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的夏天——一九八九：风暴、逃亡与伊甸园

第一部　五月风暴

一、最顺利的春天

1989年的春天，本来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顺利的一个春天。短短一段时间里，我们接连得到两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我们四个师兄弟组成的研究生团队，因为过去两年在川西草原上灭虫、灭鼠的工作做得很成功，被告知将由四川省推荐为省级优秀研究生团体。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这是对几年野外工作的一个很大的肯定。

紧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甚至更大的喜讯。我和师兄肖龙被列入一个国家的“直通”项目，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直博。按照当时的安排，我们不需要再读完第三年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第二年结束以后，就可以直接转入博士阶段。那是1989年，博士还是凤毛麟角。对二十二岁的我来说，一条非常清楚、也非常光明的学术道路，似乎已经在眼前展开。

可是，五月来了。

一场席卷全国的浪潮很快淹没了成都，也淹没了四川大学。原来关于优秀研究生团体、关于直博、关于我们未来学术道路的一切，突然停了下来。没有了。再也没有消息。

那个春天开始时，我以为前面的路已经很清楚。五月，却第一次把它截断了。

二、风暴进入校园

四川大学很快被卷了进去。学生、教师，校园里到处是人、消息和议论。空气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仿佛每个人都正在参与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今天回头看，我也必须承认：当时的我们并不真正明白这一切最终会走向哪里。

我们当然知道一些明确的口号。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反对贪官污吏。这些我们能够理解，也很容易认同。但对于那场运动背后更深的社会背景，我们这些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生，其实相当隔绝。后来我才知道，1988年价格改革造成的物价上涨乃至抢购潮，是当时社会不满的重要背景之一。可是在川大的校园里，我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切身体会。

原因也很简单：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消费。也许半年才买一次衣服，平时最大的开销就是在学校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菜一如既往地难吃，我们甚至没有明显感觉到价格发生了多大的波澜。

那时候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关于食堂包子的笑话：第一口咬下去，没有咬到肉馅；第二口再咬，已经咬过头了。

我们就这样过着清贫、单调，甚至有一点荒诞的校园生活。风暴却已经越来越近。

三、信息之外

那还是一个前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缓慢、零碎，传言和事实常常混在一起。即使身在四川大学，我们对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学生真正提出了什么诉求，也远没有后来想象得那么清楚。我们满腔热情，却未必掌握全部事实。

这一点，我自己的记忆非常具体。那段时间，我们几个师兄弟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既然运动中一个重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我们就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赵紫阳。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关于高级干部子女经商、利用权力牟利的说法，其中也包括赵紫阳家人的各种传闻。至于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只是那个年代信息闭塞环境中的传言，我们当时没有能力核实。可年轻的我们听到了，就会讨论，也会据此形成自己的判断。

赵紫阳本人当时给人的形象其实很复杂。一方面，他曾经主政四川，在四川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认为他开明、能干；另一方面，在那个普通人生活仍然十分朴素的年代，他打高尔夫球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很容易被年轻学生理解成一种与普通人距离遥远的特权象征。于是，在我们当时有限的信息世界里，“反腐败”很自然地和“反赵紫阳”联系到了一起。

相反，我们对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不久的李鹏并没有多少具体认识。当时还广泛流传着他是周恩来养子的说法。周恩来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心中的形象极好，这种感情也多少被“爱屋及乌”地投射到了李鹏身上。因此，我们当时甚至认真讨论过：不要把矛头指向李鹏，应该保护他，真正应该反对的是赵紫阳。

后来戒严令发布，更多北京的消息传到成都，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此前的理解几乎是南辕北辙。我们以为应该“保护”的人，恰恰成为北京学生强烈反对的对象；而我们此前认为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被许多北京学生视为更愿意理解和支持他们的一方。

那种错愕，我一直记得。回忆那个五月，不能只写激情，也必须写茫然。我们确实真诚，也确实投入；满腔热情和信息不足，在当时同时存在。

四、科研仍在继续

我自己和几个师兄弟，其实还在继续准备科研工作。我原定五月中旬带一个1985级的本科毕业生去草原做灭鼠项目。我是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因为当时的局势，出发暂时推迟了，但项目的准备并没有停止。

