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用的童年：浙江青田移民1.5代在欧洲

本文作者： 彭嘉漫

我在西班牙的中文学校兼职当老师时，曾让孩子们分享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张照片。这些孩子们大部分祖籍浙江青田。

几乎所有照片的背景都是机场。出发口的机场，一般是和外婆外公奶奶爷爷的合照。到达口的机场，往往是和爸爸妈妈的合照。

嘉木也把9岁那年的两个机场标记成人生最重要的转折。

2009年12月，她一个人坐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她那天穿着一件韩版的棉服，脖子上挂着外公外婆特意给自己戴上的两条金项链。临近圣诞节，空姐送给她一盒巧克力。飞机在慕尼黑转机，二十个小时后，在机场，她终于见到了爸爸妈妈。

这些被称为华1.5代的孩子们一般先跟着祖辈在国内生活，因为证件经济等方面的考虑，父母也很少回国看望他们，在6岁到14岁之间，他们被父母接到海外，直接插班进入当地的学校。

华1.5代的故事要从华一代说起。

1995年，西班牙的华人数量是1万，而201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4万。

千禧年前后，来自浙江青田小城的华人涌入欧洲，西班牙便是主要目的地之一。这一批移民潮多是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那时二十多岁，决心走出家乡的“九山半水半分田”。

这是一场赌命出走，押上身家性命，跟着蛇头规划的路线，坐卡车的集装箱，橡皮艇，步行，来到异国他乡某个亲戚家的工厂或者餐厅。这也往往是一场家族行动。男的打头阵。他们通常会先在国内结了婚“留了后”，然后再上路。等在国外站稳脚跟拿到身份，再让老婆“坐飞机来”。两个人攒钱快，盘下自己的店后，再把孩子接来。

对于孩子来说，从浙江小镇到欧洲都市，这是巨大的转折。语言是陌生的，同学是陌生的，甚至连父母都不是那么熟悉，除了在两种文化中徘徊的矛盾，华1.5代们还要分担父母店里的劳动，放学后和假期都要去店里上班；青田移民家庭多延续着传统的性别分工，华1.5代里的长女们在家里多少还要分担照顾弟弟妹妹。

出生于00年前后的华1.5代们的童年被征用了，就像嘉木说，她9岁到西班牙的那一天开始，就再也没当过小孩。

青田，机场，店

2009年，嘉木告别外公外婆，一个人乘飞机去西班牙，见爸爸妈妈。

这是嘉木出生后第三次见爸爸，也是嘉木人生倒数第二次见外公。嘉木还没出生时，爸爸就出国了，第一次见爸爸的时候，她6岁。而机场一别后，再见到外公就是她18岁的时候。

嘉木下了飞机后第一反应就是失望，没想到爸爸开来接她的车破破的，父母租住的房间甚至没有国内的家住得好。而在老家的外公外婆口中，在国外当了老板的爸爸妈妈赚了很多钱。有钱人的生活就是住这样的房子，开这样的车吗？

第二天，她来到了爸妈的店里。还离得远远的时候，舅舅就让嘉木猜哪家店是我们家的？嘉木说指着旁边一个小小的店，爸爸说，不是，嘉木又指着旁边一个大大的店，妈妈说，对了，就是这家店。

嘉木很吃惊，在青田她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百货店。

在欧洲的青田人主要靠开店营生，根据西班牙社会保障数据显示，在一半缴纳社会保险的中国移民中，有一半是自雇身份（华人称之为“老板居留”），集中在百货店，水果店，餐厅这样的小型服务业，而那些没有老板居留的，很多没有身份，生活在打工攒钱解决身份的过渡阶段。

核心家庭是青田移民在西班牙生活的基本单位，延续着情感和文化，更是经济积累的场所。

走线到西班牙的三年后，嘉木爸爸终于攒够了钱，搞定了身份，把妈妈接来那天，爸爸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给妈妈买了大虾庆祝，一对年轻的夫妻终于跨洋团聚。

这也意味着这个家庭从此有了两个赚欧元的人，离开店当老板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妈妈在嘉木3岁的时候去了西班牙，这一去就是六年，中间只回国一次，家里的店一开起来，妈妈就开始办理嘉木的出国手续。

