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背后的权力机制：心理操控、煤气灯与信息差

一、引言

“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指一种隐蔽的心理操纵行为，其中操纵者通过反复否认、矛盾和误导的信息输入，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我判断与对现实的感知。这一术语源自英国剧作家派屈克·汉密尔顿1938年的舞台剧《煤气灯》（Gas Light）及其后来的电影改编（1940年、1944年）。剧中丈夫透过反复调暗煤气灯并否认灯光变化，诱使妻子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从而相信自己疯了n。如今，“煤气灯”已成为心理学术语，用于描述一种让受害者感觉自己不正常或“疯了”的精神虐待形式，在精神医学、社会政治评论乃至大众文化中被广泛使用。这种效应广泛存在于各种关系情境中，包括亲密关系（如伴侣之间）、家庭关系（如父母子女）以及社会关系（如职场或群体互动）中。其核心特征是在关系中占据权势的一方通过系统性扭曲事实和信息不对称来控制叙事，使受害者质疑自身记忆、知觉和理智，从而逐步丧失对现实的信心和自我定位。本研究旨在探讨东亚文化语境下煤气灯效应的特殊机制与受害者叙事失效的原因，并分析其心理和社会后果，最终寻求可能的干预与重建路径。

二、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1、煤气灯效应的心理操控机制

煤气灯效应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控制和心理虐待，操纵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心理策略来动摇受害者对现实的把握。早期临床心理学文献已注意到类似现象：Calef和Weinshel（1981）在精神分析框架下将其视为内摄作用（introjection）的极端结果，描述为受害者与施害者在心理模式上的融合；Dorpat（1994）进一步讨论了煤气灯效应与投射性认同和双重束缚等心理动力学过程的联系。这些研究揭示，施害者常通过投射（将自身无法接受的情绪和欲念归咎于受害者）和双重讯息（让受害者无论如何回应都显得有过错）的方式来瓦解受害者的心理防御。在这一过程中，操纵者系统性地向受害者灌输虚假、片面的信息，否认或扭曲既有事实，使受害者对自身记忆和判断产生怀疑。认知失调理论表明，当个体同时持有互相矛盾的信念时会产生心理不适，煤气灯操纵者正是利用这种不适，不断否认受害者的感知以制造矛盾，从而迫使受害者质疑自我信念。同时，心理依赖也在逐步形成：受害者由于自我认知被削弱，愈发依赖操纵者提供对“现实”的解释，甚至在情感上寻求操纵者的认可。这种依赖关系进一步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等—操纵者居于主导地位，受害者被动屈从。总之，从心理学视角看，煤气灯效应是通过投射、制造认知失调、培养依赖等机制来加强对受害者控制的一套手段。其结果往往使受害者陷入认知失调和强烈的不安全感，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和判断，进而自尊心严重受损。这一过程被形象地比喻为受害者被“慢性精神中毒”，逐渐丧失对现实的自主判断。

2、信息不对称与受害者叙事失效

煤气灯操纵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施害者掌控或篡改关键信息，而受害者处于信息劣势。这种不对称使施害者能够建立对情境的解释垄断权。受害者往往被剥夺了验证现实的渠道，在封闭的双人关系中只能依赖施害者提供的“真相”。与此同时，施害者精心编织一致的叙事，对内否定受害者的感知，对外塑造受害者“不稳定”或“不可信”的形象。哲学家Abramson（2014）指出，煤气灯效应不仅让受害者质疑自我认知，还侵蚀其认识主体的权利，即受害者被剥夺了阐述自身经历并获得信任的机会。这导致了“受害者叙事失效”的现象：即使受害者尝试讲述自己的遭遇，也可能因为先前已被贴上“歇斯底里”“记忆不可靠”等标签而得不到相信。Sweet（2019）的研究进一步强调，煤气灯操纵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现象，而是深植于社会权力不平等之中的结构性现象。她在对家庭暴力情境的调查中发现，施害者之所以能成功地颠倒黑白、令受害者怀疑自我，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现存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制度性不平等。例如，操纵者往往利用社会中对女性“情绪化、非理性”的成见来强化对受害者的指责，使旁观者更容易相信受害者在“胡思乱想”。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试图对外讲述遭遇时，其叙事常因违背主流刻板印象而被质疑或无视。这种现象类似于Beth E. Richie所说的受害者所处的“敌对的社会环境”，即周围的社会网络和制度倾向于站在施害者一边，对受害者的呼声充耳不闻。社会学家Ferraro则将受害者在煤气灯操纵下的体验描述为虐待关系中的“超现实状态”——受害者对现实的理解被全面扭曲，仿佛身处一个只有施害者定义规则的世界。总之，信息不对称使受害者丧失了话语权和解释权，而社会偏见和权力结构进一步削弱了受害者叙事的可信度，造成其求助和自我辩护的失败。

