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幻觉的独家配方
说自我是一种幻觉,这早已是陈词滥调。
关键问题是:自我究竟是哪一种幻觉?
旧哲学多从内容着手,把我们称作自我的东西解析为一堆感觉、知觉、情绪、信念等,然后宣称,此中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人格或主体,也就是自我。
这种做法狡猾而又愚蠢,好比一个无聊之徒把你的电脑拆得七零八落,向你展示其中的硬盘、主板、CPU、内存条等,然后宣称,你从没拥有过一台电脑,你拥有的不过是硬盘、主板、CPU、内存条等。这逼真是无聊到了极点。
正如电脑并不仅仅是硬盘、主板、CPU、内存条,而是这些元件的有机组合。自我也不仅仅是感觉、知觉、情绪、信念,而是这些心理元素的有机组合。如果感觉、知觉、情绪、信念得不到适当的整合,那么你根本就意识不到你具有感觉、知觉、情绪、信念,完全无从谈起它们。你之所以能意识到你有感觉、知觉、情绪、信念,你之所以能反省它们,是因为你有自我。自我就是这种反省意识,如笛卡尔所言,是“我思”。
自我不在于“内容”,它首先是一种“形式”,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形式。
然而,自我确实是一种幻觉,一种非常高级的幻觉。
幻觉抑或“真觉”,并不取决于内容,而取决于形式。
这由生命的本质所决定。
生命的本质是感应分离。
对于前生命阶段的物质而言,感受到外物即等同于与外物发生化学反应。伴随这种感应,两种物质双双瓦解,转化为新的物质。
而生命超越了化学感应。在感受到外物之际,它可以选择是否与之发生深度化学反应,从而不至于在反应之时瓦解,能长时间保持自身化学状态的动态稳定,即“生存”。选择通过预测进行。感应分离标志着心理的诞生。预测并非心理的外延,而是其内涵。
自预测之始,误差就不可避免,相对于化学反应的极度精确性。
但误差远不等于幻觉。仅当预测的准确性可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校验,误差才会被判定为误差。
对于低等生物而言,校验只能通过多感官的协调来进行,并无所谓的“客观标准”。误差之所以被判定为误差,仅仅在于它造成了多感官间的不协调。
比如窗玻璃上停着的一只苍蝇,它的复眼视觉告诉它:“飞吧!你面前是一片自由自在的天空。”而它六条腿的触觉却又对它说:“别飞!你面前分明是一堵密不透光的墙。”苍蝇究竟是哪种感觉的预测出现了误差?是视觉?还是触觉?在它的视觉看来,触觉错了。在它的触觉看来,视觉错了。趴在窗玻璃上时,苍蝇的两种感官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导致其在动机上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使其万难作出自洽的动作:要么在玻璃上乱飞乱撞,要么眼巴巴地看着风景而不敢起飞。
随着神经即心理的进化,预测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容易出现不协调的情况。个体越来越不堪重负,愈难单凭一己之脑进行协调。于是,进而出现了主体间协调:个体将自己的预测拿到其他个体面前,看看他者的预测能否与之相容,如不能,则依据卑幼服从尊长,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取舍,将卑幼方和少数方的预测判为误差,加以抑制和排除。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幻觉”诞生了。
所谓幻觉,并非一般的误差预测,也非一般的不协调预测,而是在主体间不能达成协调的预测。它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性判断。无主体间性的动物只有预测误差,而无所谓幻觉。
主体间性源于温血动物。通过主体间协调,动物个体抑制和排除了大量的预测误差,也就是基础意识水平的幻觉,从而大幅增强了群体合作,甚至还强化了立体运动视觉(我在别处有详论),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生存率和繁衍率。