嘉木差不多一倒好时差，就去店里了。在一句西班牙语都还不会的时候，嘉木的第一份工作是打caja。Caja就是收银台，妈妈负责向客人收银，嘉木负责在机器上输数字。

那天晚上闭店后，爸爸拉上了卷帘门，把收银台里的钱全都拿出来，铺在地上一家三口一起数，嘉木兴奋地问爸爸，“这都是我们今天赚的钱吗？”爸爸笑着点头，对嘉木说，“拿走些花，这是你的工资。”

青田孩子不说去店里帮忙，而是说去“店里上班”。

这的确是一份真正的工作。收银，理货，打价签，很多十岁出头的孩子能从上到下打理得井井有条。雇一个工人的成本大概是每月三千欧（工资加保险），但能顶一个半天工的孩子只需要多给些零花钱。

青田孩子总是班级里零花钱最多的小孩，但也是周末假期叫不出来的那个小孩。

嘉木每年圣诞节都会跟父母大吵一架，圣诞节是家里最忙的时候，也是朋友们约着出游的时候。在朋友们兴致勃勃地做旅行规划前，嘉木就开始惴惴不安了。父母不解为什么非要等到店里最忙的时候出去玩，嘉木不满为什么一整年都在帮家里忙，就这两天也不放过。最让她焦虑的不是父母的阻拦，而是不知如何跟朋友交代。家里的战争让嘉木觉得委屈，也让她在面对同龄人时觉得尴尬。

在店里长大，放学就等于上岗。父母的逻辑很简单：孩子吃穿用度上学花的钱都是这个店赚来的，那么孩子也应该为这个店出力。

有些华1.5代觉得，父母是专门等自己长到可以帮忙的年龄才接自己出来的。毕竟上学考试要求的西语水平很高，但在店里帮忙只需要会一些简单的句子和数字。西班牙公立医疗和教育都免费，孩子又能当免费劳动力，怎么算都划算。

这样的推测很冷酷，华1.5 代小默说自己只有在和父母产生激烈矛盾之后会这么想。大部分时候，她是心甘情愿在店里上班的。

她说，因为父母真的太不容易了。华一代开店的第一笔钱是靠没日没夜的工作，和极力缩减生活开支积攒出来的。小默出国后，跟着父母借住在老板娘家，一家三口好几个月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父母早出晚归，常常深夜回家。开了自己家的店后，工作就更多了，小默不忍看母亲那么辛苦，就每天不到六点起床，先在店里工作一会儿再去上学。

除了是店里的工人，这些孩子们还是父母的翻译，管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

她们是弟弟妹妹们实际上的监护人，帮弟妹填学校各种各样的表，疫苗单，校服订购单，报课外兴趣班。 需要家校沟通的时候，老师有时会直接说，“不然还是让你姐姐来学校一趟。”

嘉木从14、15岁开始就知道家里所有银行卡的密码，了解家里所有的账单。她会替家里找最优惠的电话网络套餐，打电话质询银行不合理的扣费。

除了银行学校，华1.5代们也常常充当医疗陪护。在医院这种让人感到脆弱的地方，当翻译的孩子实际上成为了照护者。

嘉木的奶奶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有一次进入躁期，发病严重，爸爸带着嘉木送奶奶去医院。到了大门口，爸爸说自己进去了也没用，无法沟通，就让嘉木一个人送奶奶办理手续。护士再三确认嘉木的年龄，按照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进入精神科住院区，嘉木那年刚好16岁。

发病的奶奶行为不受控，妈妈很害怕，爸爸似乎也很回避，嘉木只好一个人在观察区看着奶奶被护工五花大绑在床上，一边面对奶奶愤怒的谩骂，一边冷静地处理签字付费，回答医生的各种提问。

医院做了年龄分级，但移民家庭中的大小家务事只能是能者多劳，不看年龄。

华1.5代们往往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嘉木13岁到18岁这五年，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产检，陪产，坐月子，中学生嘉木密集地照顾着每一个环节。

替父母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也意味着替父母做决定。16岁那年，嘉木的妈妈生小妹妹时大出血，医生建议给妈妈做干预手术，当时妈妈陷入昏迷，紧急情况下，是独自陪护的嘉木拉着妈妈的手，签了知情同意书。

责任会变成权力，华1.5代不仅在家里上班，更是家里的决策者，弟弟妹妹们上哪所学校，家里买什么保险，贷款买房买车，都得指望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孩子们当起这个家。