3、相关研究概述

国内外针对煤气灯效应的研究横跨心理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等领域，呈现出跨学科特征。在心理学方面，Robin Stern（2007）的著作《煤气灯效应》引入大众心理学视野，总结了受害者在亲密关系中遭遇隐蔽操纵的模式，其提出的“Gaslight Effect”六阶段模型在临床实践中具有影响力。近年的定量研究则开始验证煤气灯操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例如Ciabatti等人（2024）通过对251名女性的调查发现，经历煤气灯操纵与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体幸福感显著相关。有研究进一步指出，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和来自家庭及亲密他人的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煤气灯效应的负面影响。在社会学与性别研究领域，Sweet（2019）提出理解煤气灯效应需跳出纯粹心理学视角，将其置于性别不平等等宏观结构中考察。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的呼应：煤气灯操纵被视为父权制权力运作的一种机制，常与家庭暴力、亲密伴侣暴力中的控制模式相伴随。例如，有学者将煤气灯效应视为Stark（2007）所定义的胁迫控制（coercive control）策略之一，即施虐者通过一系列手段系统剥夺受害者的自主性。总体来看，既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心理学研究揭示了操纵的微观机制及其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危害，社会学和性别研究则强调了权力和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然而，关于东亚文化情境下煤气灯效应的特殊性研究仍相对不足。本研究将基于以上文献，进一步聚焦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此现象的表现与机理。

三、东亚文化中的特殊机制

东亚文化背景（主要指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中日韩等社会）为煤气灯效应的发生提供了独特的土壤。首先，儒家父权制结构强化了关系中的权威与服从模式。在传统儒家伦理中，家庭强调“父慈子孝”“夫为妻纲”等等级秩序，年轻或地位低者需无条件服从长辈和权威。这一文化心态可能加剧亲密关系和家庭内部的操纵行为：当施害者是家庭或关系中的权威一方（如父亲、丈夫、年长者等），其操纵更容易被合理化为“为你好”或“管教”而不被质疑。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受害者从小被教导服从权威、少有反抗质疑的空间，即使直觉感到不公或受伤，也可能因尊敬长辈或维护和谐而选择沉默。这为煤气灯操纵创造了便利条件：施害者的说辞因为其权威地位更具可信度，受害者则倾向于怀疑自己是否“不够恭顺”或“有错”，从而进一步接受施害者扭曲的现实解释。

其次，羞耻文化与家庭名誉观在东亚社会中普遍存在，对受害者的自我表述形成了无形压制。在许多东亚家庭，个体言行被视为家族荣誉的延伸，“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尤其被赋予维护家庭和睦与名声的道德责任。“守护婚姻”被视为女性的本分，若婚姻破裂或家庭不幸，女性常被归咎为未尽责。这一观念导致许多遭受伴侣精神虐待或暴力的女性因害怕离婚带来的羞耻而选择隐忍。Chen（2016）的研究指出，在中国，维系婚姻被视为女性的首要道德义务，无法守住婚姻的羞耻使得许多受害者长期隐瞒伴侣虐待，不愿向外求助。不仅受害者本人感到难以启齿，她们的家人和朋友也往往出于为其“名声着想”而劝其大事化小、避免公开揭露。例如，李红霞案中，这位25岁的女性在遇害前两个月曾在社交媒体透露自己受到丈夫威胁、生命堪忧，但她的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并未支持她报警或脱离关系，反而劝阻她不要离婚，以免家庭破裂。这种因为羞耻心理导致的沉默，正好被施害者所利用：他们明白受害者有顾虑，不敢声张，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操纵和控制。