我住在研究生宿舍。楼下几栋宿舍之间有一块比较宽阔的空地，平时不过是一块普通的院坝，那段时间却渐渐变成了一个临时广场。每天晚上，下面都是人。各种消息、各种演讲、各种即兴的发言此起彼伏。谁都可以走上去说几句，周围的人则津津有味地听。人群熙熙攘攘，情绪越来越高。

有好几次，我在人群里看见我的导师刘世贵教授。他当时是系里的负责人，也是很有威望的教授。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看见他很高兴，就和他站在一起聊一聊、听一听。让我后来印象很深的是，他的状态和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同样兴奋，也同样带着某种茫然。

五、人民南路

后来，北京传来绝食的消息。成都的情绪也迅速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可究竟应该做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于是，成都也出现了类似的绝食行动。

我的师兄肖龙当时是研究生会主席。学院里负责学生工作的人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肖龙，以研究生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批研究生去声援。我们大约有二十多人，打着四川大学研究生会的旗号，从学校出发，前往人民南路毛主席像附近的广场。那里已经成为成都当时人群聚集的中心。

我们大约中午到达。原本以为只是去声援一下，很快就会回学校。到了现场才发现，那里已经乱成一片。

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参加绝食的学生被围在人群中间，有些人连坐下、躺下的空间都没有。我带的那个1985级本科毕业生，以及我的一位汤姓研究生同学，都非常投入，已经冲到了最前面，也加入了那里的行动。

我们几个研究生商量以后，决定先做一件最实际的事情：维持秩序。

那时候大学生都有一枚小小的长方形校徽。本科生的校徽是白色的，研究生和教师的是红色的。我们亮出胸前的红色校徽，表明四川大学研究生的身份，自发组成了一道维持秩序的人墙，一边解释，一边把围观的学生和市民慢慢向外疏导，尽量给绝食的学生腾出一点空间，让他们至少能够坐下来，或者稍微靠一靠、躺一躺。

就这样忙了几个小时。等现场稍微有了一点秩序，已经到了下午四五点。

六、手臂上的两个字

我正准备去看看自己的学生和同学，这时，一个年轻女孩从外面向里面走来。

她个子很小，大概只有一米五左右，是一个典型的四川女孩子。她很瘦，穿着长袖衬衣，脸色白皙，甚至有些苍白。

我下意识地把她拦住，告诉她里面是给绝食学生留下的区域，需要保持空间。

她没有说话。

她只是抬头看着我。那个眼神我到今天都记得。里面有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坚定，决绝，还有一种为了某件事情似乎已经准备不顾一切的神情。

然后，她默默地撩起了左手的衣袖。

手臂上写着两个字：绝食。

那一瞬间，我全身像被什么击中了一下。敬佩、怜惜，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茫然同时涌上来。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走向哪里，只知道眼前绝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我赶紧和身边的同伴把她让了进去。她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安静地走进去，在一个年轻男生身边坐了下来。我当时觉得他们应该是一对情侣。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可是我一直记得那个下午，记得那个瘦小、苍白、安静的女孩，记得她决绝的眼神，也记得她撩起衣袖以后，手臂上的那两个字。

七、绝食的孩子

现场还有另外一群人，让我更加不安。

那是一群藏族孩子。他们来自一所藏族舞蹈学校，大多数看起来只有十二到十四岁。严格地说，他们仍然只是孩子，却坐在年龄大得多的大学生中间，也参加了绝食。

我看着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这些孩子继续饿下去。

无论这场运动有怎样的政治意义，无论成年人和大学生怎样选择，在我看来，有一条线是不应该越过去的：不能让十二三岁的孩子为了他们未必真正理解的政治诉求挨饿。

我去找来食物和水，又和人一起把这些孩子带到主要人群之外，带到毛主席像后面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我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吃东西。