嘉木家里最近又要开一个肉店，嘉木妈妈让嘉木找供货商，查价格，发邮件。嘉木得挤时间熬夜处理这些家事。嘉木高分考进西班牙顶尖商学院，大学毕业后进了头部咨询公司，之后跳槽到科技大厂，她的三年职场生活从未享受过刻板印象中欧洲公司的work-life balance，时不时就要加班到半夜。

妈妈给嘉木发消息，“宝宝有你真好，谢谢你帮忙， 妈妈请你吃饭。”

嘉木能感受到妈妈的小心翼翼，觉得心疼又有些烦躁，她觉得妈妈说这些话也只是客气，可能只是怕女儿之后不帮忙了。

妹妹们要上中学了，课业要求相比小学一下子严格了许多。嘉木催促妈妈给妹妹们布置出专门的书桌和房间，要求妈妈约束她们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妈妈倒也很听劝，在宜家上下了单，也会对妹妹说，“姐姐说了一天只能玩半个小时游戏。”妹妹因此闹脾气，妹妹和妈妈都会给嘉木打电话，一个让嘉木想想办法，一个让嘉木评评理。

有时是爸妈找嘉木帮忙，也有时候是嘉木替家人发现问题，再给出解决方案，爸妈也会配合着解决问题。

一家人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买了房买了车，店也开了两家。但是嘉木有时候觉得疲惫，她羡慕家里最小的妹妹，为什么当大姐的自己总是有操不完的心。

老外学校，中文学校

嘉木刚到西班牙时正值圣诞节，假期一过她就直接进入学校。周一到周五上本地的公立小学，周六上一天中文学校补习中文。在孩子们口中，周一到周五那个学校叫“老外学校”，老外的老外学校。

这些孩子们面临着巨大的融入困难。

嘉木仍能回忆出她第一天走进老外班级里眩晕的感觉。满屋子外国人的脸，说着她完全听不懂的话，黑板上写着自己名字的拼音，老师面带微笑地说了一番话，所有的同学盯着她鼓起掌来，然后她顺着老师的手势在一个空位坐下。

嘉木很幸运，她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大区给学校里的移民插班生提供语言班，有一年的时间里，嘉木都在这个语言班里学习加泰语和西班牙语。而小默就没有这么幸运，初中插班进来的她只能硬听，课后再用翻译器理解课本，她整整三年都没怎么听懂课，直到中学才能跟得上。

语言只是融入难题的第一步。当学术圈在批判“融入”这一词的殖民性时，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融入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融入才能有安全感，才能上课自信发言，下课自由玩耍。

小组作业是她们一直讨厌的课堂活动，因为她们总是被落下的那一个。

老师们只会在看得见的地方帮下忙，比如在分组后问全班，“这里有个落单的同学，谁要和她一组。”

嘉木刚来西班牙时，有次课间，后座的男孩把橡皮切成小块，然后全撒在她头发上，哈哈大笑，其他同学也开始加入。嘉木把头埋在课桌里，最后哭着去找老师，可是，她还不会说西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更多的霸凌是无形的，穿的衣服，带的饭盒，都可能成为同学注视的对象。

华1.5代的孩子们带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来到西班牙，然后在学校里被这样的眼光淹没了。这是一种无法看到个体的存在的眼光，具体的人的一切都被放在种族的框架下被理解。

孩子们觉得自己 被迫成了为“种族代言人”，一言一行都背负着“中国人是怎样”的压力。

嘉木有一次因为穿了秋裤被嘲笑。她说，如果一个西班牙人穿了秋裤，别人也只会说这是个奇怪的人，但如果一个中国人穿了秋裤，别人就会说，中国人就是奇怪。于是关于中国人的一切联想都会来到这个中国同学身上，你吃不吃狗肉？你洗不洗澡？所以嘉木就再也没穿过秋裤。

成绩优异的小武和小静也都有因校园霸凌逃学的经历。

小武转学后在新学校一度过得很艰难。新学校在巴塞罗那市区，同学都是一个街区长大的本地人，早已形成了界限分明的小团体。而小武以前的学校则是多民族混合的移民小学，各地来的孩子们在一起相处很融洽。