再次，社会和制度对权威的袒护在东亚环境下更为明显，这放大了受害者叙事的失效。受儒家影响的社会倾向于维护秩序和权威，常常以和谐稳定为优先价值。在家庭纠纷和亲密关系冲突中，外人（包括邻里、执法者）往往抱持“不干涉家务事”的态度，即使察觉异常也选择回避。这种旁观者效应在东亚社会屡见不鲜，使受害者更难获得外界介入和支持。例如，前述张晓艳案例中，这位经济独立、事业有成的女性多年来遭受前夫虐待，四肢多次骨折，但邻居和同事即便目睹她的伤痕，甚至亲眼看到暴力发生，也无人出面干预。这反映出周围人将家庭暴力视作私事，不愿“多管闲事”，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施害者的行为。在执法和司法层面，传统上东亚国家对家庭内部的精神虐待认定也相对保守。以中国为例，2016年之前缺乏反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警方处理家暴常以调解为主，许多精神控制和辱虐行为因不属肉体暴力而难以界定介入。尽管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情况有所改善，现实中很多执法者仍倾向于调解劝和而非严惩施暴者，以维护家庭完整为由劝受害者“再给对方一次机会”。这种制度倾向实际削弱了受害者的叙事立场：当受害者鼓起勇气求助，却被劝回家庭、要求息事宁人时，其所遭受的精神操纵就更难被承认和纠正。

最后，东亚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权力距离也助长了煤气灯效应的施行。男性传统上被期望表现理性克制，女性则被标签为情绪化、依赖他人。施害者往往正是利用这一性别偏见来塑造叙事：男性施害者通过自我呈现为冷静理性的一方，将女性受害者贬为“神经过敏”“不讲道理”甚至“疯癫”。由于社会中早有“歇斯底里女性”之成见，这套说辞很容易被他人接受，导致旁观者更倾向相信施害者版本而误读受害者的真实反应。例如，在一些东亚社会的舆论场中，当女性公开指控伴侣的精神虐待时，常有声音质疑其情绪不稳、夸大其词，反而同情施害者“被泼脏水”。这种对受害者情绪反应的污名化使得煤气灯受害者更难赢得信任。一旦受害者被描绘成“不理智”，其所提供的叙事便被自动贴上不可靠的标签。施害者甚至可能利用人际网络对受害者进行声誉破坏，例如在亲友圈中提前散布“她精神有问题”“她记忆不对”等言论。当受害者尝试向他人求助时，早已陷入信用危机。这种现象在东亚儒家文化中更加严重：出于对家庭名誉和权威的维护，亲友往往更愿意相信施害者提供的貌似合理的解释，而怀疑受害者是不是“想太多”或“情绪失控”。综上所述，东亚文化的权威结构、羞耻观和性别角色规范共同塑造了一个不利于受害者发声的环境，使煤气灯效应在该语境下更易发生且危害更隐蔽。

