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说‘解放’！”——与法轮功夫妻的对话

我认识陈阿姨和胡叔叔已经超过一年了，一直没有机会正式吃一次饭。今天终于抽出时间，得偿所愿。我的目的，就是白吃一顿中餐。菜有海带烧肉、水蒸蛋、酸辣土豆丝、红烧鱼。鱼烧得和我爷爷有得一拼，非常咸，是那个年代的江浙味道。

Peter最近回香港度假了，听他说，夫妻俩的女儿因为他们练法轮功的事在国内没少受罪。但她对父母很好，在英国乡下买了套房子暂借给他们住。房子不大，五脏俱全。乡下的环境很好，人文氛围也不错，陈阿姨说他们当时去教堂找朋友帮忙，希望拣个别人不要的冰箱，结果人家筹资为他们买了个新的。前两天她发信息，小心翼翼地问女儿有没有想父母，女儿估计是怕他们寂寞，赶紧打来电话关心。这大概就是他们如今的生活处境，对英语一窍不通，但处处受到关心。

当然，由于他俩是练法轮功的，我此前早已做好被传教的准备。阿姨极其健谈，讲起故事绘声绘色，眉飞色舞，跟她聊天像在看戏。她讲了两段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段关于她的阿婆（母亲的母亲），一段关于她的母亲。

话说她的阿婆曾在50年救过某位国军一命。当时建国（他们叫“丧国”）不久，共产党仍在国内搜捕国军残余。一天夜里，时年二十九岁的阿婆正在洗澡——当时洗澡的设备大概是一个高木桶加上里面的一把椅子——突然有人闯入家中，惊慌地说有人在追杀她。错愕过后，阿婆从木桶里起身，赤身裸体，与那人商量一番便将他藏到了两栋房子的夹缝间。共产党员果然紧随其后，据说是几个土匪德行的人，想要进屋搜查一番。阿婆早已回到木桶中继续洗澡，故作镇定地告诉他们自己孤身一人，骂他们不要脸，自知理亏的几人便识趣离开。再去当初藏人的地方查看，国军已然不见。据说阿婆因这事积了德，八十六岁高龄的她曾因脑血栓瘫痪在床，但某天夜里，血水突然流出体外，身体恢复了行动能力，夫妻二人皆是见证。

第二个故事是她母亲的见闻。阿姨的父亲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当时在党内被打为“右派”，受尽歧视。母亲向她描述那段岁月，说她时常看见狂热的红卫兵集体排练跳“忠”字舞——阿姨一边说，一边亲自对我跳了一段。其中一个小兵在系鞋带时，将《毛语录》夹在两腿中间被人看见，结果第二天被打成了“右派”，挂上了牌子批斗。她说到系鞋带的情节时，提到他们当时穿了“解放牌运动鞋”，立刻被叔叔提醒，连说“不能说‘解放’”，阿姨不耐烦地给了个眼神，示意自己并非刻意，惹得我一阵笑。

第一个故事是为了告诉我善有善报，第二个故事，以及其他一系列小故事，是为了告诉我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恶，他们称之为“邪党”。所以，后来我不小心提到了自己的爷爷是共产党员，他们立刻脸色一变，我还担心即将遭到口诛笔伐，没想到，叔叔递来一张纸，叫我将爷爷的名字写上，他们要帮爷爷退党，否则他死后不得安宁（我爷爷已经去世）。我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所谓的“退党保平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党派，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恶，就像基督教里的撒旦。我立刻想到了温子仁的《招魂》系列（非常好看，极力推荐），想到了克里姆说他曾见过天使的奇迹，说他凭着护士送的十字架成功戒了毒。

马克思主义被移植到中国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相抵触，这种水土不服被法轮功学员放大，使他们有了一种恢复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叔叔的身上就有这种中式古典贵族的气质，例如他很在意“正名”：“国殇”不是“国庆”，“丧国”不是“建国”；“解放”、“三年自然灾害”等词语都触犯了禁忌，不道德、不吉利。因为他在触及这些概念时，所关联到的不是共产党的具体行为（他们从来不讨论政治问题，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或领导人姓名），而是从中被绝对化了的恶，是魔鬼，是撒旦。他们对这种“恶”特别敏感，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提到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例如作为共产主义标志的镰刀让他们联想到死神。而对这种“恶”的重视，体现了更深层的生存论需求，例如阿姨说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思考过人为什么要来世间走一遭。

可能这就是人吧，我们就是这样的动物，对意义、对仪式有近乎疯狂的追求。谁要是自认为了解了人性，那他一定不懂；谁要是批评法轮功迷信，那他一定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