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想追部劇】《使女的故事》（上）：在極端資本主義和失控的民主自由之後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於 1985 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反烏托邦（dystopian）小說，同時也是一部女性主義作品。故事描繪一個近未來的美國，在極權主義興起後爆發內戰，基列國（Gilead）掌握大部分軍事力量與領土，並在這片曾以自由聞名的土地上建立起神權統治。這個國家以宗教為名，徹底掌控人民的自由，尤其是女性：她們被剝奪工作權、財產權，不被允許閱讀與書寫，甚至不再擁有自己的身體與姓名。本書於 2017 年被改編為電視劇，由愛特伍親自參與製作，並由伊莉莎白・摩斯（Elisabeth Moss）主演。摩斯更憑藉在此劇中精湛的演出榮獲金球獎戲劇類最佳女主角。愛特伍筆下所構築的世界，結合當代社會日益緊縮的政治氛圍與對女性權利的爭議，在今日觀之更顯真實，其所帶來的震撼早已超越虛構，令人不寒而慄。

男人的烏托邦，女人的地獄

在政變初期，女性先是失去銀行帳戶與工作，接著是目睹親生孩子被強行帶走，然後被集中監禁，等候發落。沒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流放至殖民地（The Colonies），從事清理放射性污染物等高風險勞動。至於仍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則被送往紅色感化中心（The Red Center），「學習」如何成為使女——即基列國的生育機器。她們會被分配至有政治地位的主教家庭，每月一次進行名為「儀式」（The Ceremony）的性交，在主教夫人的陪同下被迫與主教行房。若成功懷孕，產後便會被轉派至另一戶家庭，孩子則留下由主教夫婦撫養。在基列國，女性被分化為數種角色：「妻子」、「使女」、「馬大」（即女僕），無一不是男性權力的附庸。這套制度表面上高舉「為神奉獻」的旗幟，實則是為了滿足權力上層的私慾。而使女所遭受的待遇尤其殘酷：除了例行性的強暴，甚至在歷經懷胎十月後，還得被迫與自己親生的孩子分離——即便那個孩子並非她們所渴望擁有的生命。

「變得更好從來不代表對每個人來說都更好。」

《使女的故事》不只是描繪女性處境的小說，更是一部對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反思的作品。第一季中一段對話格外耐人尋味：
某天早晨，瓊（June，伊莉莎白・摩斯飾）與奧芙格倫（Ofglen）在外出採買途中交談：
瓊：「你有聽過五月天（Mayday）嗎？」
奧芙格倫：「我不想惹麻煩。」
瓊：「你怎麼能欣然接受國家變成現在這樣？」
奧芙格倫：「你以前是那種下班後會去高級瑜伽會館上課的人吧？我過去有毒癮，流落街頭。而像現在這樣，有飯吃、有地方住，對我來說已經很好了。我不想惹事生非。」

瓊無言以對。短短數句對話，揭示了人們往往習慣站在舒適圈中，以自己的視角去看待一切。我們很能同理和瓊一樣，身處中產階級的普通女性生活圈：有著一份糊口之外也能存點錢的工作，太大的夢想不敢想，小的夢想還能被允許。這種略顯辛苦、卻也過得去的生活，對我們來說也許不陌生，但對許多人而言，卻是努力也難以企及的。

基列國的創建，是資本主義煞不住車的結果：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整體結構日益失衡。基列創始元老趁勢攏絡有權勢者，運用他們的資源與影響力發展軍事力量，將國家轉化為一個完全垂直且封閉的體系。

「所有的改變都不是一夕之間造成的。」

如果我們不關心政治，明天還會不會和今天一樣？

某個看似尋常的清晨，瓊與好友莫伊拉（Moira）慢跑後準備前往熟悉的咖啡館，卻發現熟識的女服務生不見了（暗示女性被迫離職）。當她們詢問男店員未果，又發現信用卡無法使用，戶頭竟被凍結（暗示女性失去資產掌控權）。幾天後，瓊與公司中所有女性員工被無預警遣散，新政府隨即宣布女性資產將全數轉由其丈夫或男性親屬代管。

昨天，她們還以為自己活在民主社會中；今天，卻淪為二等公民，成為男人的附屬品。最可怕的並非巨變本身，而是變化來得如此安靜，如此順理成章。我們傾向依賴會挺身而出的「別人」，而這樣的依賴，又何嘗不是在民主制度的溫室中養成的僥倖心理？

「你想過這樣的社會嗎？」「什麼社會？一個二氧化碳排放率在三年內下降78%的社會？」

在基列的建國神話中，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則是人類對環境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在基列國成立之前，曾經處於極端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將經濟發展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掠奪之上。正是這種永無止盡地開採與侵佔，釀成了人類生育率崩潰的災難，也為極權體制鋪設了舞台。工業污染、化學廢料、核輻射與資源枯竭，地球變得不堪居住，人類的生育能力急遽下降。許多女性不孕，嬰兒大量夭折，整個人類社會陷入生育危機，彷彿連上帝也不願再將生命帶入這個世界。

基列政權崛起後，便採取一系列的行動：封鎖邊界、控制人民、限制資源分配。這些措施確實有效地減緩了對環境的傷害，讓大自然得以喘息。而使女制度的建立，更大大地促進了生育率——「健康子宮」被視為國家資產，集中管理、統一分配，生育被國有化，成為整個體制運作的核心。

不只是美國，其他國家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出生率不僅僅是下降，而是幾乎為零。在劇中，墨西哥總理參訪基列國時，看到列隊迎接的孩子們，從襁褓中的嬰兒到活蹦亂跳的兒童，不禁也心生動搖：是否這樣極端的制度，才是真正能挽救人類生育危機的方法？同為女性，也是國家領導者的她，即使對於身處基列的女性處境感到猶疑，卻也不免被極權主義所帶來的「便利」與效率所吸引。經濟與環境，民主與極權，自由多元與傳統秩序——如果人類在追求發展與個人自由的路上，無法找到其中的平衡，那麼這些價值是否終將走向對立？當個人自由被過度強調，而社會責任卻被忽略時，大環境便會走向失序與混亂，極權統治則名正言順地以「維護社會秩序」之名建立。

「在這本書中，我所用的所有細節都是曾經在歷史上發生過的，換句話說，它不是科幻小說。」

愛特伍曾在紀錄片《使女無懼：瑪格麗特・愛特伍》中說明，她筆下的一切設定並非空穴來風。這些極端的制度與行為，都能在歷史的痕跡中瞥見，或仍在某些文化裡存續。2025 的今天，距離此書出版後的四十年，川普二度當選總統，美國女性墮胎的權利被逐出憲法，使女的出現，離我們還有多遠？川普的勝選與隨之而來的政治氛圍，再次證明了極端保守主義從未真正遠離，它只是在等待時機，悄悄捲土重來。

民主自由的盡頭是什麼？基列國是其中一個答案。而我們是否能在一切太遲之前，走出另一條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