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奇的凝視:網文下的性少數

Wesle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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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默許灰色地帶存在的現象,本質上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排斥。它將一個充滿血肉、追求平權的社群簡化為異性戀者的娛樂符號。在這種潛意識的歧視中,LGBTQ 社群被隔離在虛構的屏幕之後,他們在文學中被「看見」,但在社會現實中卻依然被要求「噤聲」。

在當前中國大陸的網絡文學與文化環境中,文學創作與性少數社群的現實處境之間,存在著一道極為鮮明且難以跨越的界限。相關監管部門對於真實反映同性情感的文學創作,始終維持著嚴厲的禁止態度。這種禁止不僅僅體現在網絡內容的下架或審核,更進一步上升到了法律風險的層面。

根據 BBC 與 VOA 等海外媒體的持續追蹤報道,近年來多起涉及同性文學創作的刑事案件,向社會釋放了極其嚴苛的信號。2018年,著名的耽美小說作家「天一」因製作並銷售包含同性性行為描寫的小說《攻佔》,被安徽省蕪湖縣法院以「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儘管該判決在法律界引發了巨大爭議,但它明確劃定了創作的「紅線」。

法律的介入使得文學創作不再僅僅是藝術層面的探討,而是成為了一種高風險的行為。隨後幾年,針對「非法出版」和「傳播淫穢色情」的淨網行動持續升級。2022年至2023年間,多個大型原創文學平台的多位知名作者也因類似罪名被採取強制措施。

這種環境迫使創作者在處理性少數題材時必須極度謹慎。其直接後果是導致真正的 LGBTQ 文學在主流視野中幾乎銷聲匿跡。這種針對真實同性題材的嚴密封鎖,實際上切斷了公眾透過文學去了解、共情性少數社群真實生活狀態的途徑,進而在社會法律與道德層面,將 LGBTQ 群體置於一種被排斥與被污名化的陰影之下。

然而,在嚴厲封禁真實同性文學的背後,中國大陸主流網絡文學網站卻出現了一種極其微妙的矛盾現象。儘管嚴肅、寫實的性少數作品被禁止,但「雙男主」與「變身百合文」這類帶有強烈虛構色彩的亞文化作品,卻在各大平台上獲得審核並流行。這讓一部分觀察者誤以為環境趨於寬容,但事實上,這種流行的本質與性少數社群的權利毫無關係。

所謂的「雙男主」作品,其核心受眾是廣大的異性戀女性讀者(即「腐女」群體)。學術界如《國際傳播學刊》(IJOC)的研究指出,這類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往往高度理想化,其情感模式多數是異性戀言情小說的投射。作品中的主角雖然是男性,但其互動邏輯依然遵循著異性戀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並非為了反映男同性戀者的真實掙扎。

同樣地,「變身百合文」往往描寫一名男性轉生或變身為女性後,與其他女性發展關係。其目標受眾主要是異性戀男性讀者。這些作品在本質上是「異性戀視角下的同性幻想」,服務的是異性戀者的特殊審美與「獵奇」心理。

異性戀女性在「雙男主」中尋求審美快感,異性戀男性在「變身百合」中滿足感官凝視。正如一些性別研究學者所指出的,這類作品將同性關係抽象化、標籤化,甚至透過「消費」性少數符號,加重了社會對 LGBTQ 社群的刻板印象。這些創作並非服務於 LGBTQ 社群,反而是在異性戀的框架內對同性戀情進行了「異性戀化」的重構。

為什麼異性戀男性讀者能夠在網絡小說中接受、甚至沈溺於相對性別的「同性戀行為」,卻在現實中對跨性別者或男同性戀者表現出極度的排斥?這種現象揭示了深層的社會心理矛盾。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這涉及一種「去威脅化」的凝視機制。在男性讀者青睞的「百合文」中,兩名女性的情感互動被剝離了社會權力的爭奪。對於長期處於父權競爭壓力下的男性而言,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被視為一種純粹、溫柔且不具備攻擊性的圖景。這種審美並非出於對女性同性戀者的尊重,而是將其窄化為一種滿足視覺愉悅的「景觀」。

而在「變身文學」中,男性主角變身為女性後與其他女性戀愛,這在心理學上提供了一種「安全的安全感」。主角雖然擁有女性軀體,但其內在核心往往保留了男性的意識、邏輯與自尊。這本質上是男性讀者在幻想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殖民」:他們既享受了女性軀體帶來的感官新奇,又保留了男性的支配地位。

這種「變身」情節還隱含了對傳統男性氣質壓迫的潛意識逃避。在主流社會價值觀中,男性被要求必須強壯、剛毅且承擔沈重的生存競爭。變身為女性提供了一種合法的「軟弱」藉口,讓讀者在虛擬空間中暫時卸下沉重的男性包袱,以女性身份體驗細膩的情感。

然而,這種心理補償是高度排他的。當現實中的跨性別者出現時,讀者的防禦機制會迅速開啟。因為現實中的跨性別者挑戰的是性別二元的絕對邊界,這威脅到了讀者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基礎。虛構中的變身是「可控的遊戲」,現實中的跨性別則是「失控的冒犯」。

從社會學維度分析,這反映了「霸權氣質」對性少數群體的選擇性容忍。異性戀男性接受「百合」,是因為這不涉及男性權力的流失;但他們極度排斥男同性戀,是因為後者在傳統視角下被視為「背叛了男性陣營」或「喪失了統治力」。這種歧視植根於對男性氣質的病態崇拜。

因此,男性讀者對變身文的熱愛,並非對多元性別的接納,而是一種「跨越邊界的特權」。他們享受的是在虛擬世界中隨意穿梭性別的自由,而非對現實中性少數群體生存困境的同理。這種心理割裂,恰恰說明了中國社會在潛意識中,依然將 LGBTQ 元素視為可以被隨意消費、剪裁的工具,而非獨立的人格實體。

探討「變身百合文」與「雙男主文」是否屬於 LGBTQ 作品,必須回歸到創作動機與社群服務的本質。這類作品往往缺乏對性別多元化運動的自覺,更多是資本運作下對特定讀者口味的精準投放。如果中國社會長期處於這種「真實者被禁,虛構者盛行」的灰色地帶,對 LGBTQ 社群及文化將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首先,這會導致社會對性少數群體的認知進一步扭曲。公眾會誤以為這類群體的生活就像網文那樣充滿戲劇性與奇觀,而忽略了他們在就職、教育與醫療上遭遇的真實困境。當文學作品只剩下「唯美」或「獵奇」的濾鏡,真實社群的苦難便被掩蓋在消費主義的喧囂之下。

其次,這會壓縮真正的 LGBTQ 文化表達空間。當「消費主義下的偽同性作品」取代了反映真實困境的性少數文學,社群內部成員也可能因為缺乏正確的範本而產生自我認同的偏差。這種「替代式流行」實際上是一種隱形的過濾,它過濾掉了性少數群體最核心的權利訴求與身份尊嚴。

這種默許灰色地帶存在的現象,本質上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排斥。它將一個充滿血肉、追求平權的社群簡化為異性戀者的娛樂符號。在這種潛意識的歧視中,LGBTQ 社群被隔離在虛構的屏幕之後,他們在文學中被「看見」,但在社會現實中卻依然被要求「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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