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貝爾演講心得》第九集：頤指氣使的，是那個終於擁有語言的人

■ 我的實際經驗與歷史對照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並不平坦，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範，所以，儘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聽到莫言說這段話時，我腦中閃過的，是自己國中、高中的作文課。那是八〇年代的台灣，經濟飛速成長，社會滿口「現代化」與「勤勞致富」的口號。作文課自然也順著這套語言體系運轉。

課本裡的「優良作文範例」幾乎千篇一律：〈幫助老奶奶過馬路〉、〈我最敬佩的總統〉、〈一個見義勇為的孩子〉。題材永遠是英雄楷模、好人好事，沒有失敗，沒有混亂，更不容許泥土、血汗與氣味存在於文字之中。

我記得曾經想寫：插秧的稻田並不是詩裡描繪的「清新的泥土味」，而是混雜著臭水溝的氣息；潮濕的稻子曬不乾，在「埕」裡翻騰發霉，那股悶味鑽進鼻腔久久不散；紅磚砌成的矮牆裡，小豬仔吱吱叫著，聲音尖銳黏膩，混著糞尿的氣味，彷彿把整個後院都浸滿了。

我把這些寫進作文簿，卻被老師用紅筆批註：「與題意不符。」那幾個字像一把尺，把我真實的鄉土經驗切割成「不應出現的語言」。在那個年代，泥土、豬圈、稻埕被視為「落後」；作文裡只能有「整潔、進步、現代」，彷彿只有那些才配進入文字，才配被書寫。

■ 作文語言 vs 文學語言

作文範例這樣開頭：「今天陽光耀眼燦爛，我心懷感恩地攙扶老奶奶過馬路，心裡充滿無比的喜悅，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

而莫言的小說開頭卻可能是：「那天太陽毒辣，土路冒著熱氣。我看見一頭牛倒在地上，肚皮鼓得像要炸開，蒼蠅落滿牠的眼睛，牠已經死了。」

這兩句話之間的距離，就是作文與文學的距離。前者是被規訓過的「理想敘事」：善惡清晰、情緒單純、乾淨得不留痕跡；後者則赤裸、混亂，帶著氣味與不安感，正是現實本身。

因此，當莫言說：

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

這不只是回憶童年，而是一種作家的叛逆，是奪回語言、抵抗規訓的行為。

■ 理論與文學霸氣

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
在《秋水》這篇小說裡，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遊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
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並不認真，但他們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莫言曾直白地說過：「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這句話是對我們作文教育最直接的反擊。作文教我們「端正筆直」、「迎合讀者期待」，文學卻告訴我們「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莫言在諾貝爾演講中將這句話修飾成：

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這種「霸氣外露」對我而言，是被噤聲到奪回語言的報復快感。它顛覆了作文教育中那種「謙卑、服從、說別人想聽的話」的文體規訓，宣告了文學的自主主權。

■ 語言作為奪回的領地

莫言在《秋水》中首次寫下「高密東北鄉」

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遊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

他高舉著「高密東北鄉」的大旗，將「文學領地」視作真正的土地，語言是土地，命名是權力。
在台灣，八〇年代作文教育下的孩子，被迫學習如何寫「整潔的城市、勤奮的工廠、繁榮的百貨公司」。我們被教育去描寫一個「進步的世界」，我們淺移默化、欣然的接受，不寫出我們「自家屋後的水溝，季節到了就會開滿牽牛花」、「賣魚攤老闆的刀工技術與市場裡的血水」。

這樣的反轉，讓我看到：真正的文學，往往誕生於那些被視為「不應書寫」的事物。

■ 作家應有的語言霸氣

兩岸的教育制度、大陸改革開放與台灣經濟起飛，在形式上驚人地相似，都將語言訓練成「服務時代主旋律」的工具。但莫言開天闢地的說出「狗膽包天」、「頤指氣使」告訴我文學的價值，正在於拒絕這種服從。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忍受一切規範與束縛，但在文本語言裡，我們必須「獨斷專行」。

然而「頤指氣使」容易被誤讀為日常生活中那種「講話很衝」的人。他們常說：「我只是講話直接，沒有惡意」，卻往往忽略場合與對方感受，把「不修飾」當作「真誠」，甚至讓語言成為一種社交粗糙與權力姿態。

**莫言說的「頤指氣使」與此完全不同。

它不是針對人的無禮，而是針對語言與文學領地的「絕對主導權」。他在創作中拒絕服從「乾淨、端正、迎合時代主旋律」的語言規訓，敢於將被視為低俗、骯髒、不能寫的東西重新寫回來。這是一種「語言解放」的霸氣，而非日常社交中的粗魯。

• 「講話直接」是把社交過濾器關掉，多半只是輸出。

• 「頤指氣使」是奪回語言，重寫現實，把教育抹掉的東西重新命名，是創造性的行為。

我不是想解讀為寫作者姿態高人一等，而是「在文學裡，我不再被馴化；我用語言重建一個我能主宰的世界。」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把那些不能寫的、不能說的、被教育抹去的經驗，重新寫回語言，重新寫回歷史。

就像莫言所說：

在文學裡，我是狗膽包天，頤指氣使，獨斷專行的人。

這是我所嚮往的、我想表現出來的姿態，也是經過長期失語後，終於擁有語言的人發出的吶喊。

《莫言諾貝爾演講心得》第十集：明白自己該怎麼幹的那一刻，我從讀者變成了說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