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些抗拒。他们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绝食，既然是绝食，就不能吃。

可是我坚持。

我让他们吃东西、喝水，也劝他们不要再继续参加绝食，应该离开这里。

那一刻我没有想什么宏大的问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群孩子，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挨饿。

后来，那些藏族学生中有十几个还专门到四川大学来看过我。几十年以后，我仍然记得他们。

八、天亮以前

那一天一直拖进了深夜。

我们中午到达人民南路以后，就一直留在那里。白天过去，夜幕降临；人群来了又散，散了又聚。我们继续维持秩序，照顾那些参加绝食的人，尽量做一点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等我终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成都的天开始蒙蒙发亮。

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从前一天中午来到这里，到第二天凌晨离开，十几个小时里，我自己一口水也没有喝，一点东西也没有吃。

我一直在想着怎样给那些绝食的人腾出一点地方，怎样照顾他们，怎样让那些藏族孩子吃一点东西，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结果到了最后，我也整整饿了一天。

当然，我和真正参加绝食的人并不一样。我随时可以吃，也随时可以喝，只是那一天的混乱和亢奋让我忘记了这些最普通的需要。

天色已经开始发白。我离开人民南路，回到学校。

那个春天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准备科研项目，还在等待省级优秀研究生团体和直博的消息。我以为自己的未来是一条正在不断向上的、清清楚楚的道路。

可是到了五月，一切都被冲散了。

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个夏天，才刚刚开始。

第二部　逃亡

车还没有真正进入康定城，农业局的一位局长已经在路上等着我们。

他拦住车，没有多少寒暄，直接告诉我：不要在康定停留。他们已经替我们买好了回成都的长途汽车票，让我们尽快上车，马上离开。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在我们与世隔绝地待在道孚草场的几天里，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我和那个四川大学本科生，也已经被卷进了一件此前毫不知情的事情。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趟原本为了科研而来的旅程，已经变成了一场逃亡。

一、五月末：又一次高潮

五月底，成都表面上已经重新平静下来。戒严持续了一段时间，却没有发生我们担心的正面冲突。学校里、社会上，甚至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机关干部，对学生也多是理解和支持。经历过绝食和戒严以后，我们反而越来越相信：这场风波大概会这样慢慢落幕。

五月底，从北京来到成都的学生曾在四川大学研究生宿舍楼下讲话。他们谈赵紫阳、李鹏，也谈民主、自由和新闻自由。校园里的情绪一度又被推高。但到五月三十日我启程时，我并没有预感到更大的危险。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认为局势已经趋于平稳，我才会照原计划带着本科生去甘孜州完成毕业论文中的草原灭鼠实验。

如果当时有一点预感，我不会走。

二、科研仍然要继续

五月三十日，我们从成都新南门车站出发。同行的是我指导的一名本科生。那时大学毕业仍有严格的时间表，实验要做，论文要写；外面的世界再喧闹，科研也不能凭空停下来。

汽车向西，翻越二郎山。一路上我们仍觉得事情会平静过去。经过两天行程，六月一日下午，我们到达康定。

康定街头已经能看到声援北京学生的标语。晚上，甘孜州农业局的朋友请我们吃饭。那天我喝了不少酒。回到住处已经很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白天先后有几拨学生来找过我们。他们大概把两个从四川大学来的年轻人当成了到康定“串联”的学生。

我当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严重。第二天，我们仍按计划继续往道孚方向走。

三、进入与世隔绝的草场

六月二日，我们乘农业局安排的车离开康定。六月三日白天，到达道孚的那个农场。

那里海拔四千米以上，离城镇很远。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没有随时可以离开的公共汽车。农业局的车把我们送进去以后，在下一辆车来之前，我们实际上就留在了草原上。

高原上的时间和城市不同。我们常常接近中午才起来，吃所谓的早饭；下午做实验，晚饭往往要到八九点，甚至更晚。白天是草场、鼠洞和实验，到了晚上，四周只剩黑暗和星星。

四、三台收音机

六月三日晚上，吃过晚饭，我们没有回房间。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可待的。我和学生，还有当地一位在农场工作的干部，坐在草地上聊天，看着满天的星星。

