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安全基地——免于匮乏与免于恐惧的自由

一、

福利制度是物质生存的安全基地，成全个体免于匮乏的自由。有赖于此，人们更容易脱离消耗性的工作和压迫性的婚姻，幸福、理想、成功等概念的诠译更加私人化和多样化，“心理健康=赚钱”这种成功学话语也只能在三道杠把教育、养老、医疗和失业救济都甩给个体和家庭的某大国吸睛，在那里，个体被迫卷进残虐的生存竞争，独自面对所有风险，锁死在恐惧驱动的高投入低回报的自我商品化竞赛里（内卷）求出不得。

言论自由则是思考的安全基地，保障个体免于恐惧的自由。发言不必谄逢上意，不必自我阉割，不必顾虑404，不必喑哑于限流，不必操心数字割喉，不必操心物理销号，不必心悸三道杠寻衅自己，而能放心进行智力冒险，质疑权威、挑战共识、大胆试错、探索未知、尽情开展公共论战。言论自由孕生创新和批判性思考。言论自由缺失，伴之的必是防御性阅读（阅读只为确认既有立场）、表态性发言（表演忠诚、划清界限）、语言霉烂（满大街空话、套话、瞎话）、思维的二极管化和回音壁化。

写诗时把棺材板化表达熔铸成私人符号，即艺术创作的意象私有化，有赖于穿越语言的集体幻象；

将理想、成功、幸福等棺材板化概念熔铸成私人符号，即生命创作的意象私有化，有赖于穿越人生脚本的集体幻象。

穿越思考幻象的辞意创新，与言论自由间接正相关；穿越生存幻象的生命创新，与福利制度间接正相关。

套用承认理论，言论自由即对个体作为思考者和表达者这一智识主体性的符号承认，无条件，无须谄逢上意。福利制度即对个体作为有尊严的生命这一生命主体性的物质承认，无条件，无须绩效决定。这两个实质是对个体主体性的相对普遍平等的制度化承认。因此，内卷，即争夺有条件、分等级、畸形的稀缺承认的囚徒竞争，其薪柴也被从根底上抽掉了。

二、

权利作为空集，它指的是一套保障信息透明、公民权利、劳工权利、政治权利、维权易及性、反对党、多方问责、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权力制衡、个人自由及相应社会关系和政治条件的制度程序。在这里，“不支持观点但支持说话权”，即不同意对方拿这个空集装填的特定内容，但支持这个空集本身，因为它是我们各自集合的共同子集。在食品安全上，我们不去鄙视人家吃土鸡蛋或预制菜，而要让这个制度权利的空集变得更大更坚固更透明，好让人们自行从容选择饮食;又或者说，我们大可争吵土鸡蛋或预制菜（或别的什么）哪个更好，但前提是我们都得承认，有了这个权利空集，我们才能够自由说话、自由争吵，它是我们的声带，是传导我们声音的介质。因为在这个空集本身是残缺的情况下，选择什么内容填进去，都弥补不了这破损的空集;在声带被三道杠扼住时，教人唱什么歌是没啥用的，因为唱歌的条件首先被切掉被剜除了。当这个空集本身被三道杠硬塞进什么东西，被填鸭，强加于人，比如强制你政治站队，强制你着装选择，这个权利空集本身就被损害了，即便那被强加之物据说是多么好。因为这空集，就是让大家自己填东西进去的，而不是装三道杠的意志。装三道杠意志的，那是政宣读本，不是权利空集。

一个破损的容器，不管装什么好吃的食物进去，都会变质的。（20250916）

——用数学空集来附会权利是不行的。权利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复杂的议题，我们该有哪些权利，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另一些，谁有实质权力来决定这些权利，以及谁被排除了，这些都是在言论自由条件下吵得不可开交并且关乎生死的问题。不能把这本身争议超级大的东西，用一个看似理客中的形式化的数学概念掩盖过去，并且独断地宣称这是大家的共识，不能骗人说，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根据自己喜好，来往这个空集里填东西。而且，三道杠最乐逐其臭的，就是这种徒有形式又显得走遍全球都不怕的东西，把这形式或框架改成三道杠的形状，就成了对三道杠的极端伥附。

更一般地讲，在描述或建模权利、制度这类政治事物时，不宜使用结构性隐喻，更适合的是功能性隐喻。前者导向的是一类形式化问题，权利是什么，边界在哪，构造如何，凌空蹈虚而无从证伪，堪比数字乌托邦的设计图纸；后者则导向另一类问题，这权利有啥功能，成本由谁承担，收益由谁获得，谁被排除，咋样运作，话语权、行动权、评价权把持在谁手上，这类问题经验可验证，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检查、维修和更换同乘的列车引擎。

