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智慧住在哪裡？從哪裡長出來？｜《超智慧》穿越了宇宙，也應該回歸地表

2026 年 9 月下旬，川普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宣布，未來美國政府的所有文件將不再使用「人工智慧」（AI）一詞，全面改稱為「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簡稱 SI）。

川普強調這項技術「根本不是人工的」，因此使用「超級」是更為準確的描述。主張美國司法部僅在必要時介入約束風險，並計畫成立新的「AI Force」來統籌政策，以確保美國能維持對中國等國家的科技領先優勢。

從 AI 到 AGI（通用型人工智慧）再到現在的 SI，一路以來總會看到瑞典哲學家 Nick Bostrom 的身影。然而，這些耀眼的修辭百花齊放之下，這些技術到底從何而來？誰在受益？以及，誰又為此付出了代價？

芬蘭媒介理論學者 Jussi Parikka 的媒介地質學（A Geology of Media）恰好關注的正是撐起一切軟體技術背後的自然環境。媒介不再只是人的延伸，還是地球的延伸。

Bostrom 的推演場域

要理解「無地址」是什麼意思，得先看 Bostrom 的論證怎麼搭起來。

他的論證的第一塊基石是正交論題（orthogonality thesis）：

more or less any level of intelligence could in principle be combined with more or less any final goal（幾乎任何程度的智慧，原則上都可以與幾乎任何最終目標結合；Bostrom 2014, p. 107）。

這個論題是純粹是模態（modal）性質的，談的是「原則上可能」的組合，不會指涉某個系統在某個特定條件下會怎麼運作。

與此相伴的則是 Bostrom 提出的思想實驗，迴紋針最大化機（paperclip maximizer）。推論之所以有效，正因為迴紋針最大化機不需要說明這台機器跑在哪裡、由誰訓練、為何有人給出這樣的目標，「可能」就足夠了。

第二塊基石是智慧爆發（intelligence explosion）。Bostrom 在《超智慧》（Superintelligence, 2014）中設想，一個系統的智慧水準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從相對有限的認知能力躍升到極端的超智慧。

在這個脈絡裡，Bostrom 把存在的末日災難（existential catastrophe）稱為智慧爆發的 a plausible default outcome（一個可信的預設結果；Bostrom 2014, p. 115）。

Bostrom 在引用這個措辭時是有保留的，書中對應的章節標題：

• Existential catastrophe as the default outcome of an intelligence explosion? （中文譯本的標題為：我們創造的，終將毀滅我們？）

看似悲觀，結尾卻帶著問號。不過「預設」（default）這個詞一旦被選用，在讀者心中安裝的框架就已經確定：災難是不作為時自動發生的基準線，舉證責任落在主張不會發生的一方。

第三，是全書最著名的意象。Bostrom 寫道：

Before the prospect of an intelligence explosion, we humans are like small children playing with a bomb. Such i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power of our plaything and the immaturity of our conduct. Superintelligence is a challenge for which we are not ready now.

面對智慧爆發的前景，我們人類就像玩著炸彈的小孩。我們的玩具之威力，與我們行為之不成熟，竟是如此不相稱。超智慧是一項我們此刻尚未準備好迎接的挑戰。（Bostrom 2014, p. 259）

這幅圖像把幾個框架同時安裝進讀者腦中：

• 幼稚

• 迫近的爆炸

• 照管失職

玩炸彈的小孩的修辭效力無須多說。我更關心的是這段話的「場景設定」：炸彈與孩子之間，沒有礦場，沒有晶片工廠，沒有電網。

最後，是尺度的運用。〈天文級浪費〉這類論證，把賭注抬到以宇宙為單位。Bostrom 這種在宇宙尺度與日常尺度之間滑移，並藉此讓政治選擇看起來像是自然的修辭技術，我稱為尺度魔術（scale magic）。

意即，當一個數字大到超出直覺，讀者的反應就不再是計算，只會帶來眩暈；而一旦眩暈，眼前所有具體的代價，包括礦坑、電費、勞動、水資源，在天文數字對照下都變成小數點後面的零頭。

在此必須坦承，Bostrom 並非完全不談機構、競爭與經濟。

《超智慧》有專章討論多極情境（multipolar scenarios），涉及工資、失業與資本；也有專章處理策略全貌，包含硬體進展的影響。因此，本文的批評不是「他沒有談這些」，而是這些因素在他的論證裡，被當成可以調整的情境變數放進模型、不需要被逐段追查的歷史。

「硬體會進步」是一個假設；這些晶片由誰製造、耗用多少水電、仰賴哪些礦物與勞動，則是一條需要被核實的鏈。兩者的認識論地位完全不同。

這裡可以更精確地說明，什麼叫做「前提尚未被放到地面上檢驗」。Bostrom 的推演在邏輯上可以是有效的，但有效性只保證「若前提為真則結論為真」。

但這些前提中的關鍵環節，如智慧爆發的起飛速度、目標規格的困難程度，主要由論證與思想實驗設定，無法被獨立檢驗的經驗材料所支撐。

也就是說，Bostrom 的推測所依賴的前提，從未被要求通過任何物質層面的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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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si Parikka：把媒介還給地球

