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0月6日 传教司铎董若翰写给巴黎遣使会秘书长撒瓦耶（M.Salvayres）司铎的书信

1850年10月6日 传教司铎董若翰写给巴黎遣使会秘书长撒瓦耶（M.Salvayres）司铎的书信

北京省，1850年10月6日

亲爱的会兄阁下：

愿我们主的恩宠常与我们同在！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6日），我们的道光天子离世，前往至高者那里受审。致命者的鲜血、受难者的苦刑，无论是已经死去的还是仍然活着的，无论是仍在鞑靼或伊犁的荒漠中受突厥人奴役的，还是传教士与基督徒们每天都在忍受的苦难——这一切无疑都在呼求天罚，更确切地说，是在呼求正义。所以这个天子，这个禁教的人，这个有权处死我们可敬的致命者董文学的人，他死了，并且去接受审判了。而我们这些在他生前被他迫害的人，在他死后却为他服丧；100天之内，剃头匠都不能给我们剃头。我们还不得不把冬天帽子上的红缨（Houng-yn)——也就是帽子上的全部装饰——都通通取下来；谁要是违反了服丧的规矩，那可就惨了！在北京，三个来自外省的中国老百姓，竟然因为违犯服丧禁令剃了头，他们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连同一块告示牌一起被送回他们的家乡，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三个不幸之人的罪行和惩罚。

道光皇帝的生平事迹，我就不给您讲了，原因很简单——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再说了，中国人自己，也跟我一样，对当朝皇帝的生平也一无所知：只有等换了朝代，一切才会大白于天下；眼下嘛，所有事情都被记下来了，只是还都是秘密。不过您想必也知道的，道光曾是信仰的迫害者；他曾两次重申其父嘉庆禁教的谕旨。在这位皇帝的朝代，大批基督徒被判流放，其中很多是我们北京省的，到今天还在流放地。如果说他晚年看似批准了耆英（Ky-yn）与拉萼尼先生签订的条约，1 那也不是真心实意的；证据就是，这个条约在中国从来没有公布过；而且在我刚刚读过的中国律典中，好几处都还写着有关禁教的条款。此外，那些官大人们都嘲笑这一纸空文；下面我要讲的故事将证明这一点。禁止基督宗教的谕旨出现在嘉庆皇帝在位的第十九年，当时有两道谕旨，一道针对基督徒和中国籍神职人员，另一道针对欧洲传教士。针对基督徒的谕旨，主要内容如下：1.要强迫他们践踏木制十字架；如果服从了，就能获得宽恕；如果拒绝了，就被流放边疆，给突厥人当奴隶。如果践踏十字架后又重新成为基督徒，就加罚三个月监禁。（在中国，三个月监禁是酷刑，因为不允许外人送食物进去。）

针对欧洲传教士的谕旨，内容大致是这样子的：传教士劝化人数众多者，处以绞刑；传教士劝化人数较少者，流放鞑靼，给突厥人当奴隶。那些挖去病人眼睛以及犯下其他罪行的人，将被强迫践踏十字架；如果拒绝，就处以绞刑。这些谕旨在道光元年和二十年重新颁布了。据可信服的证人说，嘉庆皇帝死的样子非常恐怖，是不义者的死，禁教之人的死。他去了鞑靼的避暑行宫，那天天气晴朗，白天闷热异常；在一顿丰盛的宴席之后，他就按照无耻的旧习惯，沉溺于圣保禄使徒曾指责外教哲人的那种丑行之中。此前一直晴朗的天空骤然变暗，雷电交加，闪电击中了皇帝和他那不幸的情欲对象。皇帝很久都没有露面，宫中太监前往寝宫查看，见到两具尸体横躺在地上，周身都是令人恐怖的焦黑色。这意外的死亡让皇帝的大臣们惊愕万分；当下就去寻找棺木，想将皇帝那令人恐怖的尸身遮掩起来，不让别人看见；然而，中国皇帝出京时向来都随身携带的棺木，当天竟然被忘记了，或是有人故意忘记的。于是信差急忙赶往京城；然而皇帝驾崩的消息被严密封锁。信差返回时，那两具被雷电击中后留在寝宫中的尸体，因当时天气酷热难当，几乎已经开始腐烂；散发出的恶臭令人难以忍受。然而最让大臣们为难的是，要将嘉庆的尸体装入棺材的时候；据说那具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皇帝的容貌特征；然而大臣们还是抓起其中的一具尸体，装入棺材，运往北京。沿途留下了中国人至今犹新的记忆，人人都在说：哎呀！皇帝的尸体真臭啊！棺材所过之处，人们不得不纷纷退避。这桩命案本来是保密的，至少就我所讲述的这些细节而言，是一位基督徒讲述的。他曾与一位官大人的儿子同窗，那位官大人亲眼目睹了嘉庆的死；而这位官大人的儿子后来自己也做了官，他从父亲口中知道这事儿，原原本本地转述了出来。罪人之死，或者如您所愿，迫害者之死，最为悲惨。2

