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演算法剝削每一秒：技術哲學家許煜談科技、金融與星球思維的三重危機

當我們談論人工智慧與科技巨頭時，多數討論仍停留在「AI 會不會取代人類工作」這種老問題上。

香港哲學家許煜（Yuk Hui）、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哲學教授，近期在馬德里 Contemporánea Condeduque 文化中心的一場對談中，提出了一個跳脫取代與否的診斷：

真正該問的，不是失業，是那些公司究竟是什麼樣的公司。

許煜的答案簡短而尖銳，「這些公司首先是金融公司，其次才是科技公司。」

這句話幾乎可以作為理解當代平台經濟的一把鑰匙。當我們把 OpenAI、Meta、Google、Amazon 視為技術實體時，我們錯認了這些科技巨頭的重心；它們的邏輯是資本增值的邏輯，技術只是其中一個變項。

在這個判斷底下，許煜提出一個違反直覺的觀察：科技公司對我們生活的真正影響，讓多少人失業只是其次，重點是它們如何「重塑整個經濟結構、創造新型態的勞動」。外送平台勞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演算法之下的勞動

許煜特別指出外送員的處境。表面上，這種工作被包裝成「自由」、「彈性」，但實際運作方式恰恰相反，勞動者的整個生命節奏都被綁在演算法上。

他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三公里半徑內的預估配送時間，每年都在縮短。演算法不只是派單工具，同時是計分者、路線管理者，也是懲罰者。所謂彈性，其實是一種偽裝。

許煜由此導出一個關於科技與勞動關係的指控：

科技公司想要每一秒都剝削我們、控制我們。

這個轉向很重要，因為它把焦點從技術的替代效應，拉回到資本與勞動之間那個古老但仍未解決的權力關係。只是這一次，中介者是演算法。

監管是一個假問題

面對這樣的處境，一般人的直覺反應通常是「那我們就立法監管吧」。但許煜認為，這種思考本身已經落入陷阱。

「監管或去監管是一個假的兩難，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已經接受了起點。」

許煜的意思是，只要我們把當前這套科技發展路徑當成無可質疑的前提，然後在其上爭論該加多少枷鎖或該鬆多少綁，我們就已經放棄了想像其他可能。

許煜提出的另一條路是「技術多樣性」（technodiversity）。這個概念的核心，是打開對非西方技術傳統的想像空間，並且思考技術可以如何服務於在地社群、如何形成不同的社交網絡結構。

監管不是不重要，但它不足以構成替代方案。真正的替代，需要從「發展另一種技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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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重返霸權，也拒絕退回民族國家

許煜的另一本書《Post-Europe》（後歐洲）處理的是一個看似不相關、實則深度連結的議題：歐洲的定位。

「後歐洲」這個詞來自捷克哲學家揚．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指的是二戰之後歐洲不再是世界霸權的事實。許煜強調，這個「不再是」不應該引導歐洲走向重新武裝、重奪支配地位的路徑，那只是在為下一場災難做準備。

但許煜同時也拒絕另一種常見的反應：

退回民族國家、驅逐移民、關起門來過日子。

許煜認為：所有人，包括亞洲人，其實都是「後歐洲」的。

因為我們都被歐洲現代性所形塑。走進東京或首爾，看到的歐洲元素比亞洲元素還多，這一點無法否認也無法拋棄。

真正的問題是：接下來要往哪裡走？

答案不是全球化的萬能藥，也不是民族主義的鐵籠，而是發展出能夠處理在地問題的政策；失業、犯罪、社群重建，這些都無法從全球視角一勞永逸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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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張力，就是思想發生的條件

許煜引用法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概念，說明一件事：

我們是不斷處在生成過程中的存在。

一本書可以改變我們的一生。一次相遇可以讓我們結交摯友或組成家庭。這些張力會不斷累積，直到既有結構承受不了、必須轉化為止。在此基礎上，許煜提出一個更進一步的命題：思想中的張力，正是思想得以發生的條件。

他用自己作為例子。作為香港人，他讀過中國經典、在英國、法國、德國讀過書，這些文化資源全部住在他身上，彼此之間或許並不對話，但彼此共存，並且產生張力。許煜形容自己是這些傳統的「承載者」，而作為哲學家的個體化過程，就是持續促成這些張力之間的協商。

這是一種方法論的宣示：面對思想，不需要急著整合、消解矛盾，因為張力本身就是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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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思維

從個體的張力，許煜把視野拉到「星球思維」（planetary thinking）。

許煜特別提醒：星球思維並不等於把治理尺度不斷放大。從城邦到國家、到歐盟這樣的區域組織、最後到世界政府。那條路，其實只是現代性支配邏輯的延續，仍然想要「掌控一切」。

星球思維要處理的是另一個問題：

人類之間、以及人類與非人類之間，如何共存？

他把這個問題拆解為三個相互交織的層次：

•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 心智多樣性（noodiversity，來自希臘文 nous，意指思想）

• 技術多樣性（technodiversity）

三者是彼此依賴、共構。人類不能置身於生物多樣性之外，因為我們就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個觀點把生態議題從「保護對象」的位置，重新拉回到「我們自己是誰」的存有論問題。

懷舊政治的危險

訪談最後，許煜談到當代最令人不安的兩件事：政治上的懷舊，以及戰爭的可能性。

如果所謂「懷舊政治」指的是活在過去的榮光裡；例如，殖民時代的榮光、西方主導世界的榮光。那麼這是一個危險的想法。他直接下判斷：

「如果我們這樣思考，我們就會重複歷史的災難。」

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許煜的回應冷靜而尖銳：

「看看有多少國家正在為戰爭做準備：如果我們不想要戰爭，為什麼我們在武裝自己？」

許煜在這一點上更接近康德，他援引康德「永久和平」的理念，作為對當前局勢的一種抵抗。

真正的威脅是生活貧乏

「我們正處在思考星球未來的關鍵時刻。」

這是許煜留下的判斷。而他所謂的抵抗，是一整套具體的思想工程：拒絕金融 — 科技複合體對每一秒生活的支配、拒絕監管/去監管的假兩難、拒絕重返霸權也拒絕退回民族國家、承認自身思想中的張力、並在生物、心智、技術三個層次上，重新想像共存的可能。

許煜的診斷或許不會讓人樂觀，但至少提供了一個少見的視角：真正的威脅未必是 AI 讓人類滅絕，反而是這一整套商業模式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貧乏。而回應這種貧乏的方式，不在更大的尺度，只需更深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