过了数千万年也可能是上亿年的好日子后,新的灾变出现了。
凡是心理,必是预测,无意识的感觉、有意识的知觉、更高级的主体间意识皆莫能概外。随着主体间性的高度发达,它本身也开始大量出现误差,变得越来越难以协调——主体间意识本身也幻觉化了。
基础意识水平的幻觉只是简单的感觉和知觉。主体间水平的幻觉复杂得多,表现为主体和主体间关系上难以协调的预测误差。
借道金斯的飞猪比方——
假使你看见一只会飞的猪,它只是单纯的蠢然之物,你只想捕猎它,或逃避它的捕猎,或与它相安无事。那么,你仅仅是有基础幻觉。
假使你看见一只会飞的猪,它一点也不蠢,能和你交流乃至说话,能与你分享所见所闻,能指引你去寻找其他猎物。那么,你就有了主体间幻觉。
与基础幻觉不同,主体间幻觉不易靠主体间校验来克服。
欲知飞猪真假,你可以带它去见你的家人朋友,看看他们是否也看得到它。但即使别人看不到这只猪,你也未必能认定它是幻觉——假如飞猪也看不见你的家人朋友呢?你的家人朋友是否也是幻觉?你是信飞猪还是信亲友?也许不用二选一,你可以全选。亲友固然是实,飞猪也未必为虚,毕竟在和它作伴时,你能看到不少和亲友作伴时看不到的风景。有时这只猪可以带你采到更多的野果,打到更多的猎物,不啻于为你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你还是很难处理飞猪和你亲友的关系,有时不免要强迫飞猪承认你的亲友,这或许还算容易。倘若反过来,要强迫你亲友承认飞猪的真的,那难度可就高了。倘若由此引发家族乃至部落的严重冲突,发生暴力对抗乃至族群解体,那可真是大灾难了。
除了幻觉出作为伙伴的飞猪之外,原始人还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飞猪。你会在族人面前公开扮演飞猪,张双臂欲飞,并发出猪叫。这是主体间幻觉的两个大类,前者是他者幻觉,后者是对自身的角色幻觉。因为缺乏下一阶段才能出现的叙事能力,原始人通常很难主动回忆自己的幻觉。在不扮演飞猪的时候,你往往记不起自己扮演过飞猪。飞猪就仿佛是一个神灵,往往出其不意地附上你的身体。族人能接受你变成一只飞猪吗?就算他们能接受,你自己接受得了吗?入戏太深的你不会因为怕被人类猎杀而疯狂逃亡或疯狂反杀吗?于是,又一场灾难。
旧石器时代与智人一并崛起的还有尼安德特人。尼人的总数量不亚于智人,但族群规模远小于智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终受限于泛滥的幻觉及由之引发的连绵不绝的群内冲突。智人也曾长期处于同样的困境。《国语》对此有记载: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
与原始人心智处于近似水平的是学龄前儿童。
自两周岁起,绝大部分学龄前儿童就喜欢玩“假想伙伴游戏”和“cosplay游戏”。许多幼童幻觉出一个小伙伴并试图让家人承认之。当家人坐上一把特定的椅子时,幼童会哭闹抗议,因为家人坐到了他小伙伴身上,把小伙伴压疼了。当全家外出时,幼童会强令家人开灯并开电视,因为他的小伙伴怕黑且喜欢看电视。另有大量幼童幻觉自己是一只动物:猫、狗、恐龙或神话动物各种都有。他们在亲友面前扮演这些动物,像猫一样翻肚皮,像狗一样戴项圈,像恐龙一样冲天怒嚎,而且事后难以回忆:重新变回人类的他们自然不会有当猫当狗当恐龙时的记忆。
一些胆小而乐观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仅仅是幼童“想象力过度活跃”的表现,并非虚实不分的幻觉。幼童只是入戏太深,对角色投入了“太多的情绪”。
实际上,过度活跃的并不是孩子的想象力,而是他们的主体间性。区分回忆和虚构(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力)是反省意识的功能。学龄前幼童尚不具备这种功能。他们确实普遍具有大量的重度幻觉,就和原始人一样:“家为巫史”,“民神杂糅”。
我们之所以特别宽容幼童,是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孩子们将在数年之内摆脱这些幻觉,成长为一个有理性的正常人。
