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电影史｜#MeToo 改变世界｜《环球银幕》

当时间线抵达 #MeToo 之后，“女性电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分类，而成为一项主动的、复杂的、正在被重塑的影像工程。

“MeToo”一词由美国黑人女性活动家塔拉娜·伯克于 2006 年提出，最初用于鼓励女性勇敢说出自己经历过的性骚扰与性侵害故事。2017 年，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曝光后，“#MeToo”作为社交媒体标签被广泛传播，迅速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性别政治觉醒。

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性别权力的再分配议题全面渗透至电影行业，从创作主题到评奖机制，从产业结构到观众文化，#MeToo 成为了电影生态中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国际主流电影节的评审系统也因此发生剧烈变化。从朱莉娅·迪库诺的《钛》到茹斯汀·特里耶的《坠落的审判》，女性导演正在打破戛纳金棕榈的“男性神话”；金熊奖更在六年内三度颁给女性导演，包括阿迪娜·平蒂列（《不要碰我》）、卡拉·西蒙（《阿尔卡拉斯》）和玛缇·迪欧普（《达荷美》）。而在威尼斯，赵婷《无依之地》、奥黛丽·迪万《正发生》和劳拉·珀特拉斯《所有的美丽与血泪》也连续斩获金狮奖。

这些电影大都将女性从被叙述的对象转为叙述的主体，倾向于碎片化、情绪化、开放式的叙事方式。它们打破了传统电影对“女性角色”的范式塑造，摒弃“完美女性”的刻板想象，在非线性、碎片化、情绪化的叙事结构中呈现女性经验的复杂性——愤怒、脆弱、渴望、抵抗，均成为银幕影像的能量来源。也往往从对性别暴力的表层表达，转向性别政治的复杂探讨。

这一转变不仅发生在独立电影领域，也进入了商业大片与类型片之中。好莱坞电影《她说》直白清晰地聚焦韦恩斯坦案，呈现两位女记者如何在权力系统中对抗沉默与压制。埃默拉尔德·芬内尔的《前程似锦的女孩》，以异于情理导向的绚丽视听包装极具锋利性的性暴力复仇叙事，以光魅的商业规格承载猛烈的社会变革语言。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塔尔》，则通过女指挥家身份的性别反转，深入探讨权力的伦理悖论，也涉及取消文化和身份交叉性，揭示了性与权力的运作。这些都是直接回应#MeToo运动的创作，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电影创作中的权力关系、视角分配和情感结构。

与此同时，一批类型各异、风格多元的女性题材影片也在悄然改写好莱坞女性形象的谱系：从《小妇人》《爱玛》《哈里斯夫人的芳心之旅》等女性年代片，到《泳者之心》《奈德》这样的女性体育电影；从《神奇女侠》《黑寡妇》中的女性动作英雄，到《最幸福的季节》《爱很难》中的浪漫喜剧文本，它们共同重塑着女性的文化想象——将传统好莱坞中温柔、依附、被凝视的女性气质取消，代之以勇敢、独立和自主。格蕾塔·葛韦格的《芭比》无疑将这一潮流推向巅峰——它用喜剧形式将女本位叙事推入全球文化话语核心，彻底拆解了“女性=符号”与“男性=观看者”的传统机制，并获得了全球前20的亮眼票房成绩。

将目光投回东亚，女性题材的力量也正在积蓄成流。韩国电影最先反映出#MeToo后的观念变化，《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赵南柱同名小说，回应女性在职场、家庭中的制度性压迫，引发全国热议。日本方面，河濑直美、西川美和、山户结希等女性导演以风格化语言挖掘孤独、身体、母职等边缘议题。值得一提的是，记者伊藤诗织自述性侵经历的纪录片《黑箱日记》更以强烈的个人视角揭露性别权力与社会压抑，揭示了性权力与权力的关系，既是一部“日本之耻”，也是她写给日本的情书。该片入围第9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堪称日本MeToo影像的里程碑，与大洋彼岸女主角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话剧《初步举证》遥相呼应。 

中国女性电影也在#MeToo之后迎来创作高峰。从文晏《嘉年华》揭示性侵问题的系统性不公，到滕丛丛《送我上青云》反思病痛与女性欲望，再到杨荔钠《春潮》《妈妈！》在家国同构的语境中探讨了母女关系与家庭暴力，白雪《过春天》描摹跨境少女的现实选择，皆展现出对女性现实处境的深度凝视。除此之外，《柔情史》《我的姐姐》《兔子暴力》《找到你》等电影，也将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将女性形象从“情感依附”的传统叙事结构中解放出来，更多地转向对“结构性压迫”与“家庭伦理”的自我言说。与此同时，女性题材也进入更多元的类型片领域，母职拒绝、婚育压力、姐妹情谊等议题成为叙事高频点。2024年，贾玲的《热辣滚烫》尹丽川的《出走的决心》和邵艺辉的《好东西》等女性导演执导作品在票房与话题上双双收获成功，女性题材在话题度与情感共鸣层面反映出观众需求的转变，也成为推动中国电影生态变革的潜力方向。

但必须警惕的是，女性影像的涌现，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已然取得胜利。近年来，诸如《某种物质》《可怜的东西》这类聚焦女性身体经验的影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引发了南辕北辙的观感与解读；而《阿诺拉》等屡获奖项的作品，则因其呈现的女性形象存在争议，再次揭示出当代影像世界对何为独立女性的认知差异。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女性意识的传播和女性表达的合法化，仍是一种不平衡、不断协商的全球过程。

并且，从获奖机制到产业结构，从叙事类型到市场资源，女性创作者依旧面对无形的“性别天花板”。在被赋予历史意义的同时，她们也承担了象征意义的负担——女性导演的成功常被看作一场集体性的胜利，然而这背后仍有大量未被看见的女性经验与表达被边缘化。奖项不只是荣耀的归属，更是文化秩序的再生产。在女性导演、女性创作和新的女性形象被看见的同时，我们也应持续追问：是谁设定了被看见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