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图像小说：女人沦为“行走的子宫”，只是这则警世寓言的开始

近期，美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第六季上线，标志着这部播出横跨八年的反乌托邦剧集终于走到了尾声。

而现实世界中，随着美国罗诉韦德案被正式推翻，女性身体自主权遭遇了历史性的倒退。在声援堕胎权的游行现场，曾有人打扮成红衣使女的模样站在街头，仿佛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于四十年前所写的虚构未来，正在我们眼前一步步变为现实。

原著小说《使女的故事》创作于1985年，次年便荣获英语小说界最高荣誉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该书至今已被译作40余种语言，并持续被改编成电影、舞台剧、电视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2019年，阿特伍德亲自授权加拿大艺术家蕾妮·诺特（Renée Nault）创作图像小说版《使女的故事》，这也是该文本迄今唯一的书面改编版本。今年，这部作品终于推出了简体中文版。

最近，我们共同阅读了这一版本。图像小说特有的沉浸感，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正在、且极有可能延续至未来的女性议题：权力如何将女性割裂为不同阵营，让我们的联盟随时可能瓦解？在对上一代女权运动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当代女权主义者如何寻找新的团结与建构之法？当极端的父权制暴力发生时，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对抗与自我保存？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这场视觉与思想的双重历险，探寻它如何在这个时代长鸣起有关女性失权的警钟。

一、基列的色彩，女性的阶层

在基列国，色彩即身份。

翻开《使女的故事》图像小说第一页，暗色铺开的场景里，一张张整齐排列的床铺上，使女们静卧着。在这如同墓地般死气沉沉、比墓地还不自由的基列共和国的红色感化中心里，从头到脚身着红色的使女，被视为生育工具和国家资源，为失去生育能力的大主教家庭生育子女。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Of+大主教的姓氏作为代号，沦为主教的所属物。

身着蓝色的是大主教的妻子们、孩子们名义上的母亲们，她们因丈夫在极权神权的基列国中的主教地位而身份显赫。

嬷嬷们穿着棕色衣服。她们是维护父权体制的边缘执行人，通过暴力（比如电击棒"教化"反抗者）及精神控制（比如一遍遍引导侍女们吟诵基列经文）管控、监视使女们。
穿着绿色衣服的是马大，她们多为底层或未婚女性，承担着粗重的家务劳动。

另外，还有身着条纹裙的经济太太们，灰色的女佣们，白色的未婚少女们……

在这个以生育（“圣女”）、性（“荡妇”）和劳动力的可利用价值来划分女人、极端物化女性的世界里，女性们的互助与结盟无比隐秘，同时也极其脆弱。不同的颜色，将女人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她们或许拥有同一种性别身份，却不尽然是性别的同盟。

一些掌权的嬷嬷们的确发自内心地相信她们是在帮助使女们：至少她们没有被送去清扫有毒的核废料，至少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她们不会被陌生人强暴。而部分使女、部分主教夫人、部分马大、部分女孩们也正是如此相信基列的秩序的，所以，她们不允许有心抗争的女性“毁掉”眼下的生活。在不同的身份和立场间，女人们已经习惯用眼神和唇语，在大段大段的沉默与暗号中编织出彼此的语言，彼此试探、彼此互助与彼此背叛。

人物关系间的暗涌，随色彩逐流。艺术家蕾妮·诺特巧妙地遵循《使女》原著设定，利用细致的分镜和构图设计，显化文本中身着不同颜色群体身处的物理空间、其呈现的身体姿态及隐含的权力格局。翻动彩色图绘，因循使女琼（即奥芙弗雷德Offred）的经历，在记忆与当下的闪回中，我们得以拼凑美国由当前政体变为神权基列国的“历史”片段，我们看到琼如何被迫与家人分离、被剥夺、沦为高官的使女，在例行仪式中为主教夫妇生育。她在监控、惩罚以及“五月天”（Mayday）的地下组织之间，徘徊于屈从与反抗，最终下落成谜。 

精妙的分镜设计之外，蕾妮·诺特还顺应《使女》中的颜色与身份的对应关系，为文本的不同场景设置了鲜明的主题色：琼在感化中心的回忆以黑色为底色，而当下的经历则是白底；主教家中的客厅与浴室场景呈现与主教夫人的制服同样的蓝色调；电视上由战争前线传回的新闻画面是绿色调；琼在基列建国前的温馨家庭生活回忆是暖黄色调；琼与好友莫伊拉在荡妇俱乐部的卫生间重逢则是粉红色调……

