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判詞解讀1｜為何大篇幅提黎《國安法》前言行？其性格與串謀有何關係？
首宗經審訊後定罪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法庭頒下 855 頁判詞，講述黎智英人生、國際聯繫，當中不少篇幅提及，黎在《國安法》生效前的言行、黎的政治立場及性格。
判詞強調，《國安法》沒有追溯力，黎在《國安法》生效前請求制裁的行動、言論，不構成刑事指控，黎亦非因政治立場受審。那麼，法庭為何要大篇幅提及黎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撰文、訪美，甚至是 2017 年安排美國前官員赴台為蔡英文諮詢？
另外，辯方審訊時力陳，即使黎與串謀者在《國安法》前有協議，在法律改變下，協議已失效；「請求」制裁必須傳達給外國並獲對方接收，法庭最後如何裁定「串謀」、「請求」？《法庭線》以 Q&A 形式整理判詞重點。
Q：855 頁判詞說甚麼？
法官在 855 頁的判詞引言，先提到黎智英的人生，「要理解這個人，我們就要回到最初」，指他年幼從內地偷渡來港，憑着勤奮和決心，建立紡織企業，是一個成功白手興家的故事。
引言續指，黎其後成立《蘋果日報》，如他在節目說，他覺得做商人很無聊，傳媒業給他奮鬥的理由，他很喜歡這種奮鬥。官形容，「毫無疑問，黎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商人，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深深怨恨和仇恨，使他走上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最終導致今天的審訊」。
判詞一共分成 29 個章節，詳細涵蓋庭上證供，時間線可以追溯至黎在 1989 年六四，首次參與政治；2014 年，《蘋果》被指在「佔中」後，報道更多社會運動、政治事件；2017 年，黎聘請前美國官員為時任台灣總統蔡英文提供諮詢服務。
判詞又提及，黎在《國安法》生效前後的言行，其中大篇幅提及 2019 年反修例運動時，《蘋果》編採情況，如飯盒會、成立英文版；黎所撰專欄文章、訪美行程、國際聯繫，以及黎因應《國安法》即將實施，而提出「一人一信救香港」行動。
判詞亦處理法律爭議，分析控方證人、黎智英證供以及裁決結果。
Q：為何要大篇幅提及《國安法》前言行？
判詞強調，《國安法》不具追溯力，黎在《國安法》生效前請求制裁的行動、言論，不構成刑事指控，只是有關控罪的背景。然而，法庭有必要回顧《國安法》生效前的情況，以審視黎是否有意圖請求制裁，以及他與串謀者有否協議。
例如，台灣的前總統蔡英文助手江春男於 2017 年向黎表示，蔡英文欲了解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台灣的想法和態度，黎向他介紹美國退休將軍兼前副參謀長 Jack Keane、前國防副部長 Paul Wolfowitz。
判詞續指，黎不僅希望看到美台關係加強，還希望幫助台灣與美國外交建立「持續聯繫」，再於 2018 年 3 月積極推動美國前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與台灣交涉，以重建台灣外交渠道。
判詞指，根據法庭掌握的證據，確信黎智英始於 2017 年，有尋求外國干預、請求對中國採取敵對行動的意圖，當時他利用其在台灣的諮詢公司，以及其國際網絡開展活動。判詞重申，「有必要提及這段時期，作為黎敵視中國及其尋求外國干預中國意圖的背景」。
判詞指，黎明知談論美台關係是十分敏感及具挑釁性，亦知悉美國利用台灣作為對抗中國的籌碼，這顯示他早於 2017 年已積極協調和尋求外國干預，並在《國安法》生效後繼續敵對行動。
Q：黎政治背景、性格與串謀有何關係？
其中一段判詞，是分析黎智英的性格（character）。法官指，留意到黎在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沒再直接或明確提出任何制裁要求。另一方面，根據黎自述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在《國安法》生效前後多次公開發言的內容，可見他表現出自己是立場堅定、不輕易放棄的人。
2020 年 8 月 18 日、黎首次被捕獲釋不久，他在 Live Chat 表示：「我快 73 歲了，我幾乎肯定會坐牢，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將我釋放⋯我沒期望能保釋⋯很自然地，我做了我所做的事，這一定是我的性格，而我的性格就是命運」。
