现网络暴力 ，近三成未成年人在遭遇网暴后感到情绪低落或抑郁。而全社会更是不忍卒睹：澎湃新闻报道，近六成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经历过网络暴力 ，77%的人认为这是当前的紧急问题 。在这些数据背后，是一幕幕撕心裂肺的故事：几乎70%的网友认为网络暴力会给受害者造成“心灵伤害” 。有9.8%的人直言，网暴可能导致受害者严重抑郁甚至走向自杀 。并非危言耸听：就有一位24岁的杭州女孩，因为“粉色头发”而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恶毒谩骂铺天盖地，最终被逼到了绝路 。她并非孤例：警方通报过，以色列某地的驾驶员被“黑粉”网络暴力半年后自杀，一名15岁男孩也曾因收到数千条网络辱骂而痛苦离世 。这些惨痛案例告诉我们，互联网上的轻蔑一词、人身攻击、恶意剪辑并不只是情绪发泄；它们直击人的尊严，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更糟糕的是，这场冷漠地蔓延：一旦我们在网上公开观点，就可能被键盘侠群起而攻之，残忍的“人肉搜索”和网络举报让错误信息像病毒一样传播。为了不受牵连，我们也开始像正规军一样自我防守：设置隐私、换IP、以小号行动，生怕一个键盘敲错，未来就彻底终结。

青年无权长大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墙上，一张海报引人注目：鲜红底色的白字写着“习近平到站下车”。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讽刺意味却如针尖扎心。这种不满足于“孩子气”的表达，恰恰揭示了我们被困的现实：我们好像搭上了一辆脱轨的列车，前方没有我们想去的目的站台，却不被允许提前下车。校园里我们习惯了服从指令，毕业后我们习惯了低头签约，就连表达意见也要“打码”后才能显示；而真正的成长应当是自主的，是让我们有机会跌倒后自己爬起，却常常被告知要“听话”而不是去证明自己。

我们并非天生愤青。我们曾经对未来怀着热情和幻想，只是不断被告知要守规矩、要低调，久而久之累积的只有失落和讥讽。当“中年失业率”、“社畜文化”挂在嘴边，我们分明已过了年少气盛之年，仍然被当成尚且稚嫩的“未成年人”对待。我们看得见满屏的理想，也摸得着现实的冷冰，我们本该在事业上试错、在舆论场上磨练，却被无声地限制在儿童区，享受不到成年人该有的权利和尊严。或许这就是所谓“青年无权长大”的真意：并非我们天生怨气，而是被动地被剥夺了成长为独立个体的可能。

在这个时代，如果不能拥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勇气和权利，我们也学会了在沉默中坚定。我们不是不懂得欣赏自己的社会，也不是不愿意肩负责任，只是渴望一个正常而公平的机会——像成年人那样自由思考，自由表达，自由追梦。写这篇文字，不为煽动，只是想让更多人明白：不要以为我们是“无理取闹”的愤怒青年，我们只是想要被认真对待的成年人。未来的车票，我们终将在某个站台收回，那时，不管车厢里仍旧是谁的声音，我们都将站稳脚跟，踏上属于自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