我把随身带的一台电池收音机拿出来，开始寻找频道。奇怪的是，中国国内的电台一个也收不清楚。第一个清楚出现的声音，是美国之音。

很快，广播里开始播报北京发生武力镇压和流血的紧急消息。

那一瞬间，我全身发麻，身体僵在那里，脑子里像突然挨了一记雷击。离开成都时，我们如此笃定事情会平稳落幕，以至于收音机里的声音显得完全不真实。

旁边的学生一下从草地上坐起来，暴怒地骂了一句。那位当地干部看着我们，一个僵在那里，一个突然大骂，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一遍遍问：“怎么了？怎么了？”

等他弄明白以后，说还有收音机，转身回去又找来两台。

于是，那片几乎与外界隔绝的高原草地上，摆着三台收音机：美国之音、NHK、法广。三个频道同时播报北京的消息。

我们就这样听了一夜，一直听到六月四日早晨。

五、把实验赶完

天亮以后，实验还得继续。我们一面消化前一夜听到的消息，一面开始赶做灭鼠实验。六月四日，我们向农业局提出，请他们尽快派车来接我们。

四日、五日两天，我们把原来计划的工作尽可能连续赶完。广播里关于北京的消息还在继续，我们也陆续听说成都发生了冲突。那时我最惦记的是川大的同学：那些参加过绝食、一直在前线的人，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我们认识的人出事？

六月五日晚上，农业局的车终于到了。六月六日，我们立刻启程，向康定方向赶。

一路上，我和学生的话反而很少。前几天在农场里，该说的已经不知道说过多少遍。现在大家心里都很沉，只想尽快回成都，回川大，亲眼看看那些同学。

六、六月七日：康定城外

六月七日早晨，我们到达康定城外。车在路边农业局的一个小办公点停下。一个四十出头的藏族干部从里面迎了出来——甘孜州农业局局长，也是我已经认识多年的朋友。

我们最初的关系并不好。1988年他刚上任时，因为前后任交接中的误会，农业局和我们的合作一度很僵。我曾专门去找他，把事情一件件解释清楚。误会很快消除。后来他还到过四川大学，我们一起吃饭、喝酒，关系已经相当熟。康定夏天凉快，我还开玩笑说以后来这里避暑，他总说欢迎。

那天他没有寒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局里了。票已经给你们买好了，今天马上回成都。

接着，他告诉我，州里前两天召开了各部门的联合会议。会上公安机关通报：已经对我们两个人发出了正式通缉令。他当场站起来解释，说我们是四川大学来做科研的，行程由农业局安排，并不是来康定串联；他要求取消通缉。但通缉令并没有撤销。

我的第一反应几乎只是一个念头：我被通缉了？不可置信。

但我没有犹豫。对这个朋友，我完全信任。我马上说：好，我们走。

局长也上了那辆吉普车。去康定汽车站的路上，我把这次灭鼠工作的情况简短向他作了交接。票一直在他手里。他亲自陪着我们进城，送到汽车站，一直护送我们登上开往成都方向的长途汽车。

直到汽车开动，他才留在了康定。

七、康定街头的枪

从城外到汽车站的那一小段路，我又一次看见康定。和以前来时不同，那几天街上能看到不少背着长枪的藏族人。

我不知道这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愿在多年以后替那个场景作解释。我只记得，那些枪在六月七日的康定街头格外醒目。

而我们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安全的东西。相反，按照局长刚刚告诉我的情况，一份仍未撤销的通缉令正在甘孜州的公安系统里。

八、五六次检查

离开康定以后，真正让我紧张起来的是沿途的检查。

那是一辆老式长途汽车，车上大约四十个人，多数是藏族乘客，也有一些年纪较大的汉族干部或旅客。我和学生是两个年轻的汉族人，又是从成都来的，在车上其实非常显眼。

从康定到二郎山、雅安方向，一路至少遇到五六次检查。警察或检查人员上车，先和司机说几句话，然后从前往后看乘客。

第一次上来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警察，旁边还有一个人。他沿着过道往后走。眼看就要走到我们面前时，他的目光却移开了。没有问姓名，没有查证件，甚至像根本没有看见我们一样，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