四、案例分析

为进一步说明上述机制，下面结合实际案例解析煤气灯操纵者如何利用信息差与关系权力控制叙事，以及旁观者为何容易误读受害者的反应。

1、案例一：亲密关系中的操控与误读

25岁的李红霞（化名）案例是东亚文化语境下煤气灯效应的典型一例。李红霞长期遭受丈夫的身心虐待。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一方面对她实施肢体暴力，另一方面通过言语贬低和否认来削弱她的自我认知。例如，当李红霞指出丈夫的过激行为或表达自己的委屈时，丈夫往往反过来指责她“小题大做”“记错了事情经过”，甚至当着双方亲友的面宣称她精神不稳定。这种做法有效地孤立了李红霞：由于缺乏外界的支持，她开始怀疑是否真如丈夫所说“自己记错了”或者“自己脾气太差”。在关系后期，她感到身心濒临崩溃，两个月前曾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求助，直言“我觉得他会杀了我”。然而，她的呼救并未得到应有的响应。大多数朋友甚至包括其母亲都劝她不要轻易提离婚，认为夫妻间争执不足为外人道，离婚会让家庭蒙羞。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李红霞选择继续隐忍。不幸的是，正如她所预料，丈夫的暴力最终升级：一次严重殴打后她被送医急救，随后竟在病床上被丈夫闯入掐死。这一悲剧案例展现了煤气灯操纵的几个关键方面：首先，操纵者通过信息操控（否认施暴事实、倒打一耙）削弱了受害者的求助能力；其次，旁观者因为受传统观念影响（维护婚姻稳定、羞耻感）而误读了受害者的真实危险处境，错误地将之归因为一般夫妻矛盾；最后，当受害者的恐惧和指控未被及时相信和干预时，悲剧便难以避免地发生。李红霞之死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巨大反响，人们愤慨于旁观者的袖手旁观和加害者的冷酷。但这起事件背后反映的正是文化与社会对受害者声音的忽视——受害者哪怕拼尽全力去讲述自己的经历，其叙事仍可能因为既有成见与压力而被淹没。

2、案例二：家庭权力结构与长期精神控制

张晓艳（化名）的案例则揭示了家庭内部权力失衡如何为煤气灯效应提供温床。张晓艳是一位34岁的职业女性，经济独立且学识丰富。然而，她的丈夫性格专制且控制欲极强。在婚姻中，丈夫极度不安全，无法容忍妻子在事业和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功。这种“男性权威受到挑战”的感受引发了他的施虐行为。他不仅反复贬低张晓艳的职业成就，暗示“一个女人不该比丈夫强”，还通过诸如擅自掌控财务、限制她社交来逐步加强对她的关系支配。当张晓艳试图反抗时，丈夫则采取典型的煤气灯手法，例如当她质疑丈夫的不合理限制，丈夫反过来说她“太敏感”“歇斯底里”；在外人面前，他又扮演成关心妻子的形象，声称妻子最近精神状况不好，自己在“照顾”她。久而久之，张晓艳身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真的认为她出现了精神问题，对丈夫的话深信不疑。这令张晓艳在求助时处处碰壁：亲友以为是她误会了好意，而丈夫的控制更加肆无忌惮。多年下来，张晓艳身心俱疲，遭受了严重的抑郁和焦虑。她数次向当地警方和妇联求助，但由于大多是精神虐待层面的控诉，缺乏直接证据，加上丈夫在外的“好男人”形象，相关部门未能给予实质帮助。最终，张晓艳选择与丈夫离婚。然而离婚后悲剧并未停止：前夫以女儿和张晓艳年迈父母为要挟，继续控制她的行踪，不许她搬离原住所。张晓艳多次报警未果，周围邻居也目睹她离婚后依然经常身带伤痕，却认为既然已离婚这是他们私下纠纷，不便介入。2021年3月，张晓艳被发现中毒身亡，经调查其前夫有重大作案嫌疑。张晓艳的故事凸显了家庭等级观念与外界冷漠如何联合作用：在家内，丈夫凭借父权制赋予的支配权，透过煤气灯操纵让妻子失去反抗能力；在家外，邻里和社会默许了这种支配秩序，消极旁观即是一种变相的纵容。这一案例说明，当受害者处于家庭权威的强势压制下且缺乏外界支持时，煤气灯效应可以长期维系并不断加深，对受害者造成持续伤害而难以及时被发现和制止。

