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父親性侵ASD男童的案件，走過法庭、走到終審法院，用了數年。沿途每一步，都在對抗偏見——對ASD的偏見，對兒童作證能力的偏見，對「性罪行必然出於性動機」的偏見。這篇文章解釋：為什麼ASD孩子沉默，為什麼他們的記憶反而是最有力的證據，以及香港法律還差幾步。

片名「一級指控」，已經點出了電影的套路與現實的問題。歸根結底，本港政治的優先出牌的權力，目前還在控方——也就是律政司——背後的特區乃至中央國家機器當中，而不是律師所象徵的專業人士或被告所象徵的基層市民。出牌之後，就更不是一場公平的牌局。題眼恰恰在於這個引發曾志威情緒波動、殺害死者的詞匯「裙底仔」。

昨日終審雖然話「共同犯罪」唔適用於「暴動罪」和「非法集結罪」；但不在場仍然可以用「從犯罪行」去告，並判一樣刑期監禁。對方還有一張無敵嘅「釋法」未用，點解仲要玩依場必敗兼晒錢嘅遊戲呢？

香港其中一項引以為傲的就是司法制度。香港奉行普通法，以「無罪假定」原則，如法例沒有明文寫上不能做的事都可以做，舉證檢控的責任在主控一方，刑事案件更要毫無合理疑點才能成立。這種制度的優點，是尊重每一個人民的基本自由及權利，而這優點，在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的情況下，是發揮「人才」資本的一個較好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