判詞指，黎展現出即使年事已高，但依然堅定（resolved）、膽大（audacious）、敢於對抗（defiant），指他為自己的行動而戰，並堅持到底，「這個形象，與他出庭作供的 52 日情況完全吻合」。
政治立場方面，判詞強調，黎非因其政治立場受審，他有權持有任何政治觀點，但若他有意將這些想法付諸行動，並以違法方式行事，情況便截然不同。因此，法庭須了解黎的政治立場，以確定其意圖和目的，也有助於評估他是否（在多大程度上）準備、並決心利用《蘋果》，作為傳播、實施其政治理念的平台。
法庭指，黎對《蘋果》的編採方針及立場有深遠影響，他利用《蘋果》推行「反華」，因此必須從黎的政治立場出發，來解讀被指控的文章。法庭認為，黎認同西方價值觀，認為中國在中共統治下崛起，可威脅到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指黎認為西方應該團結起來對抗中國，又指黎的「終局之戰」是推翻中共（D1’s end game was to change the regime of the CCP）。
總括而言，法庭認為黎在《國安法》前，公開、直接請求制裁；《國安法》後即使改為隱晦地表達，「黎的策略改變僅限於形式，而非實質」，其意圖並無改變，繼續為推動制裁而努力，裁定他與《蘋果》高層、陳梓華等人串謀犯案。
Q：甚麼是串謀？控方須否證《國安法》後有新協議？
針對兩項串謀勾結罪，控方指各被告於《國安法》前有協議進行一連串行動，包括要求外國制裁中港。控方主張，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而控方毋須證明被告知道全部內容，只須證各方按協議行事，亦毋須證明有新協議。辯方則認為，相關協議在《國安法》實施後已失效，須證明有新協議才能入罪。
針對如何達成「串謀」，判詞引述案例指，兩人或多人同意實施非法行為，已達成串謀。法官又同意控方所指，即使被告達成協議時，該協議在當時屬合法行為，若及後因法律改變而變成違法，只要協議仍然存在，被告又繼續參與其中，便屬違法。
至於辯方爭議協議在《國安法》實施後已失效，法官拒納其說法，指不應把合約的「受挫失效（frustration)」原則應用在刑事案的串謀罪上。法官同意控方所指，控方毋須證明串謀的開始日期，亦毋須證明參與串謀的人士知悉整個計劃。
Q：何謂「請求勾結」?
判詞先引述《國安法》的立法背景，指在訂立《國安法》時，充分意識到即使是非暴力行為，例如煽動公眾仇恨、癱瘓政府管治及立法機關運作等，亦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條文並無定義勾結、制裁、封鎖、敵對行動的意思。辯方曾引用聯合國決議文件，以理解其含意，但法官不同意，認為考慮到《國安法》的立法背景，應以一般意思解讀。
法官又裁定，「請求」在一般意思下，僅解作要求或呼籲做一些事情（to ask and to appeal for something or something to be done），可以是口頭或書面提出，可以是明示或暗示，關鍵在於提出請求的人，是否有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因此，外國針對中港實施「科技禁運」，可被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動。
法官亦不同意辯方主張，條文所指的制裁對象，僅限於針對中國或香港特區整體，不涵蓋個別官員。法官認為，任何針對中港官員而採取的制裁、封鎖、敵對行動，均包括在條文之內。
至於「勾結」的定義，法庭裁定在《國安法》第 29（4）條下，「勾結」實質罪行包括以下元素：
被告作出請求
該請求是向外國或外部機構作出
該請求的目的，是促使外國或外部機構對中國或香港特區實施制裁、封鎖或進行其他敵對行動
判詞又指，本案的兩項勾結罪均為「inchoate offences（初步罪行）」，因此毋須證明被告實際已提出請求制裁，或外國已經實施制裁。
另外，辯方曾提到控方要證明黎知悉其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官拒絕接納，指對「法律無知」並不構成辯解。判詞又指，留意到部分「從犯證人」均供稱曾採取措拖避免違反《國安法》，亦無意作出違法行為，但誤信行為合法，亦不足以構成辯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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