上述两例虽各有具体情境差异，但反映的共性问题在于：操纵者善于利用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成见来控制叙事，塑造对自己有利的“现实”，而旁观者出于传统观念和错误认知往往低估甚至否认受害者的痛苦，从而在客观上强化了施害者的话语权。这种受害者叙事的失效，使煤气灯效应在东亚文化背景下更具隐匿性和危害性。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在一些东亚社会，人们往往将亲密关系中的精神虐待误解为普通矛盾，将受害者的求助视作“小题大做”，从而错失了及时介入的机会。只有通过深入剖析这些案例，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煤气灯效应并非孤立的个人偏差行为，而是嵌入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现象，需要引起更广泛的重视和反思。

五、心理与社会后果

煤气灯效应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是深远且多层面的，既包括个体的情绪、认知和人格层面的改变，也涉及其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的受损。

1、情绪后果

长期处于被质疑和自我怀疑的状态，受害者常发展出严重的情绪问题。研究表明，煤气灯操纵与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相关，受害者往往表现出持续的紧张不安、恐惧和抑郁情绪。他们可能整日处于对自身判断的不信任和对未知攻击的提心吊胆之中，导致慢性压力反应。许多受害者还出现创伤后应激迹象（PTSD），例如闪回（反复想起被操控情境）、过度警觉和睡眠障碍。特别是在亲密关系煤气灯中交织有身体或性暴力时，这种心理创伤更加明显。此外，内疚与羞耻也是普遍的情绪后果。受害者往往被施害者引导着将问题归咎于自己（例如“都是我太敏感”“如果我更听话就不会这样”），由此产生强烈的内疚感。而当他们试图向外界求助却遭冷遇时，又会感到羞耻和绝望，觉得自己的遭遇“不被理解”“见不得人”。这种复杂的负性情绪体验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反抗和寻求帮助的动力，使其更深地陷入操控关系的泥淖。

2、认知后果

煤气灯效应对受害者认知功能的破坏尤为突出。典型的认知后果是受害者出现持续的自我怀疑和认知混乱。由于长时间被灌输矛盾信息，他们难以信任自己的记忆和感知，往往对最基本的事实都拿不准。例如，受害者可能会反复检查门窗是否锁好、讯问自己某事件是否真的发生，因为操纵者此前多次否认或歪曲这些事实使他们不敢确信自己的记忆。在严重情况下，受害者可能发展出所谓“伪疯狂”状态：他们明知某些想法原本是清晰的，但在操纵者一再否定下开始质疑自己的理智，甚至怀疑自己精神失常。这种对自身认知能力的怀疑会削弱信息加工和决策功能——受害者变得优柔寡断，面对问题时难以做出判断，需要依赖他人的意见（尤其是操纵者）。另外，受害者常表现出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下降。这是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不确定感让大脑处于高度紧张，认知资源被耗散在内部冲突上，无法有效用于日常记忆与注意。研究亦发现，煤气灯受害者的心理健康指标显著下降，包括主观幸福感降低和认知功能受损。总之，煤气灯效应将受害者的认知体系搅乱，使其无法相信自己的思考，从而更易受施害者摆布。

3、自我结构后果

在情感与认知的双重打击下，受害者的自我结构（self-structure）也发生深刻改变。首先是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的崩塌。煤气灯操纵者反复否定受害者的想法与感受，甚至贬低其人格，这使受害者逐渐内化了这些负面评价。许多受害者报告称在关系中慢慢丧失了自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离不开施害者”，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完全依赖于施害者的反馈。当施害者偶尔给予认可时，受害者会如同获得救赎般地感到有价值；反之则彻底否定自己。这样的自我概念重塑导致受害者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和顺从倾向，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独立思考和生活。其次，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也可能受到扭曲。特别是在伴侣关系中，受害者原本的兴趣、信念、社交逐渐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由施害者塑造的新身份——比如“精神有问题的人”“糟糕的妻子/女友”等等。这种负面身份认同会长期伴随受害者，即使脱离了操纵关系，他们仍可能将施害者的评价视为真实，陷入自我污名之中。最后，煤气灯效应还会改变受害者的应对模式和人格特质。许多受害者为了在操纵关系中生存，学会了过度取悦和自我压抑（即“讨好型人格”），他们以迎合施害者、避免冲突为首要目标，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在其他情境下也难以表达真实想法和需求。这种对自身情绪和欲望的压抑进一步巩固了操纵者对其人生的控制。

