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奇迹

我没有去过古巴，没有去过哈瓦那。我对哈瓦那并不了解，却十分熟悉。这么讲起来好像有些矛盾，实际上的确是如此，这都是拜我的朋友A所赐。他有着诗人一般的长长的古巴名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工作日茶歇那短短十几分钟的空挡，他绘声绘色讲起关于古巴和哈瓦那的事情来。算起来，我们相识已经快要十年。

A时不时在寻找中国和古巴之间的联系，好像如此就能找到支持我们相识的证据似的，比如古巴曾是拉丁美洲华侨人数最多的国家，比如哈瓦那唐人街曾是整个拉丁美洲最大的中国城。难道我们是因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才成为朋友的吗？难道因为他是古巴人，我是中国人？我不以为然。可是渐渐的，我又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了，毕竟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切行动和生活轨迹，都与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息息相关。个人命运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

前不久，A给我看了一小段热闹的视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哈瓦那的中国城，许多华人正在舞狮。这个场景我在纪录影片《古巴双旦》中又看见了——黄美玉说她练习舞狮的时候狮子头有35磅那么重，舞动起来非常吃力，因为当时无法再从中国运送任何东西去古巴，所以每年师傅都会给狮子头涂上新的油彩，年复一年就增加了狮子的重量。我不知道他给我看的狮子头，和黄美玉的狮子头，是不是同一个？我于是也把纪录片这一小段录下来，分享给他看。《古巴双旦》中，导演魏煜格跟随着双旦的背影，走在哈瓦那的中国城中。我也跟随她们的脚步，终于踏入了这个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和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让我感到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魏煜格说：“我20岁出头离家到加拿大求学，同时游历了很多地方，总是被那些能过跨越很多边界的人吸引，喜欢研究、探寻他们如何在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并创造奇迹。”

何秋兰（Caridad Amaran）与黄美玉（Georgina Wong）便是这样游刃有余，她们的故事便是这样的奇迹。

何秋兰是古巴人，没有任何中国血统。她之所以叫何秋兰，是因为在流落街头时，被一位姓何的中国人好心收养，后来，因为何先生得了肺炎，害怕被感染的母女又回到了街上。这一次，命运将方标安排在了她们的生活中。这位一心想要学学戏、因为家里不许而远走古巴的中国男人，成为了何秋兰的父亲。方标是一位仁爱的父亲，他不仅为妻女提供生活保障，还教会了何秋兰粤剧。他们家每天晚上都会去看和中国有关的电影。正如魏煜格感叹道：“有多少父亲能够在给女儿提供温饱之后，还能与她分享艺术带来的满足和喜悦呢？”

黄美玉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古巴人。黄美玉与何秋兰都是家中独生女，她们自小在学校相识，结为姐妹，一同学习粤剧，并在古巴华人社群中表演。当时，美国与古巴还有频繁的文化往来，许多中国粤剧明星去巡演时回过路古巴，因此秋兰与美玉有过不少与她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影片中，她们讲那段充满音乐、演出、舞会和礼物的童年时光称为“梦幻一般的岁月”。

她们长大之后，从事不同的学业和工作，离开了乐团，就这样失去联络将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历史的巨人推动社会巨变，也以亲切、真实、甚至平凡而脆弱的身影在她们的生活中一闪而过：在哈瓦那大学，何秋兰与来访的卡斯特罗握手的瞬间——“他的手非常柔软”——在餐厅中，服务生美玉帮卡斯特罗将中文菜名翻译成西语，在卡斯特罗的惊讶回问、在黄美玉来不及展开的关于父亲的回答中，还有在黄美玉离开酒店时与刚刚抵达的切·格瓦拉擦身而过的时刻，她们通过那两双深沉的眼睛、那两位战士的身体，与整个世界的苦难相连。

半个世纪中，中日战争爆发，新中国成立，古巴革命胜利，美国与古巴断交，哈瓦那的中国城也在这一切之后渐渐衰落了。何秋兰重回中国城，看见一片萧索景象，忍不住落泪。她听说黄美玉还在此地，因此去寻她。二人终于重逢。

