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吃人：从《三年之仂》到儒家丧礼产业链——奸学书呆子祸国殃民

一、仂是什么？——《王制》里的课税单位

《礼记·王制》乃汉儒博士所著的一篇用于指导王朝治国的论文。其中，令鬼神与民争食，便是导致华夏历朝“饿殍遍野，易子而食”大饥荒的根源。

《礼记·王制》要求官府对鬼神的祭祀标准为：“祭用数之仂，丧用三年之仂。”这是儒学者设计的礼制财政模型。其中：仂，什一也。即十分之一。

当然，由于计算的模型不同，学者对“仂”的结果有两种解读：

其一，祭用数之仂，即每年祭祀要占王朝收入的十分之一（10%）；丧用三年之仂，即大丧之年，治丧的费用要占王朝收入的十分之三（30%）。这样，在大丧之年祭祀鬼神的费用就要占到王朝收入的十分之四（40%）。

其二，祭用数之仂，即每年祭祀要占王朝收入的四十分之三（7.5%）；丧用三年之仂，即大丧之年，治丧的费用要占王朝收入的四十分之九（22.5%）。这样，在大丧之年祭祀鬼神的总费用就要占到王朝收入的十分之三（30%）。

这两种算法，无论取哪一种，对社会都是巨大的灾难！

二、“三年余一”的礼制幻觉

《王制》不仅规定“仂”，还构建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经济循环：王朝每三年必有一年的余粮，九年可积下三年的余粮，将一部分余粮用于祭祀与丧葬。这种模型让礼制设计者自信地认为：“余粮太多，仓库会撑暴，不如化为礼。”

然而这是典型的书面幻想。古代小农经济面临三大硬伤：技术低下、天灾频仍、徭役赋税重。现实里，农户常常“春借夏还”，根本攒不下所谓“年余”。《王制》的“三年余一”，更像是学院派的意淫——不是来自田野的统计，而是礼官的算盘。

三、鬼神与民争食——礼制的分配逻辑

“祭用数之仂，丧用三年之仂”设定了一个恐怖的优先级：鬼神优先、死者优先、活人次之。无论丰歉，这笔开支都必须先缴。结果是：丰年余粮被礼吞掉，灾年活人也要让口于死人。这正是“令鬼神与民争食”的制度根源。

四、儒家如何渔利——丧礼产业链

周时祭神属于国营业务，由宗伯、太祝、巫史掌控，儒者插不上手；丧葬则是私人事务，成为儒者的主战场。他们制定礼仪标准、主持仪程、写祭文、教哭法，形成“丧礼产业链”。丧礼的费用本应量力而出，但以治丧为生计的儒却想方设法不断拔高治丧费用，制造“孝无止境”的氛围，让家庭开销无限化。最终，鬼神吃人，儒生收取中介费。

汉儒的地位虽然有所提升，大儒可以享用官方的俸禄了。但显然仍延续了周儒重视祭丧的理念，故将祭丧的费用订得高的离谱！

五、恶性循环与礼制型饥荒

“三年余一”的幻想，与“仂”的刚性开支结合，制造了一个可怕的循环：歉收→仍要缴仂→活人饿死→死人更多→丧礼更多→再歉收。汉代有“民鬻妻子以给丧祭”的记载，明清“饿死不怪礼厚，简丧必遭族毁”，都证明礼制不仅没救人，还榨干了人命。

六、【结语】

《礼记·王制》里的‘祭用数之仂，丧用三年之仂’，看似敬神孝亲，实为把农业社会的大量产出锁给死者。

从周儒开始，便喜欢依据天象妄言天道。董仲舒则进一步把这种逻辑推向极致：日食是上天示警、天子无德；天子要写罪己诏、加大祭祀力度；若天更怒，则降水灾、旱灾、乃至地震，就更要加大祭祀力度；若再不够，瘟疫便至。于是，瘟疫与饥荒本身被解释为‘祭祀不足’的后果。结果是：灾荒时，国家非但不会减轻负担，反而横征暴敛，加码供养，以求‘感动上天’。

历史上每逢饥荒、瘟疫，按理应停祭止丧，好让活人活下去。可礼制没有‘暂停键’：仂依旧要缴，祭祀不断，丧礼更多。瘟疫杀人，礼制榨剩下的血——这便是所谓礼仪之邦古人无法挣脱的宿命。

跋：书呆子是最坏的人祸制造者

《王制》那套逻辑是典型的“书呆子算账”：纸面上推理三年必有一年余粮，然后设计出“祭用数之仂，丧用三年之仂”的宏大体系。现实里，一场旱涝虫灾就让账本化为笑话，可礼仍要执行，仂仍要缴。

书呆子最大的恶，不在于愚笨，而在于：理论全出在纸上，依据全靠想当然，冷酷全写进制度，责任全压在活人头上。

所以，说“书呆子是最坏的人祸制造者”不是一句骂街话，而是一个历史判断：当纸上的完美遇到地上的饥荒，书呆子的“礼”就成了刽子手的刀子。

——奸学书呆子，祸国殃民。

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