4、关系模式后果

煤气灯效应不只影响个体，还会对受害者未来的人际关系模式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受害者常表现出社交退缩和信任困难。被最亲近的人长期欺骗和伤害，使他们对人际关系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他们可能刻意与他人保持情感距离，害怕再度受到伤害。在极端情况下，一些受害者会发展出回避型依恋模式或孤僻倾向，不愿进入新的亲密关系。其次，曾经历煤气灯效应的人在未来关系中容易出现创伤重演（re-enactment）。由于自尊受损和认知扭曲，他们可能错误地认为自己不值得被善待，从而在潜意识中接受新的不平等关系，甚至再次陷入操纵型伴侣的掌控。这种复合创伤的循环使得他们更易成为反复受害的对象。再次，受害者在健康关系中可能表现出过度敏感和自我怀疑的交往模式。例如，当新伴侣提出善意的批评时，他们可能会强烈反应，陷入“不敢相信对方不会像之前的人那样伤害我”的焦虑之中，或者因为习惯了自我怀疑而不断向对方寻求保证。这给新的关系带来挑战，也给他们自己带来持续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受害者在摆脱操纵关系后出现关系中的控制欲，这是一种创伤反应：他们试图通过掌控一切来避免再次受到欺骗和伤害。这可能导致在人际互动中过于多疑或有攻击性，影响了正常的社交功能。最后，煤气灯效应还剥夺了许多受害者原本的社会支持网络。操纵者往往通过离间受害者与他人的关系来保持控制（例如挑拨受害者与亲友的关系、限制其社交）。结果，受害者在人生的重要阶段缺乏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当他们试图重建这些关系时，也可能因为长期的隔阂和误解而困难重重。综上所述，煤气灯效应不仅对受害者当下的心理状态造成严重损害，其负面影响还会投射到其日后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形成绵延不绝的创伤链条。这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现象的危害性，以及及时干预和事后支持的重要性。

六、重建路径

面对煤气灯效应造成的深重伤害，受害者的恢复与自主叙事权的重建既需要个体层面的努力，也有赖人际支持和社会文化的变革。本章节将从微观到宏观层面探讨重建受害者叙事主权的路径。

1、个体层面

自我觉察与赋权。 重建的第一步是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即让受害者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煤气灯操纵之中。许多受害者因为长期被误导，难以清晰辨认施害者的行为模式。因此，心理教育和咨询在这一阶段至关重要。专业治疗师可以通过回顾具体事件、逻辑分析等方式，帮助受害者重新审视过去经历，从中识别出操纵者常用的否定、转移和谎言策略。当受害者恍然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我疯了，而在于他一直在操纵我”时，自我觉察便开始恢复。Robin Stern在其著作中提出，让受害者学会给自己的经历命名（如明确称之为“煤气灯操纵”）有助于脱离施害者定义的框架。这种命名使受害者认识到自身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一种常见操控模式的受害者，进而减少不必要的羞耻和孤独感。

在自我觉察基础上，受害者需要重新建立心理边界和主体感。具体措施包括：学会质疑对方的话语，而非一味自责；通过记录日记、保留证据等方式确认自己的记忆和感受的真实性；定期进行自我肯定练习，强化“我对自己的体验有正确理解”的信念等。一项针对年轻女性的研究显示，提升受害者的自我同情心（self-compassion）有助于减轻煤气灯经验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自我同情意味着用温和理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遭遇，承认在操纵关系中出现混乱和脆弱并非自身的过错，而是一种可以克服的创伤反应。这种态度有助于减少内疚和自我批评，从而增强康复的动力。

2、人际与支持层面

重建社会支持系统。 煤气灯受害者往往被孤立，因此重建社会支持系统是恢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首先，应鼓励并协助受害者重新连接可信赖的亲友网络。家庭成员和朋友在了解实情后，需要给予受害者充分的信任和情感支持，向其传达“我们相信你的感受和记忆”的信息，以抵消过去操纵带来的自我怀疑。同时，支持者应避免简单责备受害者“为什么当时不离开”，而要理解煤气灯关系的复杂性和受害者面临的心理困境，以非评判性的倾听态度陪伴受害者走出阴影。