所以,真正需要解释的是:现代社会中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何以能如此“正常”?我们的主体间幻觉究竟是如何消退的?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我们还是先回到上古社会——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三到四万年间,原始宗教诞生了。大多数的部落民似乎失去了与天地诸神直接沟通的能力,即失去了重度的主体间幻觉,这一能力或幻觉被早期的专业祭司垄断了。我们通常称这些祭司为萨满。
石器时代的萨满留下了大量的岩画。岩画是一种原始的理性反省活动,即借助石壁和颜料对视觉经验进行反省。在石器时代,这是一种稀有而珍贵的高级技能,只有极少数营养和天赋兼备的人才能掌握。一般部落民无此技能,所以他们无法主动回忆自己的幻觉,只有萨满做得到。在岩画中,萨满们不仅记下了自己的幻觉,也记下了部落中其他人的幻觉。正是通过帮助族人回忆幻觉,萨满们破天荒地对全部落的幻觉进行了规范和统一,对幻觉中的众神进行了分类和规制,使其“无相侵渎”,从而大大抑制了群内冲突,使部落的团结日趋有机化,进而使部落规模超越了邓巴数的限制(150人左右),出现了复杂的分工和分层。此为文明之始。
萨满是最早拥有反省意识的人。岩画过于静态,更多是证明了他们拥有反省意识,却难以呈现他们获得反省意识的过程。
除擅长绘画之外,比起寻常部落民来,萨满另有一大文化技能——其独特的通神术。
萨满经常在部落公众面前被神灵附体,但与一般被附体者的完全被动和无知无觉不同,萨满对自己的被附体有相当的觉知和掌控力:他们能与神灵对话,讨价还价,有时可以拒绝神灵的附体要求。寻常部落民也能与神灵对话,但却不能在公众面前被该神附体。
在原始社会中,只有萨满同时做到了这两件事:
一、与一个幻觉人物对话;
二、在公众面前扮演这个幻觉人物。
这意味着此人将自身的他者幻觉和角色幻觉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整合了起来。
这种极为独特的组合方式构成了自我反省意识,亦即理性。
当你持续地与一个人对话,又不断地在旁观者面前扮演这个人,那么,不管这个人原来是谁,他都会变成你自己。
自我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自我之为幻觉,不在于其内容虚假,而在于其形式虚假:它是两种幻觉的组合。
与萨满相似,文明社会中的儿童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他们经常同“假想小伙伴”对话,也经常在亲友面前扮演“假想小伙伴”,终于有一次,这两个“假想小伙伴”碰巧是同一个,于是儿童领悟到:这个“假想小伙伴”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
他者幻觉和角色幻觉“结盟”之后一家独大,全面压制或“收编”了其他众多主体间幻觉:要么抑制它们,使其难再出现,要么将它们内化,使其失去情绪活性,成为虚拟的他者或虚拟的自我,用以进行虚拟的主体间运演,亦即理性思维。拥有理性意味着个体可以自发自由地唤起回忆,可以清楚地辨别回忆和想象,进而学会了各种推理,包括科技上的事实推理和道德上的价值推理。
于是,生物界再度太平,迎来了又一个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明时期。
在文明之始的石器时代,人类所崇拜的神正是与萨满对话的神,也是为萨满所扮演的神,也就等于是说,祂就是萨满的自我反省意识。凭借独此一家的理性,萨满不仅垄断了部落的宗教权,还垄断了诸多“世俗”权力。他们不仅是教主,还是酋长、将军、大艺术家和大发明家,是全能的超级人物,无所不知的圣人。
后来,随着文明的缓慢演进,人类的营养水平和文教水平日渐提高。自我反省意识或理性不再为极少数人所垄断,一天天地普及化,平民化。但纵使如此,它依旧相当珍贵,相当稀有,很难为大多数人所拥有,更遑论理解,因此一直脱不了神秘、魔幻的性质。
到了公元前数百年所谓的“轴心时代”,古人中的一部分聪明人心想:既然神就是自我意识,许多人都有之,我们为啥还要崇拜神呢?何不直奔主题,直接崇拜自我意识?
