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电影史｜宋佳：作者型演员的诞生｜锵稿

原文于2025年10月发表于「锵稿」，标题《宋佳：这个作者型演员正要上道》。编辑：子戈。微信公众号阅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snSy_eZrqbl30Tz8ZD-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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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于鸿毛》几乎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宋佳作品”。

片中，她饰演的独身女性李鱼，是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说话直率，行事干脆，异常平静地处理着前夫的后事。作为双女主戏的强势一方，她不仅把臂膀借给佟丽娅饰演的“现任”沈飞鸿，也让观众感到一万分的坚韧和可靠。

很明显，这个角色生长在宋佳的“新女性宇宙”里，她的表演和气质对这个影片至关重要——换个人来演，“李鱼”未必能成立，影片轻盈豁达的基调也很难稳住。

换句话说，编剧和导演正是借力于她近年的典型银幕形象——王铁梅、张桂梅，乃至《祝你幸福！》里背负丧女伤痕的白慧——才搭建出影片讨论女性议题的基本语境，也让观众更容易相信角色逻辑与作品的性别立场。

尽管不少网友称这部作品是对宋佳前作的（拙劣）模仿，但对宋佳来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设重复，而是意味着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作者面孔。

从千禧年至今，勤奋又高产的宋佳出没在大量的影视作品中，是观众的老熟人了。但要说她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好像很难脱口而出。

她可以演正剧里肩负家国命运的刚烈女性（《闯关东》《悬崖》），可以是活泼爽朗的都市青年（《陆垚知马俐》），或在文男电影中作为一个神秘而破碎的符号出现（《好奇害死猫》《师父》《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些作品的调性截然不同，但宋佳在其中总是不会违和。

这大概是因为她身上有种复杂的矛盾感，既性感又朴素，既灵动又深沉，既锐利又温情。相左的特质，让她有了足够的自我调度空间。宋佳自己一度也很迷恋那类命运大开大合、情绪极致强烈的角色。她较劲，想证明自己真的“会演戏”。换句话说，她是个“好用”的演员。

这也呼应了宋佳此前表达过的职业观念——“演员是没有自己的脸的，是为角色服务的，没有资格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态度。”

但从去年开始，她变得不一样了。《山花烂漫时》《好东西》两部极具跨时代意义的女性题材作品，将宋佳推至更显眼的位置。她不仅有了一张鲜明的“脸”，还成了女性题材的“代言人”。她在这些作品中的表演更举重若轻，或者说——当一个在银幕上经历过大悲大喜、冤屈与不甘的人，开始以轻松的口吻说台词，呈现出的则是加倍的淡然和坚定。这也符合当前大众期待看到的理想女性状态。

而不管是《轻于鸿毛》还是待映的《余烬》（导演孙傲谦，搭档文淇）和《她们》（导演张天辉，搭档黄尧），都能体现她有意与青年导演和女性演员紧密合作的创作路线。宋佳评价自己正处于3.0的演艺阶段，1.0时渴望观众记得她的角色，2.0时想要受到尊重、让人放心，而现在，她更想听到观众说“这个戏有宋佳在肯定是好东西”。

她开始引领作品了，不再只是站在角色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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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剖开宋佳所谓的“作者性”，首先出现的一个词是“妈感”。

回到这个词还没有诞生的时代，也就是宋佳还被叫做“小宋佳”的那些年，她就以平均每部戏一个孩子的频次，演了无数的母亲和孕妇形象。

大体来看，她演过三类“妈”。第一类，是困于日常琐碎的母亲，这是影像文化史上最顺拐的女性位置。宋佳涉足的作品庞杂，必然逃不过。例如《小儿难养》（2013年，聚焦80后育儿压力）和《小舍得》（2021年，关于鸡娃和教育内卷），都是不同时期都市生活流叙事的代表，和当时的文艺风潮及社会观念密切对话。