专业支持同样重要。心理咨询和治疗为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来处理创伤体验。认知行为疗法（CBT）等干预手段可以帮助受害者识别并纠正因操纵而产生的认知扭曲，例如过度自责、否认自身感受等。创伤治疗（如EMDR等）则可减轻创伤记忆引发的情绪痛苦。此外，加入同辈支持小组（support groups）也是有效途径之一。在支持小组中，受害者能够与有相似经历的人交流，从他人的故事中获得共鸣与启发。这种互助环境不仅能缓解孤独感，还能通过榜样作用让新近的受害者看到走出操控的希望。一些研究指出，来自家人和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降低煤气灯操纵对女性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因此，动员受害者周围的正向支持资源，将其编织成一张“安全网”，对防止受害者重返有害关系、坚定其走向新生活至关重要。

3、行为与关系层面

强化边界设定与权利保护。 重建过程中，受害者需要学会设定并维护健康的人际边界。这包括明确哪些行为和沟通模式是不可接受的，并在察觉他人有类似操纵倾向时及时保持距离甚至中止关系。例如，对于仍不得不接触的前任伴侣或家庭成员，受害者可以采取低度接触策略（low contact）或灰色岩石策略（gray rock method），尽量减少深入交流，以防再次陷入对方的话语陷阱。同时，受害者应逐步练习拒绝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技巧。这对曾经习惯压抑自我的人来说可能相当困难，但可以从小事做起，在安全的人际环境中逐步建立信心。

法律和制度层面的保障也不可忽视。虽然煤气灯操纵多发生在法律难以直接干预的心理层面，但受害者可以善用相关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例如，在有家庭暴力立法的地区，受害者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即便精神虐待取证不易，施加过身体伤害的伴侣仍可被限制接近，从而切断施害者继续操纵的机会。对于涉及诬告、造谣等侵害名誉的行为，受害者也可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以伸张自身的清白。在机构环境中（如职场煤气灯），受害者应了解所在组织的投诉机制，与人力资源或上级沟通，记录保存相关书面证据，必要时寻求法律咨询。制度对受害者的支持和公正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叙事能否被倾听和采信。因此，倡导完善反职场霸凌、家庭暴力干预等政策也是保障受害者权利的重要方面。

4、文化层面

去污名化与意识提升。 从长远看，只有改变文化对于煤气灯现象的态度，才能真正恢复受害者的“叙事主权”。首先，需要在公众层面进行反煤气灯效应的宣传教育。这包括向大众科普煤气灯效应的识别特征，让更多人了解这种隐蔽虐待的危害。不仅潜在受害者需要了解，旁观者和社区成员也需要学习如何识别身边可能存在的煤气灯操纵迹象，例如某人的伴侣经常当众贬低TA、否认TA的感受等。当公众具备基本的辨识能力，受害者的表述才更容易被理解和相信。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一些公众传媒和影视作品开始聚焦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精神虐待问题，揭露煤气灯效应如何运作，起到了良好的启蒙效果。比如#MeToo等社会运动让性暴力和骚扰受害者走到台前，揭示了她们过去所遭受的系统性质疑和诋毁，实质上也是对广义煤气灯文化的有力反击。通过这些运动，社会开始反思长期存在的“不相信受害者”倾向，并倡导“相信受害者”的准则，鼓励人们倾听并尊重受害者的讲述。东亚社会同样需要推动类似的文化转变，例如在舆论中谴责通过羞辱受害者来开脱施害者的言论，在公共话语中强调施虐者应负的责任而非质疑受害者的理智。这种去污名化的过程，可以逐渐松动传统羞耻文化对受害者的束缚。