他走到车后，又转身从我们面前回来。还是没有看我们，直接下车。

车重新开动。过了一会儿，我和学生互相看了一眼。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

我们没有再说话。

九、他们只是没有看见我们

接下来，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不同的检查点，不同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每一次，他们都必须上车，都从车厢里走过。而每一次，走到我们两个最显眼的年轻学生面前时，目光似乎都会从我们身上滑过去。

我无法证明他们当时究竟知道什么，也无法证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能确定的只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五六次检查，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叫起来。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柏林墙守卫受审的故事。中文世界流传着一句话：“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没有找到足以证明这是当年法官逐字原话的可靠记录，但每次想起那一路，仍会想到它。

那些检查人员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保护的话。

他们只是没有看见我们。

十、雅安

翻过二郎山以后，检查渐渐少了。六月七日晚上，我们到达雅安。

那一夜我已经没有多少心思说话。离成都越近，我越想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越害怕知道。

六月八日一早，我们从雅安继续出发，当天回到成都。

十一、空荡荡的川大

成都出奇地平静。平静得让我不安。

汽车越接近四川大学，我心里越紧张。我原以为会看到混乱，至少会看到很多人。可到了学校附近，连平时热闹的小饭馆都显得冷清，有些甚至关着门。

走进校园，我一下愣住了。

川大几乎空了。

那不是普通周末的安静，而像暑假，又像春节。那些五月里挤满人的道路、宿舍和广场，现在突然没有了人。

我最先想到的仍然是：他们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人死？

十二、“学生都走了”

就在这种空荡里，我碰见了石伟凡。他个子不高，平时很幽默。看见我，他还是那副样子，笑着招呼：“走，走，走！去吃饭。”

坐下来以后，我几乎立刻问他：到底怎么样？我们认识的人有没有出事？

他说：“没事。学生都走了。”

学校已经开始“空校”，大部分学生离开成都或回家，他自己也准备走。听到我们认识的人没有死，我第一次真正松了一口气。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拼命想赶回来的那个川大，已经不是五月底离开时的川大了。

十三、他告诉我的那个夜晚

吃饭时，石伟凡又告诉我六月初成都发生的事情。

他说，大约六月五日前后，人民南路、省展览馆一带突然响起枪声，人群开始奔逃。当时四川大学的林校长也在附近。她年纪已经不轻，据说原本是去劝学生回学校。混乱中，学生护着她一起跑，曾想进入省教育部门的院子，但门没有打开，只能继续往前。

这些并不是我亲眼所见，而是我回到成都后从石伟凡那里听来的。具体伤亡和许多细节，当时我们也说不清。

我只记得，几天之内，一个曾经挤满人的校园就这样空了。

十四、我决定留下

回到研究生宿舍，我的两个室友都已经走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只剩我一个人。

最初一两天，我也想过要不要离开。但我的实验还在，毕业班学生的论文还没有完全结束，手上的项目也不能就这样丢下。最后，我决定留下。

六月的川大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真实感。五月里每天都是人群、口号、消息和争论；现在突然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有一天，我从宿舍走到楼下那个曾经挤满人的小广场，四周几乎没有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笑了。

那笑里有劫后余生的轻松，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荒诞。

风暴并没有真正结束。

但对我来说，那一段逃亡，到这里暂时结束了。

第三部　伊甸园——仲夏夜之梦

六月，人们从校园里逃走。七月，留下来的人却意外生活在一个短暂的伊甸园里。

经历了五月和六月以后，四川大学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几十年以后再回头，我记得那些历史性的时刻，也记得那些年轻人的脸。但有些最私人、最细小的画面，反而比许多大事更加清楚。