色彩一一对应着女性的身份、唤起场景和情节的情绪通感，于是，阅读《使女的故事》图像小说时，无数现实世界的片段似乎正与书上的画面与文字交叠，在我们的脑中警铃大作——似乎基列国那只血红巨眼的视线，正投射在我们所在世界的土地上。

基列国真的离我们很遥远吗？

二、基列的过去，现实的倒影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未来小说，也称“悬测小说” (Speculative Fiction），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使女》并不关注技术的未来，而是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可能性。在这一未来叙事的框架下，故事以主人公琼的视角展开——她是基列国使女体制的亲历者，通过她的眼睛，读者得以窥见这个设定于二十一世纪初的虚构现实中，所钩沉的父权制社会跨越千年的恐怖阴霾。

在阿特伍德的笔下，琼的母亲、好友莫伊拉以及琼这三个女性角色，集中体现出个体在女性主义观念与实践中的交织与冲突，也折射出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思想在诸如性解放、身体自主权以及反抗策略等核心议题上的多元分歧与历史演变。

琼的母亲认为“女性在没有完全得到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之前，就没有女性解放”，曾参加妇女解放游行、焚烧色情杂志，为争取堕胎权和女性身体自主权而呐喊。她独立、强势、言辞犀利，拒绝传统女性角色，因女儿没有如她期许继承她的女性主义衣钵感到失望。她的这些主张与实践，结合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解放诉求和激进女性主义的强硬行动，无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思潮的缩影。

而琼的好友莫伊拉，则带有酷儿女权主义的色彩。她强调直接反抗，并将性自由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基列建国前，她写题为约会强奸的论文、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基列建国后，她在例行的妇女祈祷集会上悄悄用下流话议论当权者，更冒险从红色感化中心出逃。即使后来在基列的地下“俱乐部”当性工作者，她也并未丧失希望。自始至终，莫伊拉鲜少在体系内妥协，而是在日常的不服从中构思着彻底逃离或颠覆这个体系的计划。

琼则处于母亲与莫伊拉两人主张的中间地带。作为使女的她，主张的女性主义融合了多元的女性主义精神遗产，更强调在具体的社会状况中选择生存策略。

最初，她结婚生子，未积极参与母亲的事业。后来，面对基列建国的混乱局面，她仍抱有幻想。而在成为使女之后，在被禁锢、被压抑的处境中，琼的女性主义意识一点一点地呼唤着她“真实活着”的感觉——母亲曾认为身体自主带来女性解放，莫伊拉曾认为性是反抗工具，但琼意识到，在基列国，性既是父权制的压迫手段，也是蕴含着抵抗意味的自我赋权方式。

在对人类进行极端管理的高压统治下，琼状似无意地将小块皮肤伸出血红色的使女制服包裹，从配餐中省下一小块黄油涂抹自己干燥的脸颊，在大主教的图书室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自己过去不屑一顾的时尚杂志……这些在当下公共讨论中可能被标签化为“服美役”、“兜售消费主义”的行为，对于琼而言，却成为反叛“国家机器”意志，在日常中行使身体主导权的重要行动。

琼转瞬即逝的解放，却也映照出当下女性主义者的困境。在反思现有理论的有限性之后，我们似乎比前辈女性主义者们更多元，却也更迷惘：不知如何延续母辈的遗产，又无法为后代指明方向。在当下的女性主义讨论中，女性主义者正如《使女》中的女性，常常遭遇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撕裂，彼此怀疑与防备。

由此，《使女的故事》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的多样路径与内在张力：在批判历史局限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真正守护女性自由与团结的价值？又该如何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找寻新的抵抗语言与重建之法？

三、基列的当下，未来的警钟

获得自由何其困难，而剥夺却只在一瞬；女性团结需要苦心经营，而对立却往往轻而易举。

在基列国，女性权利崩塌的速度快得令人毛骨悚然——先是全面禁止女性独立持有货币，继而剥夺女性的工作权，迫使她们回到家庭；随后，出行严控、舆论封锁，极端的父权意识形态被精心包装成不可置疑的“真理”，自上而下、无孔不入地试图洗脑每个人的意识，强制控制男人、女人、所有人。

基列国响彻全境的极端保守主义，不同样在我们的时代里以宣扬“传统价值回归”的形式，企图将进步思潮与社会政策偷梁换柱吗？虚构的基列所呈现的当下，又有多大可能，将成为我们的未来？

