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者作為研究者（三）：意義的詮釋

「魚樂之辯」，乃是我們所熟悉的典故：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那麼，同理可證，紀錄者又不是被攝者，要如何能夠理解並透過影像詮釋被攝者呢？

前面所提及的實證論與經驗論，預設了紀錄者作為研究者的特權，可以單方面藉由視覺的可見來發現因果、定律及其解釋；然而，1970年代的再現或表述危機（representation crisis），尤其是後殖民與後現代的思維，開始反思民族誌的書寫，並質疑人類學知識的目的性、以及這些知識與他們研究對象之間的關聯性；認為那是故作天真與客觀，不僅常常具有倫理的爭議，甚至形成某種統治與支配的知識權力。

影像工作者Tim Asch與人類學家Napoleon Chagnon在1970年代也作出了不同的嘗試。

《斧之戰》（The Ax Fight）（1971）是由四個部分組成，一是未剪輯的毛片，呈現一場在密西密西馬博威—特里村廣場並不斷升級的暴力衝突；二是對前一部份的慢鏡頭與定格重放，並加入畫外音的解釋；三是用圖表標明了參戰者之間的親屬譜系；四是導演剪輯後的版本，藉由影像從素材到成片的過程，他們提出了對於客觀性的質疑以及多重解讀的可能性。

在《一個名叫「蜂」的男人：研究亞諾瑪莫人》（A Man Called “Bee”: Studying the Yanomamo）（1974），則記錄的是研究者自身進入田野，及其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在《德德黑瓦講述的納羅神話》（Myth of Naro as Told by Dedeheiwa）（1975）、《考巴瓦講述的納羅神話》（Myth of Naro as Told by Kaobawa）（1975）等等影像中，呈現的是對於同一個神話主體「赫庫拉」（Hekura）的不同口述版本。

同時，詮釋學裡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與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等等觀念，即涉及到我們如何理解並詮釋他者的問題。

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延續Max Weber的名言：「人類乃是生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蛛網中的動物」（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而這個蛛網就是「文化」，因此，對於他者及其文化的分析，並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詮釋科學。

他以眨眼睛的動作在不同文化的差異意義、爪哇╱峇里島╱摩洛哥各自關於「人」的概念為例，沒有一個可以使用在所有地方的完美理論，只有個別的觀點，也就是從土著的觀點（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來看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

那麼，人類學家要如何了解當地人呢？是要有異於常人的洞悉人心之能力嗎？當然不是，Geertz強調的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重要性（借用油畫的術語，是指一遍一遍的上顏色、修正、調整之後的效果，而不是平塗一遍就完成的「稀薄」作品），民族誌的書寫應著重於語境的強化，包括了視覺／聽覺的訊息、呈現的環境、人物與事件的進展、拍攝者的主體意識……。

參考資料

楊德睿譯（2002）。《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麥田。（原書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