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份“北京+30”民间报告草案，欢迎留下你的意见建议！

10月13日至14日，全球妇女峰会在北京召开，数十位来自各大洲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副总理和部长级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友好人士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妇女事业发展大计。

这场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倡议的“盛会”，不吝展现中国作为北京世妇会（即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东道主三十年来推动中国妇女事业的巨大成就，但也必须直面当前世界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方面的严峻危机：全球冲突战乱、经济下行、保守主义回潮，妇女发展成果随时面临流失风险。

如今，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仅剩5年时间，但全球范围内所有与性别平等相关的目标均未按计划推进。此时再度回望1995年北京世妇会确立的全面政策框架和行动蓝图，细细分辨现实的差距和挑战，正逢其时。它们凝聚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涵盖12个重大关切领域，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国家机制和策略措施。

作为一群关心公民参与和政府问责的女权主义者，我们在共学的基础上，搜集公开文献、资料、数据，尝试对中国践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实际状况做出有限的民间评估，由此汇集成了一份“北京+30”民间报告草案，其中必然有遗漏、欠缺、不足之处，希望能抛砖引玉，征集更多网友的意见建议。

在未来的12天里，我们将在“Matters“上陆续刊发各个领域的报告章节，配发《行动纲领》中相应的“战略目标和应采取的行动”文本。

欢迎参加问卷互动，投票选出你最关心的领域，留下你民间报告章节的评论或补充意见，或者对《行动纲领》的读后感。参与截止期为10月底。

我们将在报告修改时吸纳或以其他方式呈现这些投稿。对于积极参与或有贡献的网友，我们会在报告定稿中致谢，并寄送书籍等小礼品。

• 以下是报告中关于问题和挑战部分的概述：

自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北京世妇会）以来的30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增强社会各领域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在履行1995年《北京行动纲领》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书承诺的基础上，实施了强有力的法律改革、体制机制和社会政策，在《北京行动纲领》确定的十二个重点关注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同时，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法律保障执行力度不足、配套机制和服务不完善以及性别刻板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阻碍了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全面参与。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有：

扶贫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结构性和性别因素，导致农村妇女因土地和政治权利法律标准模糊而处于弱势地位；而城市政策未能解决高青年失业率，以及许多老年和残疾妇女面临的非正式、不稳定的工作。

教育体系通过性别歧视的教科书、有限的性教育以及歧视性的大学录取加剧了不平等——尤其是在科学、执法和航空等男性主导的领域。女性在研究和学术领导层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性骚扰和性别欺凌现象普遍存在，且各机构未能妥善处理。

中国的生育健康政策仍然限制性很强，尤其对单身女性而言，因为她们往往无法享受生育福利和产假。由于缺乏强制性生育保险，自雇和失业女性也面临经济负担。法律不平等导致单身女性无法冷冻卵子，这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生育自主权，凸显了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的性别差异。此外，性工作者面临严重的法律歧视，超过88%的性传播疾病相关法律被起诉者是女性，再加上医疗服务有限以及普遍的社会污名化，使她们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

针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疫情期间性别暴力高发，但官方统计数据阙如。现有法律未能全面解决家庭暴力、职场性骚扰、网络暴力等问题。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执法不一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施暴者往往逃避法律制裁。反家暴各项保护和处置制度远未充分发挥作，且民间服务机构受限、大量减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法律、社会和医疗体系之间协调不力，导致幸存者得不到全面的援助。包括残疾妇女、流动女工和LGBTQ+群体在内的边缘群体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有限的保护，凸显了进行有针对性改革的必要性。此外，跨境性别暴力、人口贩运、数位性暴力等新出现的挑战凸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参与仍然有限。

中国在提升妇女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尽管民间社会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日军性暴力的幸存者，仍然未能获得政府对其法律诉求的充分支持。中国的难民保护方式存在缺陷，导致许多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例如脱北者和缅甸边境移民，得不到正式保护。女性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女性和平活动人士的发言常常被噤声。

在经济参与方面，尽管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高，但仍面临系统性障碍。就业人口中的女性比例从最高时期的45%降至43.3%，残障就业人数中女性比例不断下降，不到30%；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城镇女性平均工资仅为男性的77.1%，在女性占比较高的行业中，工资差距也很大。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的代表性不足，在A股上市公司中，女性仅占董事会主席的6.3%，首席执行官的8.3%。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反歧视法规的执行不力加剧了这种差距。女性也大量参与零工经济，她们面临着工作不稳定、工资较低和职业发展机会有限的问题。这些经济挑战因高薪技术领域的代表性不足而加剧。残障妇女就业机会更少，残障就业人数中女性比例不断下降。

在政治和决策领域，女性代表性不足，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力有限。虽然女性在立法机构的代表性略有提高，但仍低于30%的全球平均水平，女性在政府高级职位中领导地位的下降（中央政治局中首次没有女性成员）凸显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观念。职业发展支持薄弱、退休政策性别化以及传统社会期望等障碍进一步限制了女性的政治参与。

在体制上，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由于资源不足、缺乏独立权威以及性别平等倡议执行不力而仍然缺乏效力。政府尚未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性别平等承诺充分纳入国内政策和法律。缺乏全面的妇女人权框架和对歧视的法律定义，阻碍了妇女权利的落实，在保护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妇女和LGBTI+等弱势群体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女性的​媒体代表性和科技领域的参与度仍然有限。尽管女性在媒体中的参与度很高，但大部分无编制和职称，在领导岗位上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她们还经常面临骚扰。农村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仍有许多无法上网。妇女权利倡导时常受到审查。同样，女性在人工智能和科技行业的代表性也不足，这加剧了新兴技术领域的性别偏见。

环境领域的女性领导力同样有限，在灾害应对和气候政策中，女性的需求常常被忽视。妇女，尤其是农业领域的妇女，面临着气候变化、土地流失和经济不安全带来的复合风险。此外，环境转型（例如废弃物管理改革的兴起）缺乏性别视角，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在女童问题上，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最新数据为111.3），性与生育健康教育不足，特殊教育中女童代表性不足。针对女童的暴力行为，包括儿童性虐待，仍然普遍存在。早婚早育现象有加重趋势，对农村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15-19岁乡村女孩生育率高达12.51‰。对女性角色态度，九成以上人仍持有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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