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女性情欲｜女人的钱从哪里来？｜beU Official

原文于2025年11月发表于「beU Official」，标题《女人的钱从哪里来？》。编辑：Z。微信公众号阅读链接：mp.weixin.qq.com/s/g...

01 两条短视频

今天的文章源自一个特别的契机。

前不久，中国女演员辛芷蕾凭借作品《日掛中天》在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捧得影后奖杯。这也让另一名中国女演员、本届电影节的评审团成员赵涛受到关注。与她的国际声誉相比，赵涛在“内娱”并非人尽皆知。所以，当有人在评论区提到涛姐为中国电影“撕奖”时，就有另一拨人追问：赵涛是谁？她演过什么？

评论区的回复出乎意料。有人说，你们肯定都刷到过涛姐的短视频 —— 一个在郊外淋雨的普通女人，面对骑摩托的师傅搭讪“我们耍一下嘛”，冷冷回了句“想耍你还懒”，让师傅去找避雨的地方，就这样支开了他并顺手把摩托骑走；还有在别人的酒席上碰瓷和家人聚餐的男人：“我是她姐姐，我妹她流产了。”她赌这些个穿着衬衣西裤、夹着皮包出入包厢的中年男人有婚外情，从而骗钱。

这是2018年贾樟柯《江湖儿女》里的片段。赵涛饰演的巧巧出狱后，为了谋生在复杂的人情江湖中艰难周旋。如今，这段情节被二次剪辑成带有反转爽点的短视频，成了有趣的历史语料。

看到这条“科普”赵涛的评论后，我也连续几天刷到了同一段，洗脑式的配音解说让人每次都会停下来重看。更有意思的是，它似乎被算法归到了某类狗血赛道，往下滑全是这类短剧剪辑：

贫穷单纯的女孩与富豪阴差阳错发生了一夜情，她以为他是花钱买欢，他以为她想攀高枝。事后，富豪在床边问：“你要多少钱？”，善良的女孩想到重病的母亲或那笔因重男轻女而缺口的学费，试探地说：“3000”。富豪心里一惊：“好大的口气，三千万？果然不是善茬！”，但还是哗哗转账。后来又因为种种巧合，富豪发现女孩其实只花了三千元，于是因她的美好而改观，女孩也意识到富豪德才兼备，并非花花公子。几次反转后，女孩就和恋爱脑富豪陷入了豪门童话的甜宠剧模式。

两条视频，横跨阶层、风格与平台，虽然千差万别，却让我想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女人的钱从哪里来？

无论是涛姐在艺术电影的社会浮沉里骗钱，还是女孩在短剧中对傻白甜富豪开口要钱，本质都来自一种关系劳动而非职业劳动。共享这一套逻辑的短视频内容其实不胜枚举：从分手费、封口费到酒局打赏再到婚育议价，许多占据我们视野的财富叙事总是既赤裸又悬空。

一方面，这似乎反映了底层在某种秩序面前的无力，例如正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不可及，于是只能通过各类“偏门”手段来变现。这既是时代夹缝中的生存现状，也是一套主流经济制度之外的临时规则。另一方面，赵涛角色和短剧女主们获取金钱的手段总是踩在灰色地带：不至于犯罪，却始终在体面和羞耻之间拉扯，被附着一层隐形的道德枷锁。

女人和钱的关系，何以如此焦灼？

02 女性贫困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的调查著作《女性贫困》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理解入口。这本书论证了性别与贫困的交叉性：

从资源分配伊始，女性就会因性别偏见被放在次要位置，不仅教育机会受限，学习意愿也得不到培养；成年后，她们又因婚育与照护的无偿劳动，被进一步锁死时间与收入；当经济冲击来临，住房不稳定、借贷债务叠加，便形成“越穷越难脱身”的循环，将她们不断挤向非正规、低薪、无保障的岗位。

2010年左右，日本约有三分之一独居、在职年龄段的女性，收入低于当时的相对贫困线。也就是说，即便拼尽全力工作，她们依然只能处在贫困状态。

贫困高度集中在两个群体：一是非正式雇佣女性，也就是派遣工、合同工、兼职工，她们的贫困率高达80%。时薪低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她们往往没有社会保险、没有解雇补偿，也缺乏晋升路径。

二是单身母亲。日本政府与研究机构的长期监测都显示，日本单亲母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常年超过50%。她们在极度脆弱的劳动关系中挣扎，却难以负担房租、育儿、医疗、债务等基本生活支出。而国家在住房补贴、育儿支持、法律援助与心理支持方面几乎无法兜底，使她们经受不起任何意外。

那么，她们流向了哪里？

书中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经济大环境越差，女性越容易从事风俗业。

部分日本风俗店，即性服务店，不仅提供小时制、预约制的零工式性服务工作，还为年轻女性，尤其是单身妈妈，打包提供住宿床位、保育托儿所和紧急现金，甚至有人直接住在店里或店配属的宿舍。在这种模式下，性服务派遣公司反而像个“临时福利院”。