根据阿特伍德对小说构思的自陈，《使女》这一虚构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是麻省剑桥——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在基列国中，基列秘密服务机构即位于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琼与女伴在采购路途中经过的遭处决者尸体悬挂示众处，即是哈佛墙。

哈佛曾经是新教神学院，如今是一所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最近几个月，哈佛遭遇了特朗普政府的多次打压：特朗普曾签署总统公告暂停哈佛新学生以几类签证入境美国，并指示国务院考虑撤销现有签证；另外，他还建议终止哈佛大学的免税身份，以“打击反犹主义”的行政命令为名目，冻结哈佛超过20亿美元的研究项目资金。在我们的现实中，“自由派精英堡垒”是否正在政局中沦陷？

场景的现实呼应之外，“基列”更浓缩了一系列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的对女性的极端剥夺：她们随时可能因一些所谓不符合使女道德的“过错”受到惩罚或者失去生命；她们的孩子、母亲等血亲的下落和命运也被牢牢掌握在当权者手里；她们的身体被政治化，被作为国有资产调配和管理……

而在我们的当下，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堕胎权正在被剥夺，女性主义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斗争成果正在被收缴。就在几个月前，一名美国佐治亚州的孕妇在已经脑死亡数个月的情况下，囿于该州的《活婴公平与平等法案》（又称“心跳法案”，禁止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堕胎），被机器维持生命直至6月，最终剖腹早产后离世。

基列国女性的境遇，也折射着如今女性正遭受着的系统性就业、教育和公共事务歧视甚至剥夺。我们从书中使女从头到脚包裹的红色中，看到了因为“未正确佩戴头巾”而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的伊朗女孩阿米尼（Jina Mahsa Amini）；我们从书中操持家事的马大和经济太太们身上，看到了所做的家务劳动不被市场认可的无薪主妇；我们从被分配给“天使兵”的未婚女孩们身上，看到了那些早早辍学被安排结婚生育的女孩……

女性现实的残酷之外，《使女的故事》更以看似清淡的笔触，揭示出父权制极权对全体人类的恐怖统治。当女人仅仅被视为“移动的子宫”，男人同时也仅仅被视为“战争的消耗品”。在顺性别异性恋霸权被极端强化后的基列，性只剩下生殖这唯一功能。因此，出身平凡、没有繁殖权的男性士兵成为战场上的“耗材”，男女同性恋者都会被判决为“性别叛徒”并处死，卵子失活的女性承受最有毒的劳作，权势滔天的人依然可能顷刻间丧命。

这种对所有人的禁止、强制与伤害，彻底揭露了父权制不仅压迫女性，更是对全体人类——无论男女、非二元性别者或任何性少数群体——进行的强制性分配与规训。因此，我们看到，阿特伍德对抵抗组织“五月天”的想象并非单一的女性联盟；它由使女、马大、主教、眼目等不同性别、身份与立场的人共同组成，ta们因拒绝父权制的极端暴力，而选择了跨越分歧的联合。

四、尾声

在《使女的故事》结尾，我们无从得知琼是否成功逃离了基列国。给人慰藉的，是她所书写的遭遇成为了人类历史文献记载的一部分，她的勇敢、她的创伤、她与父权制的恐怖暴力作战所遗赠的教训，汇入了人类的共同知识范畴。

或许今日“我”目光所及之处阳光灿烂，但阴影总蛰伏在光明之下。琼可能是我们任何人，我们任何人也都可能会成为琼。基列所象征的最极端的父权制暴力远不只是一种虚构，它就散布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当下、我们的未来之中。

但与此同时，对父权制建构的拆解同样散布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当下、我们的未来之中。在灰心的日子，我们或可回想起书中琼在疯狂制度下的那段自白，为将来的变革储蓄力量：

“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些都是测试的内容。我精神正常，健全的精神是宝贵的财富；我将它储存起来，就像过去人们储存钱财。我要好好储存，待时机到来之时，便可富足充分地派上用场。”

愿我们在不耗尽自身的前提下，将日常中的微小行动，延展为改变地貌的持久运动。愿那一刻来临之际，所有曾经、正在、以及即将遭受父权制暴力的人，都能卸下审判的目光，结成真正共情彼此创伤的抵抗者同盟。

作者：苔、琳琅、雨声（排名不分前后）；编辑：苔、阿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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