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探親(1980)
一九八〇年二月四日 匯出 港幣一百五十元 收款:廣東台山 附言欄:四個字,「天冷加衣」
一
過橋之前,要先排一條隊。
一九八〇年清明前,羅湖的隊由閘口排到月台尾。隊裡人人兩隻手都不得閒:擔挑、紅白藍袋、紮得結結實實的紙箱——電芯、布匹、糖、藥油、舊衫,有人連單車都推了來。十八年前他們空著手從那邊過來;十八年後,他們揹成一隻駱駝回去。
文兆堂也有一擔。半擔是淑嫻執的——衫、麥精、一罐豬油、給小孩子的糖;半擔是他自己執的,最底下壓著一個信封。永康兩歲,伏在淑嫻膊頭上流口水,一路睡。
隊裡沒有甚麼人講話。文兆堂起初覺得眼熟——他記憶裡的長隊都是靜的:擔水的隊、搶米的隊、海灘上的隊。企了一陣他才發覺不一樣。那幾條隊的靜,是驚。這條隊的靜,是人人心裡都在練習一句講了十幾年、沒地方講的話。
橋不長。行,五分鐘。
文兆堂一踏上橋面,腳步就慢了下來。橋下面是水。不是他十二歲那年泅過的那片水,但是同一條界。那年他用身體量過這條界的闊度,量了半夜;現在他用腳行——五分鐘。
他走在橋上想:原來十八年,是一條橋的長度。
過了閘,表叔在那頭等,一眼認出他來,遠遠就喊。喊的是他的乳名。文兆堂已經三十歲了,聽見那兩個字,腳下軟了一軟。
二
村口的老榕樹還在。樹下站著一個人。
文兆堂遠遠就看見了,腳下越走越快,快到最後幾步又慢下來——他忽然不知道應該用甚麼速度走完這十八年的最後三步。
母親五十二歲,瘦,頭髮夾了白。她站在當年把他的手塞進阿嬤手裡的那個位置,望著走過來的三個人影,不敢動。眼矇——那三行家書裡的兩個字,他此刻才看明白是甚麼意思:她不是在看他,她是在等他走進她看得清的那三步之內。
他走進去了。
母親伸出手。不是攬,是揦——揦住他的衫袖。一九六二年那個清晨,這雙手很快地縮了回去,快得像怕自己反悔。這一次沒有縮。揦住,揦了很久,像怕一鬆手,又是十八年。
她用鄉下話講了一句。就兩個字:
「高了。」
然後她看見了永康。她矇著眼睛湊近,看不清,就用手——一隻手托住小孩的後腦,另一隻手一寸一寸摸他的臉。永康被陌生的手嚇醒,放聲大哭。母親笑了。她抱過去,用哭聲都蓋不住的聲音,對著那個小小的、陌生的、自己血脈的延續,講個不停。
講甚麼,淑嫻一個字都聽不懂。她望向文兆堂。文兆堂喉嚨動了動,沒有翻譯出來。
有些話等了十八年,落地的時候,做橋的人也要先讓一讓。
三
夜飯,母親煮了一桌。
桌上有臘肉。文兆堂認得那個蒸法——一九六二年出發前夜,阿嬤蒸的最後一塊臘肉,就是這個蒸法。他吃了一箸,低頭扒飯,扒了很久。
飯後他把信封拿出來,推過去。厚厚一封。
母親打開看了一眼,就往回推。文兆堂再推過去。推到第三個回合,母親把信封按在桌上,用鄉下話慢慢講。這一次文兆堂翻譯了,一個字一個字翻給淑嫻聽:
「她說——」他停了停。「你小時候沒得吃……現在,你食咗飯,就好。」
(食咗飯:吃過飯了)
你小時候沒得吃。現在,你吃上飯了,就夠了。
桌上安靜了一陣。母親把信封拆開,從裡面抽了兩張出來,其餘的推回給兒子,又補了一句。文兆堂這次頓得比較久,才翻:
「她說,這兩張她收——留下的那些,給阿康讀書。」
淑嫻放下筷子,用廣東話對著母親講了一句多謝。母親聽不懂廣東話,但是聽得懂這句——這座城教過文兆堂的事,原來兩邊都通:有些話不用翻。