二是背负命运隐痛的母亲。例如《你是凶手》（绝症寻女）、《人世间》（为爱插队）、《风平浪静》（与犯罪嫌疑人结婚生女），宋佳身上敏感与倔强并存的反差，为人物注入了高饱和度的戏剧感。尽管这些角色超越了狭义的家庭定位，但母职仍反复被作为女性欲望受限的修辞手段使用，暴露了叙事范式的陈旧与局限。

第三类，则是带有符号意味的国族母亲，比如《建军大业》里的宋庆龄，《少帅》里的于凤至。宋佳的端庄大气，让她成为这类真实历史角色的安全人选。或者说，她凭借大量大青衣角色累积出了某种道德资源，并与政治合法性相连。国庆档的主旋律电影《志愿军3》就再次发挥了她“靠得住”的特点。

我们今天所说的“妈感”，其实就是一种“公共信任感”。

它既和宋佳过往的长期“在场”相关，也直接由新文本的气质酿造而来。比如《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反复为学生兜底，《好东西》里王铁梅用鼓励的目光同时养育了小叶和小孩。

在现实中，宋佳的公众形象也把作品中的“治愈感”延续了出来：她常常不卑不亢地表达自我欣赏与肯定，也总赞美其他女演员的多彩，被网友称为“给所有女演员一个家”。

由此说开，“妈感”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代表的是安全与亲切，另一方面，它也包含欲望与激情的投射，即“girl crush”。换句话说，当观众喊宋佳“妈妈”时，可能是将她视为庇护之所，也可能是想发生亲密关系的同性对象。

过去，这样的功能往往由理想化的男性角色提供，而今转移到宋佳这样的女演员身上，其实意味着今天的女性观众面对着（或意识到）更现实的问题：进入异性亲密关系的代价，以及在职业和个体实现层面的结构性不安。

而跳脱出传统家庭框架的“妈”，是一种区别于“爹”的权力气质。它不是压迫性的，而是以柔韧与包容为底色，因此能够抚慰和安放沉重的现实处境。

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载着对新叙事的想象——观众不仅能依赖或恋慕宋佳，还可以“成为”宋佳。“妈感”根植于东亚性，也在弥合东亚情感结构的缺口，它代表了一种“温和对抗”的柔性权威，一种已然跨越困境的理想之姿。

由此可见，宋佳的“作者性”深植于文化市场的迫切需求，与时代互相成就。

03

宋佳与其他“作者型”演员都不太一样。

过去，能够形成作者气质的演员，多依托极具份量和国际影响力的作品。巩俐、章子怡和赵涛，都是这类代表。

巩俐演艺生涯的高光期与中国电影的艺术高峰同频。那时，野心勃勃的第五代导演，以传统框架外的女性角色描画自身出走的决心。于是我们看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颂莲、《霸王别姬》的菊仙这些着墨较多、复杂度高的女性形象。而对中国故事带着强烈好奇的国际观众，则在巩俐这个东方韵味的视觉化身上感受到了极大的异质性力量。她所留下的银幕印象，是一种在封建礼教中集隐忍与反抗于一身的“女性-国家”形象。

章子怡是接续巩俐的国际东方面孔。不同的是，她的崛起正值内地电影市场化与合拍片热潮。她得以在两岸三地的大导演与强班底之间迅速磨练，也在跨区域的明星养成机制中彰显个性。她凭借武侠片打女这一拿手类型，一路从《卧虎藏龙》到《一代宗师》，兑现了自身的桀骜与冷峻，也输出了一种叛逆、进取、敢于掌控个人命运的现代中国气质。由此，章子怡的银幕形象与个人特质高度重合，形成了可识别的标签。

赵涛走的又是另一条路。她长期在贾樟柯的镜头里经历与生活，从《站台》《三峡好人》《江湖儿女》到《风流一代》，把迁徙、下岗、流动等社会变迁沉积进一张被时间见证的脸。她的“作者性”并非某种显性的个人风格，而是通过与同一作者文本的长时间联结显现——她是时代洪流中漂泊、挣扎的普通人。银幕上的她浓汇了中国高速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痕迹。也因此，随着第六代导演由地下转向地上，她占据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介于艺术电影与主流分发之间的特殊位置。