此时双旦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当年中国城的繁华与生命力也已远去，哈瓦那的华人社群也如“芒果树一样”凋零。她们重新建起乐团，除了出于对粤剧的爱，一定也出于对父亲的追思和对往日幸福的回忆。粤剧是方标教会何秋兰的语言。方标因为粤剧而去了古巴，无论他到哪里，粤剧都是他要种下的种子。而有着纯粹古巴血液的秋兰，面对养父给予她的关切和照拂，面对他传递给她的最珍贵的礼物，敞开了自己的心。 在这件事情上，父亲和女儿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超越了中国与古巴的关系，超越了文化的意义。

魏煜格说，何秋兰在“父亲去世之后对于父亲、青春、粤剧舞台的怀念融于一体，似乎非回到父亲和粤剧的故乡不能缓解。”我难以想象，何秋兰与黄美玉站在祖庙戏台上表演粤剧的时是何等百感交集。我去过祖庙，也曾站在那方戏台下，我还记得当时人头攒动，为了看清舞台，我只能和许多游人一同挤在花坛上。对于我这个匆匆的过客，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戏台罢了。对于这两位古巴人，这座戏台的含义又如何呢？在台上，她们俨然有腔有调的中国双旦。台下的中国观众渐渐聚集，聚精会神地欣赏。这一幕难道不令人动容吗？这难道不是双旦找到自己精神故乡的时刻？难道不是方标和其它无法回乡的哈瓦那华侨们，随着她们的唱腔一同回到了家园？

秋兰来到开平，在这片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寻找到方家碉楼，这一幕让我最为感动。方标已经不在人世，碉楼旁的土地上是郁郁葱葱的青草和树木，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方标的灵魂、思想和精神，通过粤剧的形式，在遥远的古巴找到了栖身之地，并且通过何秋兰，通过黄美玉，还有他们的孙子、孙女，永远地存在了。

方标教何秋兰唱腔、习字、发音时，我便想到A教我的很多事情。他知道了我在学salsa舞蹈但学不会。我们在散步的路上，他说，现在跟我学，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una，dos，tres，y——una，dos，tres，y——他就这么轻快地跳起了舞步，用舞步带领我缓缓前进着。他解释说，古巴人舞蹈、歌唱、做事的所有精髓，都在这个好似因为拖长而慢了半拍，却永远不会脱离节奏，反而为其增添光彩的y上。还有一回，我们在湖边找到一架钢琴，他坐下来开始演奏。五月份的夏天还没有成熟，暖和的风吹过头顶的大树沙沙作响。在湖水击打岸边的声音、儿童玩耍的声音中，他弹奏一曲salsa，非常快，非常复杂，几乎让他痛苦。他说，他喜欢这里略带潮湿的空气的味道，还有白云点缀的蓝天，因为这味道如同哈瓦那空气的味道，这样的蓝天也宛如哈瓦那的蓝天。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哈瓦那。

我们距离古巴如此遥远，他把古巴带到我身边。有时，我会觉得我仿佛已经走过哈瓦那大学门口的台阶和车水马龙的广场，走过刷着陈旧蓝色油漆、有儿童追逐打闹的街区，走过临海不过一百米老旧居民楼、时不时传出胆怯又流畅的钢琴乐声的过道。这个说着口音浓重的西班牙语、喜欢喝朗姆酒、喝咖啡、去西班牙海岛或是多米尼克共和国碧蓝海岸度假的古巴人，和我这个中国人，除了在一家公司上班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我们的生命竟然在一个无论是距离古巴还是距离中国都很遥远的欧洲城市、在这不过几平米大的办公室重合了。因为这样历史性又奇迹般的相遇，我了解了古巴人如何舞蹈，如何听音乐，如何阅读文学，如何讲笑话，如何用手势表达情感，与熟人说话时又如何囫囵吞枣地发音，如何因为肤色互相歧视，如何爱……

“她是半个古巴人。”他向双胞胎兄弟介绍我时这么开玩笑说。那天我们三人坐在湖边吃午餐，阳光很好，风很大。A坐在我对面，他的兄弟坐在我左手边，右手边是广阔的波光粼粼的湖面。我与他的兄弟交谈时，他什么话也不说，双手抱在胸前，一副饶有兴味的样子看着我俩。我呢，我看见的就是这么一个人，有着无数我不了解的故事和秘密，却这样简单和快乐地坐在被风吹拂着的、闪闪发光的树叶下。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时刻，没有大事发生，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知道，我看见的是奇迹的光辉洒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