失去朋友的小武很低沉。她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假装上学，有时候去网吧，不打游戏也不看剧，就是找个地方待着，或者只是在上学时间里出门，然后上楼，在天台或者楼道里，一坐一整天。

支撑小武坚持下来的是“被尊重的感觉”。她不在乎是否被喜欢，她只要被尊重。尊重就是数学课上同桌求着抄她作业的感觉。于是她开始加倍努力的学习。

小静有时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原因，每个华1.5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怎么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后来才觉得自己那时是抑郁了，她整日整日地不出门，躺在床上看小说，做什么都没有力气。她很多次都拿起小刀想划自己的胳膊，“但是没舍得割”，她对我说。

那时生活中唯一的亮色是周末的中文学校，小静周六会做好作业早早去上课，跟朋友在课间打游戏，下课一起去喝奶茶。但周一到周五，她都用各种理由不去学校，后来妈妈看不下去了，威胁她说，“你再不去老外学校，就把你中文学校停了。”

小静极力反抗，她对我说，中文学校是她的救赎。

不只是她，中文学校是很多华1.5代的绿洲。中文学校里不缺朋友。小静，嘉木，小武三个女生就是在中文学校认识的。

在中文学校里，她们可以自如地用母语沟通，到处都是手到拈来的共同话题。在老外学校里内向的小静在中文学校里开朗外向，爱玩爱闹，同学们叫她“母老虎”。中文学校的1.5代们课间刷抖音，小红书，从中国转运最流行的手边周边和手帐贴纸，追kpop，看古偶剧，和中国的青少年在同一片海域冲浪。

除了朋友，让孩子们感到安全的还有老师。

华1.5代的生活里缺少可以信赖的成年人。出席家长会都需要孩子翻译的父母无法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也难以给出开店以外的发展指导。而老外学校的老师呢？“毕竟是老外。”嘉木耸耸肩，这么跟我说。

中文学校的老师自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

嘉木和她的朋友们叫老师“师父”，老师叫她们徒弟。这位姓何的老师给他的徒弟们拉了一个群，叫“何家军”。

这是一个极其紧密的共同体，老师常常组织在家里聚餐，外出郊游，小到生病吃药，大到升学选专业，全都是何老师给她们拿主意。

对老师来说，这些课堂外的加班并不是义务奉献，孩子们回馈的是实打实的好处。从小当惯了家里的翻译官的学生们也接手了何老师一家的各种杂事，孩子看病，老人探亲，在大使馆办证件，去律师楼换居留，何老师有的是何家军的帮手。

孩子们提供的不仅是语言上的便利，更有对老师全心的信赖，十几岁的她们相信，只有跟着何老师的指点才能有出息。

何家军让何老师成了将军。在父母无暇顾及，中文学校没有监督的空白里，何老师成为了孩子们的精神支柱。

有次嘉木得了肾炎，医院给嘉木开了五天的抗生素，但是何老师坚持要嘉木吃十天的药，也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本是处方药的抗生素，就这么又让嘉木多吃五天。

嘉木的妈妈很后悔，总是对嘉木念叨，“怎么他让你吃那么一大包药，我就让你吃了，我怎么都没管。医生都没让吃，吃坏了怎么办？”

嘉木的妈妈那时确实没时间管。除了在店里上班，嘉木还是那个帮妈妈管家照护的人。嘉木得肾炎那年是19岁，家里还有6岁，5岁，3岁的三个小妹妹。

肾炎那次，她在医院痛到无法起身，打电话问爸爸能不能开车来接，爸爸说，你打个车就行。

但中文学校何老师会想办法给嘉木找药，在疫情封城的情况下，还给嘉木送到医院去。这份关心让嘉木觉得温暖，只是何老师非常固执，如果不按他说的做，嘉木就会感受到他明显的冷淡，这有时会让嘉木感到不安。

“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可以在中文学校找到理所应当的答案。

巴塞罗那的一个中文学校叫“孔子”，还有一个学校叫“孟子”，而所有中文学校组织学生回国的夏令营都叫“寻根之旅”。

中文学校热衷于办各种晚会，春节，国庆，校庆，请孩子们表演民族风的新疆舞，合唱《万疆》，朗诵《我爱你，中国》。

嘉木的小妹妹甜甜今年9岁。有一次我问她，你长大以后想去哪儿工作呀，想出国吗？她说，“我不想出国，因为哪儿都没有中国好。”