教育系统也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在学校和社区开展健康关系与防操纵的培训，培养年轻一代识别不良控制行为、尊重他人主观体验的意识。例如，日本和韩国近年引入了一些情感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关于同理心和沟通技巧的知识，教导他们不要通过贬低他人自我来取得掌控。这些举措都有助于预防煤气灯操纵模式的代际传递。与此同时，在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持续努力，也将削弱煤气灯效应的土壤。当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时，施害者利用性别不平等进行操纵的难度将增加。Paige L. Sweet建议，从宏观上看，需要增强女性的文化与经济资本，提高她们在机构和制度中的可信度，以保护其免受煤气灯操纵之害。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鼓励更多女性走上决策层、参与公共事务，使女性的声音更具分量。当全社会开始真正倾听女性和弱势群体的经验，并严肃对待他们提出的控诉时，受害者的叙事才算真正重获主权。

七、结语

煤气灯效应作为一种隐蔽而强大的心理操纵现象，其产生和维系深深根植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脉络之中。在东亚文化语境下，儒家传统的权威等级观、羞耻导向的道德体系以及顽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共同构成了这一本土剧本，使煤气灯效应更易被施展且更难被察觉。受害者的困境不仅源于个人心理的迷雾，更来自于结构性的叠压：一方面是施害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不平等权力制造的亲密关系“超现实”，另一方面是社会体系对弱势者声音的系统性忽视乃至质疑。在这种双重挤压下，受害者的自我叙事权遭到剥夺，陷入沉默而无人喝问的境地。

然而，正如我们在分析中所见，煤气灯效应并非不可破解的魔咒。通过多层次的努力——包括个人的自我觉醒与成长、支持网络的重建与强化，以及更重要的，社会文化的反思与革新——受害者有可能逐步重建对现实的主导权，夺回自身故事的叙述权。在微观层面，心理学的介入为受害者重塑认知和情感提供了工具；在中观层面，家庭、朋友以及专业团体的支持为他们撑起了走出黑暗的桥梁；在宏观层面，法律政策的完善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则为预防新的煤气灯情境提供了保障。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社会正在经历观念更新的契机。随着女性权益运动的推进、心理健康话题的兴起以及公众对家庭暴力内涵认识的深化，“煤气灯”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轮廓日益清晰，正从隐匿走向被看见。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结合本土经验，深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煤气灯效应的异同，并评估各类干预举措的有效性。同时，教育和宣传需持续发力，将反操纵、反虐待的意识植入更多人心中。当每一个潜在的受害者都能及早识破真相、每一个潜在的旁观者都愿意站出来为真相作证时，煤气灯效应才失去其生存的空间。总而言之，煤气灯现象提醒我们：私密关系中的权力与控制议题绝非纯粹个人私事，而是牵连广泛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唯有全社会的共同觉醒与协力，我们才能真正驱散那笼罩在受害者心头的“煤气灯”幽影，还原现实本来的光亮。

参考文献

Abramson, K. (2014). Turning up the lights on gaslighting.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8(1), 1-30.

Calef, V., & Weinshel, E. M. (1981). Some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introjection: Gaslighting.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50(1), 44–66.

Chen, T. (2016, June 28). Battl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East Asia Forum. eastasiaforum.orgeastasiaforum.org

Ciabatti, M., Nerini, A., & Matera, C. (2024). Gaslighting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self-compa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pubmed.ncbi.nlm.nih.govpubmed.ncbi.nlm.nih.gov

Dorpat, T. L. (1994). On the double whammy and gaslighting. Psychoanalysis & Psychotherapy, 11(1), 91–96.

Merriam-Webster. (2022). Gaslighting (Word of the Year 2022). Merriam-Webster.com.

Medical News Today. (2021). What are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gaslighting? medicalnewstoday.com

Sweet, P. L. (2019). 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5), 851–875. m.thepaper.cnm.thepaper.cn

TrueArt & Leviathan. (2022). 心理虐待：煤气灯效应如何操纵现实trueart.comtrueart.com

Yoshihama, M. (2002). Breaking the web of abuse and silence: Voices of battered women in Japan. Social Work, 47(4), 38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