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说声告别,走向新的自己 · 第三天

如何在端傳媒優雅地謀殺一個員工(4)

洛松齊(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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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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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用時一小時會否太長?下次可以縮短」,諸如此類的對話越來越頻繁地在我們之間出現,而我們的工作性質偏偏無法準確量化我們的實際工作時長

新年伊始,或許是因為兼職同事的加入,或許是因為我屢次的退讓,或許也是因為R越來越「得心應手」,我開始感覺到越來越窒息。

雖然在年初的文中我特別提到痛風卻未能請假的事情,但當時促使我開始陳情的原因大概不是如此。讓我真正感到窒息的,如今想來,應該是我越來越頻繁地被駁回選題,R對我的稿件越來越挑剔,而他卻能在我和兼職同事共同反對下推進選題的反差感。

令我感到焦慮不安的,還有我的簽證狀態。相信許多身在海外的人一定能感同身受,我們的簽證就像懸在空中的一把劍,時刻讓我們提心吊膽,坐立不安。而我的情況更為麻煩,端傳媒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擔保我的任何簽證。

由於公司政策,我曾向R和主編L求助此事。說實在話,那時我就應該放棄對L如果有過的對於這個公司仍然是一個健全的「組織」的幻想,因為L唯一給我的幫助,是介紹另一位也煩惱於簽證問題的自由撰稿人給我,彷彿兩個人一起溺水就不會死。她還安慰我說「你不知道我們曾經也很煩惱簽證的事情,甚至比你們更困難」。

R在這件事上則展現了他一貫的「口頭佔領道德高地」作風,時常提出一些近乎荒謬的建議。比如,因為我有讀博士的規劃,他那時最常提起的一件事是幫我介紹某著名人類學家,希望我可以在他那裡讀一個博士學位,順便解決我的簽證問題。更黑色幽默的是,這件事唯一的後續是很久以後,我輾轉從我們的共同好友那裡得知,R曾向這位好友抱怨我不接受這位與我的背景、感興趣的研究方向都毫無關係的人類學家是「自視甚高」。

遲鈍如我,也終於發現事情變得不對勁起來。

最終引爆點還是那張「工時登記表」。這本是他自以為的優秀管理方法。我和兼職同事被要求按時填寫這份其實並不需要的表格,詳細列出我們每一個工作所用的工時,寫稿0.5小時、開會0.5小時⋯⋯,而他自己則對照著工時表來詳細考察我們每項工作所用時間是否過長。

「寫稿用時一小時會否太長?下次可以縮短」,諸如此類的對話越來越頻繁地在我們之間出現,而我們的工作性質偏偏無法準確量化我們的實際工作時長,他卻愈發認為我(們)填寫工時不足8小時是我們的工作不飽和,從而加派工作量。當然,由於工時表是他的「管理工具」,沒有人考核他的工時是否合理,自然也無人在意他曾將「與作者吃飯」等全部算進工時的行為,而他甚至會指著那些堆疊出來的驚人數字,轉頭對我們說:你們看,我有多累。

年底又碰上台灣大選,事務的繁重讓我們都有好幾周未曾填寫工時表,我自以為我們之間存在著某種惺惺相惜的默契,卻未曾想他竟以此來發威展現他的權威。那天在春節收假後不久,他一反常態沒有打電話給我,而是選在有兼職同事在的群組內突然發難,堪稱凌辱般斥責我沒有填寫工時表,而在我解釋因事務繁忙未曾填寫後,他又冷酷地表示「不聽任何藉口」。

總之,對我而言事情已逐漸失控。我採取了任何文明人在現代職場都會採取的做法,向他的上級主管,依照合約也應該是我直系上司的L反應問題。

我向L詳細敘述了發生的情況,然後提議或者請公司介入調整我們的組織方式,回歸我們最開始的平等協商模式,或者請公司明確我們的管理模式,特別是明確他的權責,以防止他任意切換其角色從而讓我們無法適從。而L的反應或許從那時起已經為事件的結局埋下伏筆,她認定這是「溝通問題」,並期許作為「朋友的兩個人」可以好好「聊一聊」。

按照L的要求,也因為我仍對R抱持期待,我與R在一次會議結束後停下來聊了聊。

在大概兩個多小時的「聊天」中,我像是在拆除一顆未爆彈一樣,小心翼翼地選擇著我的措辭,試圖用「朋友」的語氣來軟化那些尖銳的指控,向他「抱怨」他最近的行事風格。很自然的,對話內容在他短暫地為我不舒服感到抱歉後,快速轉變為聆聽他的壓力、煩惱與焦慮。最後,他問我他是否應該去看醫生,而我鼓勵他去諮商,甚至幫他研究了他的保險政策是否能夠涵蓋諮商的費用。

我們還算愉快地結束了「聊天」,我幻想著情況有所好轉,卻未曾想他會因此變本加厲地捍衛他的「權力」,更不曾意識到,這次對話將成為我的一個罪證,讓他得以向公司舉發我辱罵他「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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