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能模仿各地方言，曾深入中国各地调查语言，也留下了许多令人称奇的语言轶事。然而，听懂一种语言，是否就意味着理解说话的人？从赵元任的方言调查，到今天父母面对子女英文表达时的困惑，本文试图探讨语言背后更深的一层问题：同样的词语，在不同世代的生活经验中，可能承载着不同的意义。真正的理解，不只是辨认词句，更需要…

蒋先云，黄埔一期，被誉为“黄埔三杰之首”。从安源、水口山工人运动，到黄埔建军、东征北伐，他生逢风云激荡的时代，也凭借才能与际遇走上历史舞台。然而，1927年临颍一战，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年仅二十余岁。1987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曾在许多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时也，运也，命也”。近四十年后重读蒋先云的一生，这六个字又有了不同的意味：时代给人机…

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陆先生离开上海时孤身举手接受海关检查的镜头，令人难忘。1945年，曾经叱咤上海滩的杜月笙重返故地，却发现租界制度已经消失，昔日的权力格局不复存在。他仍有人脉、声望与旧交，却越来越难以将这些关系转化为新的权势。从1946年市参议会议长辞让，到1948年的经济管制风波，本文追问：一个依靠制度缝隙与人情网…

钱锺书去世后，许渊冲在一篇纪念访谈中高度推崇老师的学问，却也讲述了若干耐人寻味的轶事：有关同行的争议性传闻、学术上的严苛，以及私人交往中的分寸。这究竟是客观回忆，还是一种“皮里阳秋”？多年后重读旧文，我又想起自己与恩师之间的恩情、冲突和未及说出口的歉意。纪念逝者不必隐瞒分歧，但当一个人再也无法回应，我们该如何…

一座四川大学的老楼，常被误认为出自梁思成之手；一座川北深山中的古庙，却留下了他真正的考察足迹。从成都校园里的建筑记忆，到梓潼七曲山的实地探访，本文追寻梁思成与四川古建筑之间的真实联系。那些广为流传的建筑归属，未必经得起史料检验；而真正值得记住的，或许不是他设计了多少楼宇，而是他如何在战乱年代走进山野，记…

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却转身创办大生纱厂，并以实业所得兴办学校、医院和公共事业，试图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南通。三十年后，大生陷入债务危机，张謇逐渐失去经营主导权。1925年，七十二岁的他仍在为学校和公益事业筹措经费。企业可以由别人接办，公共事业却不能轻易停下。张謇的南通实验究竟失败在哪里，又留下了什么？

2001年，父亲写下一部家谱。族谱寄出后，远在景德镇的二姑专门打来电话，纠正了曾祖父经营钱庄的一段往事。二十多年后，我竟在1935年的《全国银行年鉴》中，找到了那家名叫“天和泰”的钱庄，以及曾祖父“周阁臣”的名字。1936年的一则旧报报道，又揭示了它消失的年代。一家钱庄的兴衰，两代人不同的记忆，以及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一段尚未完全查明的历…

他生在横滨，在东京为中国革命作画，却在日本写下‘弱国之民’；他写情诗、与病痛周旋，临终传述中仍牵挂‘东岛老母’。

1911年，二十七岁的尹昌衡在成都掌权，赵尔丰随后被处死。次年，尹率军西征，却保留了赵在川边推行的部分设治办法。杀赵的人，为何又走赵的路？从成都兵变、西征到失去四川，本文追索一位年轻都督的选择，也看革命如何面对旧政权留下的难题。

尹昌衡带兵走向川边，徐树铮进入库伦，白崇禧两次想赴新疆却未成行。三人都怀有经营边疆的抱负，走过的路却各不相同：有人失去后方权力，有人的速成之功难以维持，有人的计划停在纸上。军人能走多远，国家能不能跟上？这还取决于边疆当地的人与事。

我在成都生活的十五年里，多次听说一位“杀人如麻”的将军，最终在昭觉寺放下屠刀。多年后查证，清定法师郑全山从军人到僧人的经历属实，传说中最惊人的细节却缺少证据。1940年，慈云寺的僧人“脱了袈裟换战袍”；一年后，他在澄一门下剃度。更让我停下来的是：他走进佛门时，身后还有妻子和五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