其中有一个七月的晚上，和两个女孩。

一、空校以后的七月

六月上旬以后，川大出现了“空校”。大批学生离开成都，回到各自的家乡。到了六月下旬和七月，原本应该熙熙攘攘的校园仍然空空荡荡。

但有一批学生不能马上走——1985级的毕业生。那时大学毕业还实行统一分配，他们必须留下来等待毕业手续、毕业证和工作分配。除此以外，校园里只剩下极少数像我这样因为科研、课题或者其他原因没有离开的人。

于是，一个很奇怪的小世界出现了。

几周以前，这里还人声鼎沸。现在，偌大的校园安静得像暑假，又像春节。外面的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荡，而留在校园里的这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却像突然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今天回想，我愿意把那种感觉叫作“世外桃源”，甚至是一种短暂的乌托邦。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而恰恰因为大家共同经历过那些事情。一起激动过，一起恐惧过，一起在广场上待过，一起听过那些消息，又一起看着校园突然空掉。留下来的人之间，因此产生了一种以前没有过、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的信任。

那已经不只是同学关系，而是一种近乎兄弟般的情义——年轻、直接，而且毫无保留。

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也突然变得很淡。朋友带朋友，朋友的朋友又带来另外的朋友。校内和校外的人，在此前一个多月的社会运动中已经大量相识、交往、混在一起。谁属于哪个学校、原来认不认识，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黄昏的时候，只要有人拿出卡带录音机放起音乐，周围的人就会自然聚过来。有人聊天，有人唱歌，有人随着音乐跳舞。没有人需要正式邀请，也没有人太在意彼此原来是什么关系。

快乐，放松，有时候甚至有些疯狂。

也就是在这样的七月里，那两个女孩走进了我的生活。

二、肖龙身边的女孩

这种人与人之间突然变得亲近的状态，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很小的画面。

我的师兄肖龙也留在学校。有一次，我和他以及几个学生在一起时，发现他身边有一个女孩。

真正让我注意到的，不是女孩长什么样，而是她看肖龙的眼神。她几乎一直看着他，那种目光里的感情毫不掩饰，一往情深。

后来旁人才告诉我，他们是在此前人民南路一带发生混乱、大家奔跑逃散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女孩在人群中跌倒，或者几乎就要跌倒。肖龙一把拉住她，把她带到旁边的小巷里，保护她离开了拥挤的人群。

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相识的那一幕。我看到的只是后来：那个女孩安静地待在肖龙身边，眼睛几乎没有从他身上移开。

那也是那个夏天的一部分。许多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里突然建立起一种很深的联系。五月和六月留下了恐惧，也把一些年轻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到了彼此面前。

三、研究生宿舍

那年夏天，我住在四川大学研究生宿舍。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单间，原本住三个人。房间里有三张单人床，每个人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有书，还有一台卡带录音机。没有电脑。

另外两个室友当时已经离校，所以那个夏天，房间暂时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间原本很普通的研究生宿舍，意外成了大家经常聚集的地方。很多85级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来找我玩，有时候坐在床上，有时候围着几张小桌子聊天。门里门外总有人进出。

我和这批85级学生关系特别好。一个原因是我实际指导了好几个人的毕业论文。我们不只是在实验室里一起做实验。我还带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去甘孜州康定、道孚做草原灭鼠项目；也带学生去外地工厂做5吨罐规模的农业用杆菌生产。

一起出差、做项目、做论文，再加上刚刚共同经历过的五月和六月，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过一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我们其实差不多大。

我1983年上大学时只有16岁。他们1985年入学时，大多已经18岁以上。所以1989年，虽然我是研究生，还在指导他们的毕业论文，但我们实际年龄几乎相同。

实验室里，我可以是指导他们的人；走出实验室，大家就是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马上要毕业离校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很多人很快会被分配到不同地方。也许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世界不会存在太久，所以反而更加尽情地生活在里面。

四、余和成都女孩

把那个成都女孩带到我身边的，是我指导毕业论文的一个余姓学生。

余跟我几个月，关系很密切。我带过他和几个学生去外地工厂进行5吨罐农业用杆菌生产。他和我身高相仿，相貌英俊，非常喜欢打扮，也喜欢出入舞厅、酒吧，是一个很会玩、很会社交的成都男孩。