道光驾崩后，北京朝廷爆发内斗，两个皇子争夺帝位；最终皇位争夺平息，一个年仅20岁的皇子登基，他是道光与一位嫔妃所生，年号咸丰（Shien-Foung)，意为普天下都丰足富饶。去世的皇帝与当今皇帝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距我们住处6里格的地方；皇帝的棺材被抬往宣化府（Shuen-Hoa-Fou）的群山之中，埋葬在其显赫的父皇嘉庆陵墓的边上。这些中国的皇帝们有两处陵寝，分别称为东陵和西陵。皇帝们轮流葬于这两处陵寝：嘉庆已经葬在西陵即宣化府陵地，他的儿子继位者道光本应该葬在东陵；然而东陵好像积水过多，因此皇帝不顾皇室的礼制，自己选择葬在西陵。

老皇帝驾崩后，我们对自身的命运既担忧又期盼，一颗心总悬着；在直隶省份的天津卫（Tien-King-Oey），我们曾经感觉稍微有点儿安心；然而也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人出于民族自尊，说是皇帝的兄弟威名赫赫，把他们都吓退了；也有人说中国人放了两三炮，就足以赶跑这些红毛蛮夷；还有些更懂政治的人说，英国人是来祝贺咸丰登基的。至于我们，虽然嘴上说你们说的“我全信”（Nego totum)，其实到今天也不知道那些英国人到我们的海岸来究竟想干什么。

你们那些法国人，把耆英与拉鄂尼先生签订的条约宣传得震天响，以为我们从此就太平无事，可以像在欧洲那样公开传教了。你们可不要当真，所有传教士都会告诉你们，平安只存在于拉萼尼先生的纸面上，也许还有耆英的纸面上，但中国还没有平安，中国的律典里也没有，相反那上面还有好多处记载着迫害的谕旨，只字未提我们那位全权大臣签订的那个条约。

下面是我刚刚经历的一件事，让我们有点儿担心。您会看到，我们所渴望的平安还没有到来；您会看到，我们仍有信仰的见证者，倘若欧洲的权贵们不再明确地关注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倘若上天的旨意不怜悯我们和我们的教友，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致命者，不幸的是也会有更多的背教者。这个故事也会让你们了解到中国的衙门是如何运作的，至少在北京的衙门里是如此。

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是有关两个教友的，一个是卖药的，另一个是剃头匠。

这位卖药的穷教友，带着他的一个教友徒弟，一起离开了京城，去卖他的药，好赚几个铜板。他进城后，在一家小客栈歇脚，准备吃点东西。这家客栈离城门不远，城门口有一个关卡收税。一个像是税吏或关卡的人来到这个穷人身边，让他打开药箱子。在药箱子里有一本要理书；我们这位倒霉的穷人打开箱子，官吏立刻冲着这个教友说道：“这么说，你是一个邪教会喽（Syé-Kiao-Yui)？”——“邪教会”意思就是信奉假宗教的人。接着官吏又盘问他的职业、宗教、住在哪里，等等等等。原来他住在一个剃头匠的家里，那剃头匠也是教友。没过一会儿，我们这位可怜的教友就和剃头匠一起被关进了监狱，两个人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为啥被抓。官府要他们踩踏十字架，他们不肯；就因为这个，他们被判处流放，说是冥顽不化。瞧瞧这大清的衙门，再瞧瞧和拉萼尼先生签的那条约吧！！！

另外一件事发生在这事儿之后不久，有一个姓丁（King)的人：他是山东的一位教友，在那里他认识了德贝兹蒙席（Mgr de Bezi)，中文名叫罗类思（Lo-Ley-Sse)或罗路易斯(Lo-Louis)。我想他曾经给罗大人当过信差，送过几封信到上海（Chan-Hai）。当时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店铺，卖什么东西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个教友，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打起了北京那座教堂的主意，那座教堂自从汤士选蒙席（Mgr de Govea）去世后就一直荒废着； 3 他到处跟人说自己心里的这个打算，一点谨慎都没有。他三次想办法要见耆英，但三次都失败了。后来他落到了一个小官吏的手里，那人借口说要带他去见耆英——当时耆英是咸丰皇帝的大臣——结果把他送进了提督衙门（Ty-Tou-Ya-Men)。提督衙门是九门提督的官署，大概相当于巴黎的警察总监。我们那个可怜的教友就被关在那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得在这里给您讲讲。

北京有个道士（Tao-Che)(老庄Lao-Tcheu道教的教士），就是老道(Lao-Tao），在道教圈子里名气很大；他靠的不是学问，而是法术把戏。名气传开后，有几个官大人都成了他的徒弟，其中就有九门提督，还有一位皇亲国戚，都把他当大师一样供着。他自称能占卜未来；但他的预言，或者说胡言乱语，对咸丰皇帝并不利。皇帝对这个道士很不满，因为他居然在宫里和大官吏中都拉到了追随者；皇帝想不按常规程序来审判这个所谓的先知，于是下令让北京的三大法司会审这个道士。这三大法司分别是：一、刑部（Shing-Pou)，也就是审理刑事案件的衙门；二、宗人府(Houng-Zin-Pou)，专门审理皇亲国戚的案子；三、都察院(Tou-Tcha-Yuen)，相当于总管各类事务的监督机构。三大法司会审后，一致判处道士死刑。那位皇亲国戚被流放。九门提督，也就是京城守备大臣被革职，与他同职的副手也被一并撤职。