前者是一种棺材板化的东西，无论把这个棺材板雕琢得多么自视正确，或者多么精致，放到三道杠定向操纵的公共话语场里，总是要霉变成别的东西，只要在棺材板上烙上三道横杠，就可以了，而这对三道杠及其伥附者来说，易如点赞。后者则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权力关系更容易在动态里暴露出来，或者说，因为它自然引出的问题，到底这功能提供得怎么样，毕竟是可凭经验判断的。

如果上边那个言论自由和福利制度作为双重安全基地的说法能有效，那或许是，当三道杠标榜自己底下的臣民享受着所谓的表态自由、站队自由时，只需戳破，人们网络发言时总是对某些事情，比如砍掉正国级、副国级三道杠的特权养老金，讳莫如禁——

前提是这戳破不被404或限流。

三、

结构性权利观↔功能性权利观，韦伯的信念伦理↔责任伦理，与权利抗争中的本质化普遍化权利↔关系化情境化权利，这三组间有同构性，前三种理想型是向上走，都在抓某种纯粹性，容易被架空、流于形式，容易犯天真病——本质化普遍化权利是自以为权利解放的终点，不与移易，排斥新产生的和来自边缘的权利诉求；信念伦理是霉变成一种煽情表演，一种道德秀，很容易被骂虚伪做作，这里还有一种披着羊皮的反信念伦理，尤其对三道杠来说，酿成大灾难都还在那自我感动自我赋魅，自以为有所谓担负，沉溺在自我虚构的某种鸦片型悲情叙事中，这种也是反责任伦理乃至荼毒一切伦理的；结构性权利则可能沦为三道杠拍宣传片的空洞布景，宣称宪法的碗里啥都有，权利霉烂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一种棺材板化的敷塞矫饰，而不是对公民主体性的制度化承认。后三种是现实型，实践性的，向下走，它们有虚无化的风险——关系化情境化权利是容易拆了自己据以抗争的堡垒和底盘；责任伦理可能迷失价值罗盘，同谋合污脏了手；功能性权利可能把人的内在尊严当成可算计可牺牲的，给三道杠的名曰为了“效率”“发展”“复兴”的吃人操作背书。

可以用这个形式性与功能性的框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概念属于弱形式保护、强功能流通，即只要求署名权保护，但本质上需要自由流通、碰撞、批判和再创造。比如安娜·弗洛伊德和克莱因都可以使用和发展弗老爷子的概念来相互论战攻讦，而不需要向弗洛伊德遗产委员会缴纳概念使用费。只是不能冒称自己发明了原有的这些概念。

技术属于强形式保护、强功能激励，因前期投入巨大，周期长，又面临血本无归的失败风险，故而一朝研发出来，需一段时间的专利期限，在这个期限内授予发明人以垄断权，好回收成本、获取利润回报，而非马上让人剽窃走，如此才不会创死企业和个体的创新生命力。而形式与功能间的你拉我扯，也体现在技术专利上，形式盖过功能，专利保护吞噬创新激励，即这个形式保护的空集被充填进了控制技术存量、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垄断意志，这是有机资本主义内部的无机性体现。因此，如何重构已被无机控制存量逻辑劫持的棺材板化制度形式，使其重新生发和润养能持续创造增量、充满活力的有机创新生态，便成为这个时代最旨要的政治经济命题之一。

四、

三道杠祭出创新的形式化标语，这形式化标语却是烙在一块它蛆蠕其上伥附其上的以绝对剩余价值剥削为内在逻辑的无机棺材板上的。为了续命第一，受益于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在逻辑的全球有机资本主义生态系统的它，却拒绝改变自己以充分融入这系统，而撺掇一种确保绝对可控的无机棺材板化追随式创新，一场旨在续命、旨在加固上漆其棺材板座椅的，咋咋呼呼、精致矫饰、鸡血沸腾的创新模仿秀，为此它必然对技术研发予以基于其续命逻辑的选择性保护和扭曲式激励，即对创新加以棺材板化阉割。它过敏于有机原创式创新，过敏于有机原创式创新所亲和的有机生态系统，更深层地，过敏于成就公民免于匮乏与免于恐惧的自由，激励其辞意与生命创新的双重安全基地。对其来说，真正的有机原创式创新不是福音，而是丧钟，会直接掀了它的棺材板座椅，要了它的命。三道杠，是因恐惧失控而将金币埋进地里，并自我封棺，还妄想把整个有机地球都一致化成其无机棺材板座椅的当代奴隶。

——2025.09.15-2025.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