在西班牙出生长大的甜甜几乎没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更谈不上“离开中国”，但是这个不加定语默认的“国”，对她来说，仍是中国。

不止这些文化活动。中文学校本身就“很中国”。上课用部编版语文教材，课间要做广播操，付费游学项目是在西班牙当地军事基地组织的军训，有中文学校每周组织升国旗唱国歌。

中文学校每周只上一天，但在这个没有老外的集体里，孩子们终于可以卸下老外学校里被凝视的紧张，甚至反客为主。

某一次午饭的时候，一位老师劝说孩子们不要喝甜饮料，说，“我们中国人才不喝这么甜的东西，只有老外爱吃糖，所以他们才那么笨。”一桌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也真的不再吵着要喝饮料。

老外公司，回家看店

华1.5代自己的童年被店借走了，还回来的是父母的信念和动力：赚钱。

青田一代移民在选择目的国时，赚钱是主要目的。为了赚钱， 语言文化都不需要考虑，哪里有可以投奔的亲戚朋友老乡才是问题。

西班牙本地社会的法律经济服务和设施因为语言或者身份的屏障难以触及一代移民，但一代移民也靠着亲缘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支持网络。熟人网络至关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全部生计。青田移民们靠着这个网络赚钱找工作，借钱开店拉投资，成家立业。

然而，这样的网络有时像一场中年男人的酒局，推杯换盏中看起来温情，多的是不得不喝的剥削和身不由己。

老移民攒了钱当了老板，新移民以及极低的待遇作为交换来给老移民做工，有人为了一个身份给老板免费做工两年，除去极端例子，大部分的新移民都面临着没有劳动保护的脆弱处境。

嘉木的爸爸的第一份工作是衣服工厂做工，工厂老板是他村里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但是这并不能让他多得一分照顾。嘉木的爸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在狭小黑暗的工厂里累坏了眼睛。

小默的爸爸妈妈和许多华一代一样，每月工资一半收明钱，一半收黑钱。明钱是银行转帐，黑钱就是现金，不留下账面记录，不会被税务局查到，不必缴税，但也无法产生银行信用证明，在开店需要贷款的时候，银行帐面上的钱就会远远不够，只能找朋友亲戚帮忙。

海外青田人的人情网络也是一个信贷网络。大家靠着互借互利在异国立足。帮了对的人，就给自己储蓄了一个有利的人脉，帮了错的人，那就是人财两空，朋友做不得，钱也打水漂。怎么判断对还是错呢？有钱就是最直接的信誉。

对于白手起家的华一代来说，人脉是原始资本，一开始得靠朋友赚钱， 后来就可以靠有钱吸引更多的朋友。金钱的频繁往来让这个社群更加的紧密，随着钱的流动，认同，身份，尊严也在这个网络扎扎实实地自成体系。所以青田华一代并不在意老外怎么看自己，也无意融入所谓主流圈层，虽然他们也会认为语言好老外朋友多是件值得炫耀的事，但炫耀的对象也是华人。

他们希望下一代的婚恋对象仍是华人，最好是家里店开得好的青田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做成功的老板老板娘，可见的成功符号是奢侈品，住贵的房子，开贵的车，出人头地的上升欲望似乎只有一个实现方式：赚钱。

在赚钱这个目标下，华1.5代本就挑战重重的学业之路又笼罩着一重质疑：上学有用吗？上学赚钱吗？

很多华1.5代都早早地离开了学校，父母的忽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16岁的小默今年退学去打工了，因为去年她错过了高中报名的时间，只能休学，一年后彻底没了回归学校的信心。

她12岁来西班牙上学后，升学报名，找补习班，这些手续都是自己在操心，母亲不懂，也不管。结果一个不小心，就错过了初中升高中注册的最后期限。

嘉木的妹妹今年小升初，也在父母的疏忽中错过了第一批注册，错失了离家最近的初中，好在嘉木帮忙联系，报上了一所半公半私的女校。

对于青田父母来说，上学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有时算作投资，有时算作消费。

小孩的学业很多时候得服务于家庭经济。不管第二天有什么考试，家长都仍会要求孩子在店里帮忙，西班牙中学的课业并不轻松，每一次大考小考都会计入大学选拔的评分， 但做作业并不比去店里上班重要，所以能升入大学的华1.5代已经是学业上的佼佼者。