以上三位都是具有文化象征或批判意义的旗帜。巩俐是国家话语文化重构的象征，章子怡代表试图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努力，赵涛是以时间性的纪录语法成为中国快速转型的影像索引。

而到了宋佳的时代，中国电影已从寻找自我和走向国际的特殊时期，过渡到工业运营和类型探索的扩张期。她就在此时融入了中国电影工业中各种类型片的需求，成为了一名“配合性”演员。

她演了大量的“烂片”。比如王晶、包贝尔等人的电影，又比如让她获得很多主流奖项的《萧红》，也是部各方面完成度都饱受诟病的作品。宋佳看似演了很多影视作品，但许多也是产业泡沫中的快消品，真正匹配她的机会和位置并不多。可以说，她的角色图谱和过去这二十年的电影产业机制共享同一种随机性与无序感。

我们来看与她同代的女演员。2019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海清那段关于中年女演员困境的发言至今仍被反复提及。台上的几个人如今也都在寻求转型。

比较值得提及的是姚晨，她也成长于市场化高速发展时期，在#METOO运动以后出演的女性题材电影也不少，比如《找到你》《送我上青云》《下一个台风》，监制的有《脐带》《以美之名》等。

但相对于宋佳早期“白纸式”的职业底色，她则是有强个性和外形差异点的演员。《武林外传》郭芙蓉、《潜伏》翠萍、《都挺好》苏明玉……都是极具记忆点的角色。姚晨自出道以来就不是刻板印象中甜美或温柔路线的传统女星，这逼迫她更早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或发挥议题链接能力，乃至后来转型做制片人与青年导演合作，由被动变得主动。而宋佳不一样，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突出的，经历了由“弱”变“强”的缓慢过程。

再看前段时间热议的《Vogue》九月刊群像，可以和宋佳进行路径对比的是刚刚获得威尼斯影后的辛芷蕾。她的合作谱系偏向影展作者：从杨超《长江图》（入围柏林）到戛纳常客王家卫的《繁花》，再到蔡尚君《日褂中天》（入围威尼斯，并斩获影后），一路都在与风格化的导演结盟，在那些“量身定制”的镜头中留下许多惊艳时刻。包括她出演中国版《初步举证》话剧，也是在小众文本的强风格空间里拓展自我。

相比之下，宋佳接的戏就比较“大路货”，或者说她没有那么“谨慎”。一方面，她的许多角色都是时代的最大公约数，很难给观众留下太浓烈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她又与国内的创作生态结合非常紧密，积累了庞大的角色资源，能够成为那个以肉身反映观念变迁的人。

此时的宋佳，其实就正站在三股浪潮的交叉地带。一是主旋律表达与主流文化的强势合谋，她恰好具有双重正当性；二是流量的式微与出品的高风险，她则是可预期、能兜底的典范；三是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观众的崛起，她用“妈感”整合了一种可消费又不失尊严的气质。因此，她从过去的“万金油”升级成为了极具竞争力的关键位。 

当然，这也体现了她“作者性”的另一个特点——极度依赖观众的认同和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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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近期的《志愿军3》和《轻于鸿毛》。

在前者中，宋佳饰演的战时翻译队队长林月明，是个在重病之下仍然坚守岗位的顽强女性。她和张子枫饰演的翻译官李晓一起，丰富了主旋律大片中女性的银幕位置。这样的位置必然有延伸到现实的隐喻性与局限性。但更可惜的，还是这类群像电影或重工业制式作品对演员个性本身的抑制。林月明这样的特色女性角色在吸引观众入场的同时，并不能营造真正满足其需求的新空间，反而容易沦为营销的把戏。 

而至于《轻于鸿毛》，它太用力地在塑造两位女性的区分度，乃至于生硬地给宋佳饰演的李鱼嫁接了许多刻板印象中男性的粗放动作和语气。所以李鱼这个角色看似是新的，但内里还是旧的。