于是,新宗教和哲学就诞生了。“认识你自己”“梵我一如”“心外无物”之类的新信条取代了萨满祭司们“敬神”“虔诚”的旧教旨。
自18世纪起,启蒙运动掀起了新一轮理性崇拜、自我至上的狂潮,至今仍未停歇……
光凭理性,就足以压制绝大部分的幻觉,但并非全部,所以理性人还是会疯。正如单凭人体自带的免疫系统,就足以打败绝大部分的病原体,但并非全部,所以人还是会病死。
更何况,与主体间性类似,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理性的发展也逐渐进入了亢进期。反省思维本身的不协调日趋频繁,日益严重,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妄想和偏执。妄想和偏执本身并非幻觉,可称之为“后幻觉”。
继续以道金斯的飞猪为喻——
在文明时代,这只猪进化出了新形态,不再需要你真的看见过它。你只需相信它必然存在即可:它必然会在未来的某时某地华丽现身,不嚎则已,一嚎惊人!它将改变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最不济,也能改变你的整个人生。为了迎接这只猪的降临,事先同它搞好关系,就需要你持有大信仰,作出大奉献,与不信它的异教徒做坚决决绝的殊死斗争,纵违背常情常理,践踏公序良俗也再所不惜。区区俗世的情理秩序哪里比得上飞猪带来的天堂律法?
这只飞猪的崇拜者就是历代各门宗教、各种学说的狂信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正统宗教都曾对行巫术者进行过指控和审判。早先,宗教审判起到了清除顽固精神病人的效果,这些人的主体间幻觉十分严重,以至于不受一般理性教育的抑制。审判他们,对他们施以刑罚和隔离确实起到了净化社会,团结人群的作用。然而,时至中世纪(不分东西方),指控和审判愈发狂热,无需充分证据即可定罪用刑。许多时候,被告并无主体间幻觉,然而原告偏执地相信巫术有效,相信主体间幻觉为真,相信被告就是巫师,有主体间幻觉。原告的这一系列信念无疑是一种妄想,因这种妄想而不惜违背道德,残害无辜,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病。
就目前来看,理性内部的混乱只能通过理性的自协调来抑制。比理性更高一级的,能用来校验理性的心理功能尚未诞生,我们也无法预言它在未来能否诞生。当然,更绝无可能人为设计出这样一种功能,除非我们已经拥有了比这种功能更高一级的功能,也就是比理性至少高出两个级别的心理功能。这无疑是循环论证,痴人说梦。
所以,就此打住。
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观点——
如果你经常同幻觉人物对话,那么,你很可能有精神分裂症。
如果你经常扮演幻觉人物,那么,你很可能有分离性身份认同障碍。
如果你既经常同幻觉人物对话,又经常扮演幻觉人物,那么,你很可能兼具精神分裂症和分离性身份认同障碍,着实病得不轻。
但如果,你与之对话并扮演的幻觉人物是同一个的话,那么,你差不多就是一个正常人,和众多有理性的人一样正常。
读到这里,脑力尚有余闲的读者也许会想起一部经典影片——希区柯克的《惊魂记》。片中的精神病人貌似属于第四种情况,他既能与亡母对话,又能扮演亡母去杀人。他为什么是精神病人?按照本文的观点,他难道不该是个有理性的正常人吗?
答案是:既不是,又是。
在影片的主体部分,精神病人确实经常扮演亡母,但这种扮演并非面向公众,仅仅是面向被他杀害的落单女子。这种行为的主体间性较为低下,更像是非社会性的敌对行为。病人无法通过观众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扮演,更无法将观众进一步内化为一个虚拟社群。所以,他无法籍此获得理性,未能免于疯狂。
然而,在影片的末尾,事情发生了重大转机。罪行败露,被警方逮捕后,精神病人在牢房里扮演起了亡母,试图让警察、狱友、心理学家一众人相信“她”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断无连杀数人的能耐。他终于开始公演了!这是他精神病痊愈的契机。
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他有很大的概率变成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的连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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