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之城：香港人為何沉迷鬥爭幻想？

殖民遺產與資本主義的交錯

香港社會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迷戀，並非偶然，而是歷史與制度交疊的產物。殖民時期的官民分隔，讓大多數人無法參與政治，只能透過學業成績與財富積累追求上升。這種功績導向形成了「升得上去＝有價值」的潛規則。進入後殖民時代，高壓的功利教育延續了這種邏輯，學生自小被灌輸「輸一次就等於人生輸」的訊息。同時，資源集中與房地產霸權製造了極端的階層鴻溝，社會只能以金錢與物業作為單一成功標準。在這些條件之下，「鬥」與「爭」自然成為香港人熟悉而被迫接受的語言。

鬥爭作為唯一的能量來源

在資源緊縮與制度僵化的社會環境中，合作與共存被視為軟弱，制度設計則被認為虛幻而不切實際。媒體和娛樂產業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氛圍：新聞熱衷報導對立與罵戰，綜藝與娛樂圈刻意營造矛盾，甚至地產商之間的競逐都被包裝成「英雄對決」。最終，社會形成了一種奇特現象：鬥爭不僅是現實的生存工具，更成為了集體的娛樂與精神寄託。

心理補償與幻象公平

然而，香港人沉迷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單純是因為殘酷，而是因為需要相信遊戲仍然「公平」。如果承認制度不公，自己所受的痛苦與努力就會失去意義。於是，心理補償機制便產生：失敗被解釋為「唔夠叻」，而非制度有問題；制度被包裝成「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而非人為設計。這種「幻象公平」提供了精神安慰，但代價是集體內化了自責，並將壓力轉化為打壓他人。結果，社會進入一種虛假的 meritocracy（功績主義）：每個人相信努力有回報，但實際上只是為制度提供合理化的外殼。

行為層面的文化投射

這種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有明顯投射。香港人喜歡看衝突與罵戰，因為那是替代性的發洩；面對問題，習慣第一句就是「睇下邊個叻啲」，因為勝負才是唯一的評價指標。對合作與共贏缺乏信任，因為潛台詞是「最後只會剩一個贏家」。甚至，社會還會推崇那些「講得大聲、贏得狠辣」的人，將狠勁視為能力的象徵。這並非因為香港人天性殘酷，而是因為制度長期引導大家相信：與其輸掉，不如成為殘酷的贏家。

我的觀察：幻象與文化自殘

這種「達爾文幻象」其實是一種文化自殘。香港人並非真心熱愛鬥爭，而是被迫在缺乏替代方案的環境中，將鬥爭視為唯一能夠自我證明的方式。問題在於，愈相信「弱肉強食」是自然規律，愈可能忽視制度如何被設計成對大多數人不利。於是，弱者不僅被壓迫，還會幫兇手辯護，說服自己「我唔夠叻」，而不是質疑「遊戲為何如此設計」。這種文化最終削弱了社會的同理與集體意識，使香港陷入一種「以鬥爭麻醉痛苦、以殘酷合理成功」的惡性循環。

結語：從幻象到清算

因此，香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想殘留，而是滲入教育、職場、媒體與家庭的潛在規則。它讓香港人沉迷於鬥爭幻想，卻忽視制度與合作的可能性。「香港人唔怕輸，佢哋怕承認遊戲唔公平。」 這句話或許最能總結這種文化心理。若香港要擺脫這種幻象，就必須從承認制度設計的角色開始，重新建構一種能夠容納合作與共存的價值基礎。否則，這座城市將繼續在鬥爭與比較中自我消耗，直至文化的根基被徹底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