媒介研究有一個經典命題，來自加拿大的媒介理論學者 Marshall McLuhan：

媒介是人類感官的延伸

在這一幅圖像裡，故事的主角永遠是人。Parikka 在《媒介地質學》（A Geology of Media, 2015）裡提議反過來想：

…we try to think of media not from Marshall McLuhan’s point of view — in which media are extensions of human senses — but rather as an extension of Earth… 

……不要從 Marshall McLuhan 的角度思考媒介，亦即媒介是人類感官的延伸，而是把媒介視為地球的延伸……

這個轉向實際上改變了研究的對象清單。

一支手機，是鋰（lithium）、鈷與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從地底被挖出、提煉、運輸，再組裝而成；手機被丟棄，又成為電子廢棄物（e-waste），在地底下待上極其漫長的時間，成為未來的化石紀錄。

Parikka 書中舉的一個例子，足以讓這種物質重量變得相當有實感：

一片僅重 2 公克的記憶體晶片，生產過程大約要消耗 1.3 公斤的化石燃料與相關材料。

Parikka 以內蒙古包頭的稀土提純基地為例，自 1958 年運作至今，如今以有毒的污泥湖聞名，稱之為數位的暗面（the underbelly of the digital）。

這套思路也拆解了一個日常語言裡的幻術：雲端（the cloud）。

雲，輕飄飄、沒有重量，好像資料懸浮在空中。這個去物質化的隱喻，讓人忘記雲端其實是一座座需要大量電力與冷卻的資料中心，並且需要特定的地理條件。

Parikka 觀察到，資料中心為了降低冷卻成本，會移往北極永凍土或靠河的廢棄造紙廠；由此浮現一種新的全球分工：全球北方提供 the cool，全球南方提供 the cheap（冷，與廉價的勞動力）。連氣候本身，都成了一種可被開採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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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時間，而非長期主義

這個物質路線，在時間維度上與 Bostrom 的論證形成最尖銳的交鋒。

Parikka 在 2023 年的演講〈十年之後，媒介考古學是什麼？〉（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10 Years Later）裡，為自己想要的深層時間（deep time）劃出界線：

deep times but not the ones that are echoed in the problematic ‘long termism’ of some of current think tanks and transhumanists.

這是深層時間，但不是那些被某些當前智庫與超人類主義者所回響的、問題重重的「長期主義」所指涉的那種。（Parikka 2023）

Parikka 並沒有沒有點名 Bostrom，但我高度懷疑就是衝著 Bostrom 來的。

畢竟〈天文級浪費〉正是長期主義最重要的奠基文本之一，其後與 Toby Ord、William MacAskill 等人一起，把「未來會有天文數字般龐大的潛在人口與心智」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倫理與資源分配綱領。

兩種「深層時間」的差異，可以用三個對比說明。

第一，單位不同。Bostrom 的深遠未來，是一個可以被乘以機率、可以與其他選項比大小的量，它被馴化成計算單位。

Parikka 的深層時間，是地質時間；礦物要花數百萬年才形成，電子廢棄物要在地底留存數百萬年。這個時間，可以用鏟子挖、用儀器測、拿到實驗室驗證。

第二，同質與異質的差別。Parikka 的深層時間承襲自 Siegfried Zielinski 的主張：

the history of the media is not the product of predictable and necessary advance from primitive to the complex apparatus

媒介史不是從原始到複雜裝置、可預測且必然的進步的產物。（Zielinski 2006，引自 Parikka）

重點是異質性（heterogeneity），它刻意抵抗被收編進任何單一敘事，不論那個敘事叫做「進步」還是「風險遞增」。把未來寫成單調遞增的風險曲線，在這個框架下，與把未來寫成單調遞增的進步，是同一種方法論動作。

第三，方法本身的歷史性。

Parikka 在同一場演講中提示，要回應 AI 與雲端基礎設施帶來的行星尺度問題，媒介考古學需要回頭處理機率演算（probability calculus）與統計方法自十七、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

反過來對準 Bostrom 便能發現他的論證大量倚賴機率與期望值推理，並當成中立、透明的理性工具。如果機率演算本身就是一套有自己歷史、有自己文化技術系譜的裝置，那麼「用機率語言談論存在風險」這件事，就不是可以被跳過的方法論起點，而是需要被檢視的對象。

物質與知識不可分

Parikka 在同一場演講中，還給出了一個比《媒介地質學》原書更精煉的物質性定義：

物質性同時包含 environmental weight（環境的重量）與 epistemic processes of knowledge that media is central to（以媒介為核心的知識認識論過程）。

Parikka 指出，這正是他用「媒介自然」（medianatures）一詞想抓住的東西。他拒絕把物質窄化為礦物、電力與碳排，同時堅持：

我們怎麼「知道」一件事，是被媒介的物質基礎形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