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端傳媒優雅地謀殺一個員工（6）

為了建立制度來解決我們之間的不互信與爭執，特別是我無法抑制的懷疑我是否被排擠、邊緣的不安，大約在六七月份，我提議對即時組的選題方法進行修正。

從工作上來講，我的要求也並不過分。即時組的選題仍然延用最初在LSE附近的早餐店定下的五個主題，早已不敷使用。過去數月間，我與R之間就選題的爭執，許多時候也是關於在不在這五個主題中的選題是否應該撰寫。在新聞層出不窮而讀者對我們有不同預期的情況下，就即時組的選題方法進行修正，以訂立一個新的選題清單，我自認是一個相當合理且應該的舉動。

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工作氛圍中，我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客觀的「停戰協議」。 我希望通過將選題標準白紙黑字化，來剔除人為情緒的干擾。我相信，唯有將評判標準交還給「制度」而非「個人好惡」，我才能在每一次選題被否決時獲得一個專業的理由，而不是陷入「他是否又在針對我」的無盡內耗中。

意外的，R同意了。於是，我非常認真和其他組別的同事開會以確認他們的需求和我們可以協助的部分，然後我又詳細地做了新選題清單的方案，每一個新的題目、主題，我都認真思索並且詳細地在會議上闡述我的看法。

那時我因為感冒聲音已經徹底嘶啞。那次感冒來得蹊蹺，我向來不在夏天感冒，那次卻是在台灣的酷夏裡感冒；我向來感冒好的很快，那次卻很快嚴重到徹底失聲的地步。但我還是堅持在每一個會議前準備方案，在會議中認真闡述。他的反駁意見不多，我以為一切都在變好，甚至與主編L的溝通也減少了，我還記得我跟他說最近不錯。

或許，那次的感冒是我因身心俱疲而導致身體健康狀況惡化的象徵。又或許，那次感冒是命運給我的另一個徵兆，暗示我不必如此認真。因為很久以後我在他的來信中得知，那時他的心態是「我其實暗暗會期待看你提出很多新概念然後無法付諸執行，或者討論出很多有意思的框架但是自己操作不下去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這份我們討論了兩個月的清單，在好不容易成型後突然作廢了。按照R的說法，這是「編輯部的意見」，彷彿我已不是編輯部的一份子。

那時我剛剛完成從英國到葡萄牙的搬家，在葡萄牙海關的官僚作業裡掙扎。話分兩頭，搬家去葡萄牙實際上也是為了工作，因為端傳媒無法擔保我的簽證，我不得不申請了葡萄牙一間學校的碩士學位以獲得新的簽證。自然，端傳媒也沒有提供任何協助，甚至學費也是我自己出的，兩個月工資，而L的唯一回應是「天哪太好了你終於解決了簽證問題，有空我可以去葡萄牙玩」。

而事情就發生在我搬家之後不久。R突然約我「談話」，他要求我必須在我列出的選題清單中「負責」兩到三個主題。當我追問「負責」是何意時，他告訴我必須全面跟蹤這些主題，並且不能漏掉重要的新聞。由於除此之外，我仍然要負責其他新聞主題，我明確告知他，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我不可能做這樣的承諾。

他在電話裡大發雷霆。當我說雖然我無法「負責」主題，但其中許多本來就是我在跟進的時候，他又進一步指責我這些主題又許多新聞被我「漏掉」了，卻完全無視在之前我們扭曲的運作模式中，他才是那個掌握選題「生殺大權」的人，更別提這些他指責我「漏掉」的新聞，每一個我都列在了我負責日期的「新聞監測」中，是他根本沒看。

我們在爭吵，準確來說是他單方面的指責中不歡而散。我願以為事情就此作罷，沒想到不過一兩天，他突然在群組內要求我「必須選定負責的主題，並且告知他」。

那時我正因葡萄牙海關扣留我的行李焦頭爛額，在一大早突然收到他措辭嚴厲的命令，我頓感不妙。緊接著，生理反應比意識先一步襲來。我開始過度換氣，視野變得眩暈。明明身處八月的酷暑街頭，我的手腳卻瞬間變得冰涼，甚至開始麻木痙攣。 路人將我送進了附近的急診室。診斷結果是：焦慮引發的過度換氣導致呼吸鹼中毒。 在那張陌生的病床上，醫生試圖引導我調整呼吸節奏，最後給我戴上了氧氣面罩，我才終於感覺到血液重新流回了身體。

我自認當天已無法在工作（主要是無法面對他），因此我請了病假。我承認，我懷揣著惡意，沒有告知他或L我要請假，而是使用了公司的請假系統直接提交了病假申請。因為我知道，系統會自動生成一條請假信息，我確實抱著讓更多人「看看他嘴臉」的想法，在請假原因一欄寫上「被搞到焦慮發作無法工作」。

而他對兼職同事的解釋是，「不知道怎麼又讓Eirc不舒服了」，儼然我無理取鬧一般。更荒誕的是，請假本身也成為我的罪狀，導致L在我被解僱前的會議上指責我「突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