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端傳媒優雅地謀殺一個員工（7）

我們的關係在我「突襲」請假後達到了冰點，沒過多久，我們爆發了最後一次爭吵。

那是有關石破茂破天荒在自民黨內黨魁選舉中勝出的新聞。我在石破茂正式開始競選開始就多次提醒他這一新聞值得注意，並在經過他同意後向我們的一個作者發出了潛在約稿邀請，請他留意相關的新聞。當然，我沒有告訴作者這篇稿件必須寫。

石破茂當選當天，我在會議上再次提出可以約作者寫一篇分析，而他卻斷然否決。我和他再次爆發了激烈的爭吵。按他的說法，這不是我們應該關心和投入資源的題目，無論我如何解釋都是如此，我也是當時才確定，我們此前商定的那個新選題清單，已經徹底被「否決」，儘管我不知道兇手是誰。

黑色幽默的是，那天的日報他如往常一般拖稿，而他的理由是，「雖然我們沒有寫Whatsnew，但我希望用日報補上，因此我多花了一些時間研究日報怎麼寫」。

拖稿是他的常態，特別在日報這一事情上尤為明顯。而他的理由多種多樣，「和別的同事開會」、「和作者吃飯」、「對不起我剛剛睡了一覺」⋯⋯而他拖稿的結果，是每一個和他對接編輯、排版並最終發出日報的編輯，都必須把1個小時的工作壓縮到半小時以內完成，其中包括簡短核查、校對、排版、轉換為簡體、發出、推送，而我們多次提醒他都沒辦法改變他「拖稿的決心」。

其中最為幽默的是大概9月發生的事情。

有一條多次在我負責的那天的新聞監測中列入有關的新聞連結、分析和文章，同時曾兩度在選題會上提醒這一新聞可以觀察的新聞，在某一天徹底成為必須列入日報的新聞頭條。當天，負責撰寫日報的R不出意外地拖稿了。

直到離預定的發送時間不足一小時時，他終於交稿了。彼時我正為了維持我的簽證而出席碩士課程，當我打開文檔時，我發現那條新聞他一個字沒寫。我向他確認，他說他還沒有研究清楚，並希望我可以向他解釋一下來龍去脈。我按耐著怒火，跟他說快要來不及了，不如這一條我給他補上就好了，沒想到他竟指責我「不給他學習的機會」。當我沒有回覆他的消息時，他便開始用電話「轟炸」我。

為了保住簽證，我必須維持出勤率——這一點我早已把課表發給他並反覆告知。 但電話還是瘋狂地響起。震動聲在安靜的教室裡像是一種催命的倒數。 他明知道這堂課對我的重要性，但他不在乎。在他受傷的自尊心面前，我的學位、我的處境、甚至我的合法居留權，都只是可以隨意犧牲的陪葬品。

無論如何，在那次爭吵後，我已放棄與他「溝通」，轉而採取某種「不抵抗」政策，他下達命令我就做，他不說我絕不多說一句。或許，這也是公司指責我「不配合工作」的理由，儘管我的工作量與水準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自那次爭吵完至1月7日我被正式解僱的99天裡，我每週至少撰寫兩篇Whatsnew，並輪值日報的撰寫或編輯工作，而在兼職同事因不堪忍受他的各種無理要求而辭職之後，我還部分承擔了兼職同事原來的工作量。同時，我還不時協助其他組同事的工作，並為他們尋找新聞線索。

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我還參與了端傳媒首次美國大選live直播工作，沒有出現任何差錯。而直至12月，我還陰差陽錯地撞上了2024年最轟動的東亞新聞事件：南韓戒嚴。我們在戒嚴開始後快速地進行了Live直播，我參與了前2天的輪值工作。順帶一提，R曾一度反對我們進行Live，原因是他親口在電話裡所有同事面前所咆哮的「這是我的睡覺時間，我要睡覺」。

此外，我還配合文化組的同事進行了金馬獎的Live工作。那是一個週六，R以他要去深圳為由將這個工作指派給了我。除了當天的Live外，我還爭取在live中用文化組的文章節錄為讀者梳理每部作品的脈絡，進行即時的賽況分析。文化組的同事後來曾公開表揚我的工作「好貼切」。當然，R不以為意，並在此後的一次復盤中指責我那週少寫了一篇Whatsnew。

儘管我已經採取了「不抵抗政策」，R 依然能找到新的刑具——這次是「延伸閱讀」。 就像一個沒事找事的交通警察，他突然把過去並沒有強制執行的「潛規則」變成了開罰單的理由。

某天清晨，他突然發難，指責我之前的文章沒加延伸閱讀。當我指出這並無明文規定且存在執行困難時，他立刻搬出了那套熟悉的「編輯部意見」，並「發明」了一套繁瑣的「審批制度」：不加延伸閱讀需要特例報告。

他還批評我，「你這樣工作不行的，每次跟你說這樣的事情你都有各種理由，你不能自己覺得產品是什麼樣就自己處理，你要覺得整個流程有意見就下次專門開個會討論這件事情，但討論之前你要先按照我們一開始的共識來做。一開始的共識了沒有說過不合適加的就不加或者**就不加。⋯⋯我首先和你確認一點，就是我這裡的意見不只是我自己的，也是編輯部的，所以我希望你先和編輯部的需求align，然後有什麼想討論的或者想改變這個思路的，你可以在下次開會的時候提出或者我們專門約一個會聊這個」。

儘管我們沒有「一開始的共識」，我也不知道「編輯部」到底是誰，但他認為這是我的「溝通問題」，又表示「我已經盡力容忍你了，言盡於此」。

因為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也因為L表示她決定介入我們的溝通並多次告訴我她與R進行了多次談話要求他改正，但堅持我們之間是「溝通問題」無法顯著改善我的精神壓力，我終於於11月正式向公司投訴我的R職場霸凌，我也第一次隱晦地在社群平台提及我的遭遇。正是在11月左右，L才第一次明確，R是我的「主管」，儘管我的合約不是如此規定的。

我仍然保持著善意，對這間媒體、對制度、對L，甚至對R，我的社群平台貼文限制好友閱讀、沒有點名，但事後來看，我已經犯了L和R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