如果将这两部作品和《好东西》做个对比，会发现宋佳在其中的女性角色都有抽烟的习惯。林月明抽烟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越轨性体现，李鱼抽烟更多是搭配公路风景的氛围和造型需要，只有王铁梅抽烟是“非功能性”的。她在写稿子、接孩子以及和同事在楼下聊天时抽烟，这是她的日常生活。这种创作上的表里如一，使得王铁梅成了一个鲜活的人，并被广泛谈论和喜爱。

这其实证明，极少有影片能够将“进步女性”从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成动态的人。

如果说巩俐、章子怡、赵涛所代表的女性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文化符号，那么在此之后，随着中国电影艺术探索的乏力，女性角色则长期被困于既不够抽象又不够生活的悬空地带。姚晨的身份转型、辛芷蕾的赛道精选、宋佳的大量试炼，都是对环境的回应与抗衡。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演员们同样受到被固化为“典型”的困扰。市场上立体女性角色供给太少，女性题材叙事仍不够多元。当“新女性”也变得千篇一律时，她们也将在无形中被缺乏原创性的角色们消耗。

再看男演员，与宋佳在职业路径上最为相近的，其实是雷佳音。他同样是从参差不齐的项目里一路摸索，到近几年才获得清晰的角色标识——窝囊废。这似乎与宋佳的“强女”角色也形成了对照，两者背后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成因。

但回到创作生态，以“普通中年男性”作为叙事核心并非先例、且位置充足，无论在大众层面还是工业内部，对其都有更大的容纳度。所以雷佳音可以一直演，进入大导作品，霸屏各大档期，直到观众厌烦。

相反，我们之所以用“宋佳”来讨论女性题材，恰恰因为她曾带来的角色极具开创性。也因为稀缺，宋佳不由分说地承担起超过个体承受力的象征职责。但这样的信誉驱动型演员都有难以回避的发展轨迹——在情绪流变中被举高又摔下。

回到“作者型演员”的根本——如果说演员终究要由作品成就，那么现有环境尚不足以承接宋佳的表演密度。相应地，她自身对作品的审美判断，也难以在养分稀薄的环境中一蹴而就。宋佳不少作品下常见“浪费演技”的评价，即是征兆。这意味着，她好不容易显影出的“作者性”，或将长期停留在萌芽的状态。

这并非悲观，而是指向那些重要却无解的问题：行业能否持续供给高质量女性形象？社会是否还容纳更具突破性的女性话语？我们是否愿意为个性与创造腾挪真正的空间？

这不是宋佳的局限，而是我们共同的处境。

写这篇文章时一直在怀疑，勾连宏大叙事的写法会否淹没她的能动性？文中的几组对列是否真的有必要，会不会太像无意义的比较？我又凭什么可以对一个（没有经过一手访谈的）人下判断？

其实每次写文化研究向的文章时，都很怕遮蔽个体的声音。因为始终相信，对事实的「呈现和还原」大于对事实的「阐释和观点」。尤其在这个嘈杂的当下，「事实」是那样的稀缺，而有时候「观点」会粉饰或扭曲部分的事实。这在那些着急亮出观点而轻视信息差的精英写作中尤其严重。

这样来看，我的身份认同肯定不是评论家，也不是记者，而是媒体从业者。媒体有一定的规则和伦理，也开放给了我们提出观点的权利。我要的就只是这个空间。

但在写作层面，似乎没有哪一种写法是更正确或者更高明的。记者型写作强调原生材料与一手证据的不可替代性，文化评论重视材料组织与理论阐释所提供的洞见，大概率两者会相互交织。

真正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站得住脚？如何让它真的基于某种事实，而非文学化的联想？

在没有专业标尺之前，只有反复拷问自己的心了。

对权力话语保持警觉，对知识生产的传统范式祛魅，尊重感知、细节和流动，以写作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