大约六月底，他第一次把那个女孩带到我们中间。

女孩20岁，刚刚专科毕业，家在成都电子研究所。她说成都话，声音很温柔。

而且她非常漂亮。后来那个晚上，在二三十个人中，我仍然觉得她可能是最漂亮的一个。

余显然喜欢她，也在追求她。所以在我看来，她出现在我们中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个与我关系密切的学生，带来了自己正在追求的女孩。

可是从第一次出现以后，她没有很快消失。

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她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有时候在我的宿舍，有时候在校园里，有时候大家一起去川大附近的茶馆。那一带有几家茶馆，我们常常坐在那里畅谈，什么都谈。有时一起吃饭，有时去实验室，有时就在那个后来发生故事的新实验大厅里聚会、跳舞。

她并不是第一次参加那个大厅里的聚会和舞会。那两三个星期里，她一直在我的身边，只是几乎总还有其他人在。

在那个朋友带朋友、校内校外已经没有太明显界限的七月，这一切看起来太自然了。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五、左手中指的戒指

现在回想，那两三个星期其实留下过一个非常清楚的暗示。

有一次，好像是在我的研究生宿舍。时间很短，而且我隐约记得，那一会儿正好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注意到她左手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就随口问她为什么戴在那里。

她解释得非常细。她先告诉我，她没有男朋友。然后说，如果戒指戴在小指上，怕别人以为她是“独身主义”；如果戴在食指上，又怕别人误解她是在追求什么人。所以，她说，只能戴在中指。

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多想。

那只是一个很短的谈话。以后大家继续在宿舍、校园、茶馆、实验室里见面。余仍然在追求她，她也仍然几乎每天出现。

许多年以后，我才听懂她当时那一大段关于戒指的解释。

她想让我知道，她没有男朋友。也许她还在等待我听懂另一层没有说出口的话。

可惜，二十二岁的我没有听懂。

六、七月的那个晚上

七月的一个晚上，刘教授的生物工程研究所正在搬迁新实验室。

其中有一个大厅还在改造中。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我和85级毕业生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大家会带来自己的朋友，朋友又带朋友。很多人我认识，也有很多人根本不认识。

那天晚上大概有二三十个人。音乐照常响起来，大家照常聊天、跳舞。

就在这个晚上，另一个女孩出现了。

她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校外男士带来的。那个人也许认识我某个学生，也许认识其他朋友。具体关系我已经记不清了。

女孩18岁，来自西安，刚刚读完华西医科大学一年级。华西医大的医学专业要读五年，她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

她说普通话，声音非常好听。

后来我知道，她父亲当时任陕西省卫生厅厅长。她还有一个妹妹，与母亲关系尤其亲密。她自己说，她和母亲“处得像姐妹”。

那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七、第一次跳舞

音乐响着，我像平时一样和大家跳舞。

我牵着华西女孩的手开始跳慢步交谊舞。

接着发生的一幕，我一直记得。

她几乎一下子就靠进了我的怀里，身体贴得很近。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第一次见面的生疏。我们连续跳了几首曲子，没有分开。

一边跳，一边说话。介绍自己，谈一些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具体的话，我今天已经记不得了。

但那种第一次见面便毫无生疏的感觉还在。

她告诉了我一些自己的基本情况，也告诉了我她在华西的宿舍。

一切发生得非常自然。仿佛我们不是刚刚认识。

八、突然的哭声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突然发生了异变。

一个女孩突然哭了起来，周围的人开始骚动。

我带的一个女毕业生找到我，告诉我需要马上去处理。

我只好向华西女孩道歉，离开她。

哭的人正是那个成都女孩。就是余在六月底带来的、已经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两三个星期的那个女孩。