咱们再继续说那个可怜的丁姓（Ting)教友的事。道士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一直被关在提督衙门里。新上任的提督继续审理这个教友的案子；丁教友把前前后后的事都跟他讲了；他说有个叫罗类思的老爷（Lao-Ye)，因为帮过耆英的忙，耆英曾答应把南堂(Nan-Tang)（也就是南边的教堂）还给教友们；还说这个罗类思现在在上海，正拦着英国人不让他们来北京，一直盼着皇帝和耆英大臣能兑现承诺，等等。新任提督把这份报告呈给了皇帝。皇帝把这个教友的案子交给了刑部去审；刑部的人显然是想保耆英大人，不想把他牵连进去，于是换了个角度来定案，想让这个丁教友背教；丁不肯践踏十字架，结果被判处流放。和前面我说的另外两个教友一起，他几乎立刻就动身了。只是他没能得到教友们的一点援助，而剃头匠和卖药的都得到了教友们的接济。耆英因为牵连进这件事，被迫掏了四万两银子（sse-ouan-leang-ytze)。审判期间，京城的教友们非常害怕；他们本来就胆小，抓捕一开始就更慌了。他们担心丁教友会供出他们，或者把欧洲人呆的地方说出来；但看来丁在这些事上还算谨慎，京城的教友们渐渐恢复了平静安宁。

最近这些事情会让您看到，拉鄂尼先生所签的条约并没有获得多大成果，因为人们小心翼翼，不想归还属于教友们的教堂；因为可怜的教友们仍然会因为拒绝践踏十字架而被流放。只要条约还没有在所有省份颁布，只要嘉庆和道光皇帝的谕旨还没有从律典中删除，我们在中国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到骚扰，我们就不会有平安。

如果欧洲各国的公使们能够常驻北京，条约差不多还能得到遵守；但是，只要他们还被边缘性地安置在中国南方港口，比如澳门、香港、上海等地，那些地方的官大人们就会对他们许下种种承诺，但实际上对有利于宗教的事什么都不会去做。

不过，好天主掌握着各个帝国的命运，祂最清楚我们需要什么；如果祂还需要见证者、还需要致命的人，我们已经准备好踏上流放之路，已经准备好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果能用我们的苦难和鲜血换来那渴望已久的平安，如果能藉此拯救几个迷失的灵魂，那就是我们的幸福。唉！要是年轻的咸丰皇帝能成为另一个君士坦丁，那么，到那时，就连江河的水也不够用来让这天朝上国的亿万臣民重生的！我们知道，在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所以，让我们祈祷，也请让那些善良的教友们代祷，更要向罪人的避难所圣母玛利亚祈祷。当您宣讲天主的圣言时，当您劝勉人们拯救自己的灵魂时，啊！请告诉他们，拯救这些灵魂的一个方法，就是热心地为我们在中国的外教子民祈祷。当您去圣母得胜堂祈祷时，别忘了在罪人避难所玛利亚座前，为直隶那数百万外教人代祷。我恳请您，也请让仁爱修女会为我们代祷；如果她们愿意来中国，就必须祈祷，以祈祷和善工的力量，能求得宗教的自由，一切美善都来自于祈祷。也请把我们这些贫穷的外教人，托付给那些由修女们教导的孩子们代祷，特别是我在巴黎的时候负责过的那几所孤儿院。对祈祷的人来说无所不能；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热心祈祷，就能获得上天垂允，天上就会降下丰足的恩宠雨露，滋润这片仍然如此贫瘠的土地，尽管它早已被无数致命者的献血和传道者的汗水浇灌了这么久。

我与您在祈祷和圣祭中合一，

最可敬爱的会兄，

您最真诚、最挚爱的同道，

谦卑的传教司铎 董若翰

(赵建敏 译）

译者注释：

1. 耆英为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拉鄂尼（M.de Lagrenée)为法国谈判代表。这里提及的条约似乎是1844年10月24日签订的《五口贸易章程》，也称中法《黄埔条约》。参阅：赵建敏 著，《天主教在华史话》，第四十七回 道光谕旨 终止禁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312-318 页。

2. 拉丁文：Mors peccatorum, ou si voulez, mors persecutorum pessima.

3. Mgr de Govea,或许原文拼写不同，即Mgr de Gouvéa，中文姓名汤士选（1751年11月6日—1808年7月6日），葡萄牙籍方济各会士，1784年7月28日抵达澳门，1785年11月8日抵达北京。曾任北京的主教、钦天监监正等职。1808年病逝于南堂，葬于栅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