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工时与加薪：不是生产率问题，而是结构权力问题

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体系，会因为“良心”而主动减少自己吸血的效率。

“缩短工时加薪”之所以始终被包装成“还不够富”“生产率太低”“要先发展经济”，不是因为蛋糕不够大，而是因为它瞄准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痛点：
它要求权力–资本–离岸这个铁三角对自己动刀。

这不是改革，这是断奶。

一、生产率从来不是障碍：只是劳动者分不到红利

一个朴素的公式足以解释现象：

劳动者报酬占比 = 1 –（资本利润 + 政府税收 + 利润外流）占比

过去几十年——
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国都远超东欧多数国家。
但劳动者分到的那块饼，却始终薄如蝉翼。

生产率涨了 → 劳动者收入没变 → 利润被铁三角吞掉。
这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分配结构的选择。

而且差别不会大到离谱：
一个人一天能干多少，是有生理极限的。
真正被无限压榨的，是工时，而非生产率。

二、铁三角为什么要竭力阻止“断奶”？

权力、资本、离岸资产之间的共生结构，本质是一台高度优化的抽取机器。

（1）国内低成本循环：利润的制造端

• 权力 提供廉价土地、压低劳权、弱环保、就业与政绩数据。

• 资本 提供增长、税收、脱敏的利益输送管道。

• 劳动者 提供「超长工时 + 低工资」维持竞争力。

这就是“世界工厂奇迹”的真实底层代码。

（2）全球资本循环：财富的隐匿与安全端

境内创造的超额利润，通过：

• 转移定价

• 虚假知识产权费

• 艺术品熨平

• 离岸债务

• 第三国贸易

持续外流为离岸资本的终极安全港蓄水。

这两条链互相咬合——
只要劳动者保持低成本，整个系统就稳定丰盈。

因此：
工时缩短 = 利润被迫下降
加薪 = 红利规模减少 → 离岸输血变弱

这对系统来说，比“经济转型”还恐怖，因为它动摇的是结构逻辑本身。

三、结构性伪善：系统一边说工人没议价权，一边把能议价的机构全锁死

中国劳动者不是没有议价权，是议价渠道全部被系统性拆解或阉割。

1. 工会是“管理部门”，不是工人组织

名义上代表工人，实际由企业与上级部门控制。
罢工、集体谈判、本地章程全部被收编。

2. 合作社法缺位

在欧洲，一个行业合作社/职工合作社可以自己设价格、设分红、设规则。
在中国，这类组织几乎无法合法存在。

系统当然说你没议价权——
因为它确保你永远都组织不起来。

3. 独立组织与公民权的结构性禁止

工人不能自由成立协会，不能有独立工会，不能有政治表达渠道。
所有“权利”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转义为“诉求”，
只要不符合治理逻辑，就自动失效。

4. 下位法架空上位法

宪法写着结社权、言论权、监督权，
但具体执行层面通过：

• 地方规章

• 行政解释

• 非形式化约束

• 长期性“宣传与纪律”

把上位法掏空为象征权利。

5. 定义权与解释权高度垄断，受益阶层与解释阶层一致

“什么是非法集体行动”“什么是扰乱治安”“什么是组织者”——
全部由同一阶层、同一利益结构进行裁定。

解释权越收紧，权利就越虚化。

四、因此，缩短工时加薪是系统自我革命，不是技术改革

它要求这个共生体：

• 权力 → 放弃对劳动者组织权的严控

• 资本 → 放弃低成本竞争，承担创新风险

• 离岸结构 → 放弃稳定的利润外流渠道

• 地方政府 → 放弃用工人过劳堆出来的 GDP 和财政依赖

这不是“利益调整”，而是结构性换血。

铁三角不会主动断奶。
它只会在危机、组织化压力、或国际竞争威胁下，被迫改写生存逻辑。

附录：共产主义者真正的三原则

一、争取无产阶级的现实权益

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文学，它的根从来扎在现实劳动者的处境中。
争取工时、人权、工资、保障，是其永恒的第一性任务。

二、争取自由与解放（消极自由 + 积极自由）

（1）消极自由：不被任意干涉的权利

包括：

• 不被任意逮捕

• 不被禁止结社

• 不被剥夺表达

• 不被驱散集体行动

（2）积极自由：组织、结社、行动的自由

争取工会、合作社、政治结社、公共参与的能力。

两者互为根基：
没有消极自由，就无法发展积极自由；没有积极自由，就无法维护消极自由。

三、支持一切进步运动

包括工人运动、合作社运动、反垄断、环境保护、女权、反威权化与反剥削力量。
凡能扩张人类自由与平等的，都属于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

附录二：共产党曾深受“消极自由缺失”的迫害

这是整个问题中最深的历史反讽。

民国时代：共产党不是在自由竞争中失败，而是在“自由缺失”中被压制

1920–40年代：

• 工人罢工被镇压

• 左翼刊物被查禁

• 工会与学生组织被解散

• 土地议题被禁止讨论

• 党员随时可能失踪、被捕

• 集会权与出版权形同虚设

共产党不是在宽松公共空间里成长的，
而是在缺乏最基本的消极自由的逼迫下走向地下化与武装化。

换句话说：

如果当年有真正的结社自由与言论自由，共产党本可以通过合法组织化壮大，而不必走向暴力革命。

今日的讽刺

一个曾因“自由缺失”几乎被扼杀的力量，
后来却构建了一个“不允许自由再出现”的体系：

• 当年受禁书迫害 → 今日继续禁书

• 当年被禁组织 → 今日禁组织

• 当年被逼地下化 → 今日不允许任何地下组织

• 当年因上位法失效受害 → 今日允许下位法架空宪法

• 当年以工人先锋自居 → 今日工会行政化、工人无法自主结社

这不是理念背叛，而是结构逻辑的吞噬：
掌权者倾向把自由视为风险，而不是资源。

因此，争取消极自由，不是西化议题，
而是中国革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结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