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貝爾演講心得》第八集：他從高密走出來的那年，我們這裡正在起飛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於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麼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麼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
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願望。1976 年2 月，我應徵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
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 如果莫言是我的某個阿伯

1976年，莫言離開高密東北鄉入伍當兵，開始了走出去看世界的人生。那年他背著母親，賣掉她結婚時的首飾，為他買下四本《中國通史簡編》。那一年，他還不是作家，只是一個想逃離巨大木材堆，想從看不見風景的地方走出去的青年。

同一年，我還沒出生，我的家族也尚未翻身。但是我若是著將莫言的年表帶入我的生活，他可能就是那位被叫做「阿伯」的家族成員，總是穿著白色的汗衫、總是在外面的走廊坐著，點香菸「黃長壽」、總是在逢年過節後又獨自離去。

他們那一代人，沒有太多說話，卻總被期待要有所作為。他們被困在地方裡，卻總是對世界懷抱一種模糊又堅定的嚮往。

莫言從高密東北鄉出發，而我們的家族，也正處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邊緣。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我看到這句話時心想：如果沒有台灣的經濟起飛，我們家可能還住在沒有柏油路，用水泥地鋪設為「埕」的那棟平房裡。

但是，也正因為我們被「起飛」帶離了原來的地貌，我們才開始遺忘那些曾經令人不安、讓人羞愧、讓人痛苦的事。

■ 我將地方記憶嵌入到國族敘事

莫言對故鄉的描寫，不只是個人回憶的場景設定，更是一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出身地。他從高密出發那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夕、台灣剛邁入十大建設與加工出口區的時期，兩岸政治雖然分裂，卻在相似的年代經歷了集體經濟的劇烈轉型。

莫言回憶第一次離開高密東北鄉，搭火車去青島。那次城市之行，本應是他眼界大開、接觸新世界的時刻，但他沮喪地說：

什麼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

**地方遮蔽了觀看的形成：為什麼他只有看見木頭？

這句話看似荒謬自嘲，實則直擊了一個文學與知識理論的核心命題：地方經驗遮蔽了世界想像」。在地方結構性的壓制下，世界不是不存在，而是尚未能被觀看、被想像、被敘事。

不是因為他愚昧，是因為觀看世界的能力，需要語言、結構、視角與敘事經驗的支撐。
當時年輕的莫言還無法建立觀看世界的語言結構，他所見到的不是風景，而是經濟生產的具象物「一堆堆的木頭」。

那不是什麼也沒看到，而是看見了尚未能被命名為「世界」的現實。
在這裡，地方經驗不僅限制了空間移動，更在感知層面上產生了遮蔽效應。這正是「後殖民與空間理論」中的一個關鍵命題：

被侷限在某種地方經驗的主體，很可能無法立即看見他者世界的多樣性，而是先被動接收到現代體制中的物質壓力。

也因此「我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是一種誠實到極致的敘事自白。這句話並未試圖拔高感受，或虛構震撼，而是讓我看到，一個尚未具備敘事能力的主體如何初次撞上世界的邊界。當莫言走出高密，沒有帶走鄉愁的詩意，而是誠實的從觀看受限，走向敘事覺醒的過程。
當進入軍隊體系，並最終成為國族現代化敘事中的文化產物，他所依靠的是一條在文化大革命後的餘燼，與改革開放夾縫中自行摸索的能量。

從文學理論角度看，這是一種「敘事主體的生成過程」，他從被動的歷史承受者，轉化為能命名、能建構意義的敘事者。這條轉化的路徑，不是由專業的教育機構培養出來的，是他母親、木頭、泥土與那些不能說話的景物(鳥、樹、狐狸)共同生養出來的。

■ 我們都是某種被「帶走」的後代

我有時想，那些我們叫阿伯、伯母、舅舅、嬸婆的親人，或許也曾有一個看世界的慾望，但沒說出口。沒有人替他們寫傳，也沒有人替他們記憶，只是被我們這一代「坐飛機出國唸書」的人遺落在家族譜系的後頭。

莫言說他離開的是一個：

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

我懂。我們每個人都是被某種「發展」推著走的人。有些人寫了書，有些人寫在骨頭裡，有些人沉默不說話。

但總會有人，替那些沒有說話的人，說出一些話。

《莫言諾貝爾演講心得》第九集：頤指氣使的，是那個終於擁有語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