她看见我和华西女孩连续跳舞，看见我们靠得很近，突然当众大哭。

直到那个时候，我仍然没有预料到真正的原因。

九、生物研究大楼下面

我把成都女孩带出大厅，来到旁边的生物研究大楼下面。

离开人群以后，她慢慢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了我。

她说，她对我一见钟情。

从第一次被余带到我身边以后，她就喜欢上了我。这两三个星期，她一直在试图引起我的注意，可是她不敢把自己的心意直接说出来。

现在，她看见我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华西女孩如此亲密，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机会。

我这才明白，过去两三个星期里很多我没有注意的事情，也许并不像我当时以为的那样普通。

她为什么几乎每天出现。为什么总在我身边。还有研究生宿舍里，那枚戴在左手中指的戒指。

那一晚，我终于听懂了一部分。更多的，是很多年以后才听懂。

十、回到大厅

等成都女孩慢慢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又回到大厅。聚会也已经接近尾声。

我再次见到了华西女孩。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完全没有因为我突然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而责怪我。她没有追问，没有发脾气，也没有表现出不快。

她没有责怪我。那时候，她只有十八岁。

我与她告别，并约定以后去华西找她。具体是不是当晚就定好了时间，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后来，我真的去了。

十一、“思思”

我按照她告诉我的地方，到华西医大找她。

那天在校园里，我们遇到了一只流浪猫。

她看见以后，很自然地弯下腰，把猫抱了起来，又亲切地贴在自己的脸上，轻轻叫了一声：“思思。”

她的声音本来就很好听。那一声“思思”，尤其温柔悦耳。

已是傍晚，斜斜的阳光落在她的长发和裙子上。她抱着那只猫，脸贴着它，站在夕阳里。

三十七年以后，那天后来去了哪里、说过什么，有些已经模糊。这个画面却没有消失。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流浪猫，一声轻轻的“思思”，还有傍晚阳光里的长发和裙子。

我一直记得。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十二、另外两个人

那个七月以后，成都女孩渐渐离开了我的圈子，余也逐渐离开。余在我身边跟了几个月，做毕业论文，论文上列我为他的老师。后来我知道，他们在一起了。

大约1991年夏天，我在一个共同朋友那里又一次见到了成都女孩。

两年过去，她依然非常美丽。见到我，她很高兴。那时余已经是她的男朋友，也在场。

余看到我们见面时的情形，当众一时失去了控制。随后他很快向大家道歉，说自己没有控制住情绪。

我们没有久留，很快便离开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成都女孩。从此以后，再无音讯。

十三、三十七年后

现在回头看，那个七月留下来的，并不是“两个漂亮女孩同时喜欢过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真正留下来的，是两个非常具体的人。

一个18岁，来自西安，说着普通话，声音非常好听。第一次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与我相偎着连续跳几首舞；当我突然离开以后，她又表现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大气。

一个20岁，是成都女孩，说成都话，声音温柔。她漂亮得在人群中仍然格外醒目，却用了两三个星期试图让我注意到她，甚至认真解释左手中指那枚戒指，只为了让我知道她没有男朋友。

而我当时没有听懂。

年轻的时候，我有些放荡不羁。身高一米八，在那个年代的成都很显眼；同学也常说我算班上最英俊的一两个。我酷爱文学，与成都的一些诗人、画家来往。年轻，自信，总觉得前面还有更大的世界。

后来才慢慢明白，人不是项目。

科研机会错过了，可以再申请；实验失败了，可以重来；离开一个地方，也可以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可是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年龄，以只有那个时代、那个夏天才可能有的方式走到你面前，过去以后，就不会再回来。

三十七年过去，我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会偶尔想起川大的那个夏夜。

我记得的，是两个美丽、善良而真诚的女孩。

也记得那个夏天的我们。

五月，我们被卷进风暴。六月，我从高原一路赶回空荡荡的成都。到了七月，历史仿佛忽然退远了一点。在那个几乎没有人的校园里，我们拥有过一段短暂得近乎不真实的青春。

有些人消失了，有些声音也听不见了。可那个夏天没有。

尾声　二十二岁

那个夏天以前，我22岁；

那个夏天以后，我仍然22岁，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