对父母来说，孩子最能拿出手的成绩，不是升入什么名校，而是赚到多少钱。朝九晚五的白领工资远远比不上一家带着老虎机的酒吧。

在这样的氛围下， 许多华1.5代在中学阶段就辍学，回到店里，接手父母的店，或者在店里打工，攒钱开自己的店。

南南是在升入高中后辍学的。初中成绩名列前茅的她在升入高中后一下子到了班里的中下游，她每天放学后还要去自家酒吧上班，南南的工作非常繁重，如果她不去，那个时段的店只能关门。

她想要更多的时间学习，父母给出解决的方案是减少工作量， 但是人还得在店里，可以一边看店一边复习。南南无法在吵闹的酒吧学习，于是和父母大吵一架，妈妈对她说，“今年把成绩搞得那么差找找自己的原因，搞得好像不上班就会变学霸一样，在家也是玩手机。”这成了她休学的导火索。

那些决心不回到店里的华1.5代们，面对店外的世界更多的是迷茫。

巴塞罗那最大的中文学校成立于2004年，到现在发展出了五个校区，三千多名学生。大规模的中国儿童移民就发生在这二十年。

今年二十五岁的嘉木几乎是第一批在西班牙接受高等教育，加入白人职场的华裔，很难找到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学姐学长组成的职场经验网络。从小学到大学，嘉木都是学校里中国学生中最年长的，毕业后的公司里，她也是唯一的华人女性。

店外世界的每一步都没有参照，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父母也几乎帮不上什么忙。巴塞罗那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但课余时间多在店里上班的1.5代们没有太多机会在青少年时代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和天赋。

嘉木想给后来人撑伞，组建了一个职场华二代的群组。

嘉木给小组起名叫“转轨二代加油站”， 她统计过40多名华1.5代的专业选择，而在专业选择的原因上，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工资待遇”。但在“你是否建议学弟学妹们选这个专业上”，好几个人说“不建议，不喜欢”。

英国杜伦大学教育系副教徐玲玲在访谈过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后总结，“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

从经济层面上来讲，开了店的华一代早已脱离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有比普通本地人更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对于华1.5代来说，在对各种选择的理解中，经济回报仍是支配性的考虑，这支持着他们前进，又让他们迷茫。

一位叫Alice Ruan的小红书博主是意大利的青田华1.5代，她成功地离开了店，考上了医学院，在德国成为了外科医生。但在她的家人口中，26岁还在上学不如16岁去美甲店打工，在美甲店打工十年赚的钱足够开自己的店，而28岁当医生的工资当然不如老板赚的。

嘉木上学的时候是家族的榜样，但毕业选择在老外公司上班后，便不是那个最有出息的孩子了。家族群里称赞的是又开了一家店的哥哥。

小默最近不停地相亲，她很有年龄压力，想在28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她只和华人男孩相亲，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她觉得开店的男生没上成学，思想落后，聊不到一起去，又觉得在老外公司工作的男生工资太低。

西班牙人对中国人常见的偏见就是中国人爱钱爱名牌，活着为了工作，不懂生活。

一开始和青田移民相处过程中，我也有常常有相同的感受。在一次和20多岁的华1.5代们的交谈中，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价格，聊工作便是工资，聊旅行便是花费，似乎一切都可以化归成一个问题，“多少钱？”

嘉木对妈妈说妹妹很适合学体操，妈妈第一个反应是“学体操可以赚钱吗？”

开店非常辛苦，几乎没有节假日，从早忙到晚。他们除了钱真的不需要别的了吗？后来我才意识到，钱不是钱，钱是小武的数学课，是我在高中每场考试后的排名。在移民的离散生活里，钱是最民主的东西，几乎是通往爱和尊重最易达的途径。

嘉木在一次聚会中遇见了一个同为华1.5代的男孩，说自己之后的梦想就是继续开店，赚更多的钱。他从小在家里餐厅帮忙，后厨跑堂前台都做得很熟练，现在一放学还是在家里帮忙。他说炸了太多薯条手已经不怕热油溅到了，伸出手让大家看手上的伤痕，表情很骄傲。嘉木看到了他的手腕，戴着一块价格不菲的名表，也许这是更让他骄傲的东西。

（文中受访者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