臨睡前,母親又拉著淑嫻講了一長串。文兆堂站在中間,翻到一半停了,跳過幾句,總結道:「她說多謝你。」
淑嫻望了他一眼。那一眼的意思是:你偷工。
夜裡兩夫妻睡在原來的舊床上,淑嫻低聲問:「阿奶剛才說什麼?多長都要翻。」
文兆堂望著屋樑,想了一陣,把跳過的那幾句補回來:「她說……她本來想著,這輩子見不回我了。她多謝你,肯讓我回來。」
淑嫻沒有出聲。過了很久,久到文兆堂以為她睡著了,她講:
「以後不准偷工。」她說。「多長都翻。我不是來探你的家——我就是你的家。」
四
第二天,族叔們來了,話題只有一個:起屋。
「阿堂在香港發了!起間大屋,兩層,貼瓷片!光宗耀祖!」酒過三巡,越講越大,連屋的朝向都議定了。
母親坐在一邊剝豆,一直沒出聲。等人散了,她把豆盆放下,跟文兆堂說:
「屋,不用大。」
「阿媽,我起得起。」
「我知你起得起。」母親說。「但是屋大了,就要看屋的人。看屋的人一多,屋就不是屋了,是招牌。」她把豆殼掃成一堆,「你要是有心——把村口那條路修一修。落雨天,郵差不進來。」
「路通了,」母親說,「信就到得快。信到得快,人心就近。屋起得再大,人不回來,都是空的。」
他回港後,錢沒起屋,修了路。第二年鄉裡來信:郵差風雨不改。族叔們背後說他孤寒。母親在信裡只有一句:「路好行。」
臨走那天早上,母親送他們到村口老榕樹下——她迎他的那個位置——站住了。
「阿媽,過橋要大半日,你送到鎮上——」
「就到這裡。」母親說。
她伸手替他抹了抹衣領——一個他十二歲之前才有過的動作。抹完,她退回一步,站定,雙手交疊放在身前。迎他的時候,她揦住不放;送他的時候,她先放了手。
「走吧。」她說。「望什麼?路長。」
他們走出去很遠,回頭。老榕樹下那個小小的身影還在,還是那個站法。文兆堂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得眼睛發熱——
一九六二年她沒有送出村口,今天她也沒有。不是無情。她一輩子只會一種送別:站在原地,站成一個記號——讓走的人無論走多遠,回頭的時候,知道哪裡是家。
站在原地,也是一種送。也許是最重的一種。
五
回程的火車上,他一路在想一件事。
做了一年匯款,他經手過幾百張單、幾百句附言。他一直以為自己懂這門生意:錢過河,話帶到,收佣,記帳。這一趟他才知道自己只懂了一半——
他從來只見過寄的人。這一次,他見到了收的人。
他見過母親接過那兩張紙幣時,摺了三摺、收進貼身袋的那個動作;見過她讀「天冷加衣」四個字時,嘴裡跟著默唸的樣子;見過村口那條爛路——原來一張單過了河之後,還要再走那麼遠的一段泥。
火車過橋,他望著窗外那條河。他在心裡把這門生意重新記了一次帳:
錢過不了河,人心就過不了河。而河的兩岸都站著人——寄的人他見過了,收的人他也見過了。從今以後,他寫每一張單,兩邊的臉他都看得見。
一個看得見兩岸的人,才做得了渡。
作者註
1.【史錨】一九七九至八〇年代初探親潮:中斷三十年後恢復探親,羅湖橋日均人流暴增;擔挑、紅白藍袋、電芯藥油糖布匹是那個年代的標準行李。可搜尋:改革開放探親潮、羅湖橋、紅白藍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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