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反共”

“十一”的时候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遇到一位伊朗裔的女孩，与我争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究竟应不应该被接受。事后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认为有些问题没有被解释清楚。“反共”这个概念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被模糊化，很少有人真正解释清楚什么是反共，所以想在此尽量将自己对于反共的理解总结一下。

我的视角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的视角，因此首先将反共视作政治行为。当代的一切政治行为，必须与生死斗争截然区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曾经那个列宁式的共产党做区分。在邓小平以前，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完全来自阶级斗争的论述，底层逻辑是暴力。在邓小平之后，党统治的合法性在事实上转到了经济增长上。这时候的中国基本已经变成了一个贵族官僚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回看中国的近代史，从清末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如果略去中间所有的社会变革事件，就会发现，这段历史的结果是：中国的统治者从完全排斥西方意识形态到几乎全盘接受之，将中国彻底改造成了一个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统治者的权力却不曾被限制，只不过从满清贵族转移到了共产党的红色贵族手上。

非常有必要区分邓小平之前与之后的共产党。邓小平之前的共产党，或者称为毛时期的共产党，应该彻底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毛时代，相当于红色贵族的“神话时代”。也就是说，邓必须借那个时期（包括建国前和建国后）的种种革命叙事（实则是神话叙事）来论述自己统治名义上的合法性，就像“君权神授”，就像中国古代的“真龙天子”，只不过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此可以引入勒内·吉拉尔的结构来分析，如果吉拉尔是正确的，那么所有民族的建国过程都是血腥暴力的，但在他们的神话叙述中，暴力被崇高化，被人们崇拜，这种共同的崇拜最终起到了维系秩序的作用。而毛时期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被崇高化的暴力（最典型的就是文革，这里不过多论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就是邓领导国家逐渐走出这一神话叙事的过程。请注意，走出这一叙事，并不是要否定它，只是暂时不提，把精力转向更务实的方面，这时候，中国的政治才渐渐成型。但问题在于，（这是我的观点）只要统治者不去反复强调“建国暴力”的崇高性，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从不同的方式解释之，从而发现这些暴力的坏本质。最典型的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群体，就是法轮功（相当于吉拉尔理论中的基督教，象征了揭露社会秩序暴力本质的启示）。

到此为止，是神话时代的共产党，之后就是进入了政治时代的共产党，统治者彻底成为红色贵族。所以，“反共”这一概念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是道德意义上的反共，反的是神话时期共产党的暴力叙事（法轮功甚至由此将共产党直接视为形而上的恶，将反共变成了一个神学或中国玄学的命题）；第二便是政治意义上的反共。政治意义上的反共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以平等的政治异议者身份反对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二是以平民的身份反对红色贵族。前者是议会斗争，后者是反贵族专制。前者的代表有曾经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例如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的许志永。但后来这条路被证明走不通，共产党的贵族权威不容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反共可能就更具有“反贵族专制”的意味。

在经历了江胡时代以后，以薄熙来和习近平为代表，党又开始盛行贵族之风。以前的红色贵族多以政治家的身份登场，他们更关注的是经济、民生等等领域，他们的贵族身份是退居幕后的。而习近平则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荣誉、名声等等领域的关注，远超过他对经济和民生的关注，这完全是贵族做派。

当然，“贵族专制”本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存在“因为现在共产党是贵族专制，所以必须要推翻它”的情况。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可以就此直接与共产党对话。共产党所忌惮的是有人（比如法轮功）要推翻建国神话的权威。所以我认为，要推进政治上的反共，其中一个办法是承认共产党贵族身份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博弈、对话等一系列行为），在不剥夺他们贵族尊严的情况下争取重新洗牌权力，建立一个对红色贵族立宪制约的民主政体。这就需要人民具有极强的政治主体性，就需要人民充分地享有讨论政治问题的言论自由，这也是我工作的重心，要将中国人的话匣子打开，要尽量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说“不那么正确”的观点时能够有底气。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技术难题，也是共产党如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论述他们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建国神话只能从“名义上”为其提供合法性。这些贵族，本质上就像当年入关屠汉的满人一样，在道义上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尤其是在人们对建国后三十多年的记忆依旧清晰的情况下，很难达成双方的相互承认。

所以，为了避免道德争论升级成生死冲突，就必须避免从神话时期的种种暴力行径中寻找共产党合法统治的论据。双方应该寻找一个新的、更微妙的基础来确保共产党放权以后的身份和尊严。至于这个基础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最好的情况，这个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种种政绩，这个基础将会确保共产党成为一个普通的执政党，红色贵族将蜕变为政治精英，反共也将自此成为平等的政治博弈。最坏的情况，这个基础是关于建国的神话叙事，也就是习近平这些年来一直做的事情，继续以崇高化暴力的形式塑造贵族权威。

至于道德上的反共，我认为最佳的手段就是艺术，用讽刺和幽默解构整个暴力神话的严肃性和崇高性。这类反共应该是渗透性的、观赏性的、娱乐性的，不像政治反共一样具有事件性、阶段性，而是对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反共最后一定是政治与艺术，理性与感性双轨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