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消逝之後的聲音現場

每個世代都有浸泡在 Live House 裡的人。
那是城市中的異質空間，在那裡我們曾相信，唯一可被接受的系統是音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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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 不是單為音樂而存在，它是一種文化實踐，是孤獨時代中的臨時共同體，是少數人聚集、彼此承認的場域。音符與肢體、情緒與汗水、躁動與靜默在此交織，生成記憶，也生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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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初頭的我寫下許多關於 Live House 的文字。十幾年後回望，不禁思考，這個年代，還有人記得師大里民自救會對地下社會的封殺嗎？我們還需要地下社會嗎？我沒有答案。我只知道，我曾在那個空間裡被養成、被撕裂，也被保留下異質的氣息。
如今的我不再為消逝感到驚愕。在一切可被取代的年代，Live House 的珍貴不在浪漫，而在於它仍需身體在場，親自前往、親身參與。那是極少數需要透過在場構築的場景，你站著成為，就已經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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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不相信音樂能拯救世界，但在某些夜晚，它曾拯救我。關於Live House 的記憶，一次次提醒我，我曾經愛過、相信過，也真實地站在過某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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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寫於 2013 年，最近無意間翻出原稿，重新潤稿並寫下關於時間過後的我們。關於地下社會，關於我們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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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這世上真的有神，祂不會活在我們裡面，不是你也不是我，但是會存在這小小空間中，假如這世上有魔術，那一定是讓人能夠互相了解，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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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Before Sunrise中，年輕的Celine如此對Jesse說到。這句經典台詞於是成了那個年代朦朧青春下被傳唱的格言。城市角落中的男女無不希冀著、猜測著、解釋著，這些微妙距離的魔術。
音樂，某定程度上也像這樣的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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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昏黃燈光下的 Live House 裡，音樂不再是耳機裡的檔案，而是刻印在骨頭與血液裡的現場經驗。汗水、啤酒、音場、嘶吼與笑鬧交織成難以複製的生命密度，在某個城市角落、人們彼此靠近的空間中展開。聲音超越語言與脈絡，在每一聲鼓點與吉他餘音之中，縫補了人與人之間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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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讓聆聽成為個人經驗，但 Live House 所帶來的共振無可取代。集體的狂歡與生命力，五感同時張開與伸展建構了場景，Live In Live。舞台與觀眾的距離、音箱的距離、酒瓶碰撞的距離、躍上舞台或是跳下舞台的距離，這是魔術的場景，We Live In Live。這裡聚集著不被理解的年輕人，在主流之外創造時代的聲音，也在這裡被允許失敗、狂喜、悲傷與存在。你可以站在這裡。讓我們站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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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 從來不是音樂產業的主流，卻往往成為文化的孕床。在這些場域裡，不合時宜的人聚集起來，創造新的聲音與語彙。它們不順從市場規律、不附庸媒體品味、不進入排行榜與紅毯；但它們活著，以嘶吼、失敗、抵抗與哀傷活著，而正因為它們無法量化、無法快速獲利、無法整齊排列，所以它們總是最先被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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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空間從來就不寬裕舒適，在城市規劃的語言裡是有待剷除的地段。在資本主義與都市更新的語言中，Live House 必須被拆除，因為它們佔用可以創造更高價值的土地；在政策與官僚中它們是「噪音」、「安全疑慮」、「有礙觀瞻」與「發展阻礙」。於是我們目睹一個又一個空間消失，紐約的CBGB 與 The Living Room 成為歷史，台北的地下社會成為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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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文化需要長久的時間，而摧毀只需要數分鐘的妖魔化、抹黑、騷擾以及動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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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幾個場館，而是讓次文化發聲、讓非主流得以孕育的場域；那是允許失敗、容納異議的現場，而這個社會對失敗越來越沒有耐性。Live House 是一個社會能否容納不同聲音的指標，一個極其真實與具體的文化試煉場：當主流媒體與產業結構排擠它時，它能否存活，反映的是這個社會對多元與異議的寬容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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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在這場時代的變遷中退潮，我們敗下，我們吞下悲憤，我們聚集表達，直到天光亮起時才依依不捨地跟彼此道別。爾後我們繼續成為理想或非理想中的大人，說出適切語言，磨平身上的棱角。但即使十二年過去，我始終記得那些場景裡的我們：亂七八糟地活著，舉杯、嘶吼、擁抱與哭泣。那是真實活過的我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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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House 的命運，也映照著城市的命運。一個城市選擇保留什麼樣的聲音，也等於選擇了要成為怎樣的城市。我在打破規則的時代被滋養，渾身是刺地走進現在這個溫順乖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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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依然記憶著表演，記憶著生命力。
這些小小的、凌亂的地下室與屋子們，我們如何成為，又如何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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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所有當年站在身邊的人們因為現場的失去也逐漸失去了彼此，我們分別，也有些人放棄了相信。我明白這是必經，這是規訓，這是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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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願意相信，仍有人和我一樣，保留著一點不馴。為了我們曾經一起相信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