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認同

也許我比較適合上個世紀初的維也納

最近重讀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開頭，我一直很喜歡描述某種生活經驗的散文，有種說不上來的熟悉感。他寫那個時代的維也納，講究教養，重視教育，生活節奏不急不徐，享樂而不放縱，禮貌、修辭與音樂一樣重要。

家裡有鋼琴、有藏書，孩子可能被要求學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或法文，只為了成為一個「合宜」的人。

最讓我羨慕的，是他們對知識與藝術的愛，來自生活的內在，其中提到維也納人是享樂主義，不是為了個人履歷或為什麼競爭力。因為他們的生活已有保險制度的保護。

他們對意識形態不熱衷，對立場沒有病態執著，甚至有點冷感。許多中產階級家庭，過得有品味但不炫耀，對他人保有禮貌與距離，不急於說服，也不急著表態——因為他們大部分對於自己的社會階級沒有突破的想法。

那是一種我很嚮往的節制與自由，但多半是因為茨威格生在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若不是因為戰爭，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們大概能體會的就是個人生活中的小事而非時代的大事。

出社會後才知道，創意和勞力不一定等於署名權。你以為是合作，別人當成資源；你以為是企劃，別人已經當作成品拿去展示。你以為自己懂點法律、流程，就不需要去爭。但現實中，有些人靠的是無理取鬧、先喊先贏，而不是誰更有內容。

我發現自己在生活中是很孬的，也因為臉皮薄不敢說宣傳個人，一向不太擅長主動爭取。懶得出聲，但久了也明白，別人如果真的做得到，那就讓他們做；如果做不到，總有一天會看見差異。與其費力解釋，不如把時間留給下一次，把事情做得更完整、更不可取代。

有些場合，不需要再強求認同，也不需要解釋清楚。我不想靠搶聲量或先喊出來讓大家記得，而是讓事情本身說話。那可能比較慢，也比較冷清，但至少是乾淨的。

當時的維也納有階級，也不是每個人都活得詩意。但那種生活節奏、對教育與文化的認真，以及不刻意強調身份的優雅，還是讓我感到親切。好像我一直沒能完全適應的，不是現代社會，而是它對速度、立場和自我包裝的執迷。

這篇文章寫於候診時，剛剛注射抗癌藥物，也許思考上會有些漏洞。我想我的不合時宜，是太習慣在沉穩裡思考，在沉默裡完成，才與急著發聲的世界格格不入。

最近失去寫長文的能力，甚至懶得坐在電腦前打文章，只能用手機打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