进入这一行的女性，并不全是刻板印象中“想要走捷径”或者“身世悲惨”的人。这个系统同样吸纳学校里的优等女生——因为助学贷款高昂，而性服务的时薪可以快速填补那个窟窿。

《女性贫困》中就有一个极具争议的例子：一名就读于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优秀女学生，在课余时间从事风俗业兼职。这个案例当时引发巨大震动，因为它戳破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神话——只要努力读书，就能走出贫困；或者说，受过教育的女性就能摆脱被当作情色消费对象的命运。

事实上，日本的高等教育贷款系统正在释出一个个温和的高利贷陷阱。它看似是一张阶层跃升的门票，但要在数年内还清几乎不可能，甚至可能需要为此付出成千上万倍的代价。

进一步说，所谓的“贫困”并不单指经济状况，也包括时间的受限和信息的匮乏。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女性，往往在糟糕的处境中越陷越深，甚至形成代际循环。

因此，贫困不应被归咎为“个人失败”，而应被还原为制度问题：同工不同酬、非正规雇用常态化、托育与住房支持不足，都迫使女性在“活下去”和“体面的职业化”之间做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的职业路径被系统性缩窄、而情感与关系性的隐形劳动却被无限放大。

当我们把目光转回国内的影视创作，就会发现相似的逻辑：当“职业化”难以被给予，创作者就习惯把女性的“搞钱”放在关系劳动中。于是，“物质”“捞女”“拜金”的标签频繁出现，例如：《蜗居》的海藻、《北京爱情故事》的杨紫曦、《欢乐颂》的樊胜美、《三十而已》的王漫妮。

她们被指认的“虚荣”，背后往往是结构性不公。她们缺爱、缺钱、缺机遇，又被外部标准层层裹挟，导致主体性搁浅，依附他人的心被逼着长了出来。

但当时的社会注意力，并不愿意理解这种“被迫”，反而更倾向于将她们符号化为“靠别人”的形象，并施以道德审判。观众最终看到的，仍是一张“意欲攀附”的脸，而非她们被剥夺的现实。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源于影视叙事的偷懒。真正的财富积累意味着长期投入——拉资源、签合同、攒信誉、熬资历。这些过程既漫长又缺乏戏剧性，还要求创作者对机构运作与行业细节进行进行扎实调研，既费时间笔墨又难以营造出及时快感。这也是国产职场剧总是拍得像爱情剧而饱受诟病的原因。

再看那些所谓“命运转折”的桥段：被金主包养、遇见富豪、继承遗产、拿到封口费、靠一场纠葛换来一套房，甚至天降横财。这类刺激的情节天然地将女性的财富来源与亲密关系、性魅力和情绪照料绑在一起，让“拜金女”的叙事逻辑不断被固化。

事实上，从“摩登女郎”的广告起，女性就与消费端而非生产端牢牢绑定。于是，我们更常在银幕上见到女人花钱的样子，而不是她挣钱的过程。银幕传统充满了对女性金钱道德的臆想，却缺乏对她们金钱来源的理解与关怀。

03 “捞女”和新女性

“捞女”指控为什么会出现？

一层当然是厌女，但更具体地说，它是男性同侪竞争羞耻的性别化表达。

在一个把金钱高度绑定为地位的体系里，男性往往需要美女簇拥来向其他男人发射雄竞成功的信号。一旦这个信号失灵——也就是女人没有把他的资源当成最高价值，或者转而选择了别的资源——他内心的羞耻就会被发泄成对女性的道德控诉。

换句话说，最激烈喊“捞女”的，往往恰好是那些把金钱当成衡量爱与忠诚的唯一坐标的人。

传统叙事里，爱情被假装成金钱的对立面。所以，当女性开口谈钱，她立刻被视为破坏“纯粹爱情”的对象。在经济上行阶段，这种控诉还能奏效，因为大众仍愿意相信爱情神话；但当经济增长放缓，许多社会性的承诺开始崩塌，幻觉难以维系。

也正是在这样更冷的现实里，“捞女”开始出现口碑反转。一批带着“过去的我嗤之以鼻，现在的我逐帧学习”心态的适用型观众出现了。

在不少女性主导的讨论场域里，“捞女”一词被重新使用，甚至被半自豪地认领。女人们不仅大谈“搞钱”，也将“从男人身上赚钱”视作一种对其剩余价值的榨取，部分化解了过去对金钱向往的羞耻。尤其是“情绪价值”一词流行之后，女性在关系劳动中的高度投入变得可见，也让人们对曾被视为不光彩的“捞钱”行为展露出包容度。

网友对《欢乐颂》樊胜美的重新解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早年舆论里，樊胜美多次被扣上吃相难看的帽子，尤其当她要求男友王柏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时，被骂成贪心。

但这几年，越来越多观众开始倒过来算账：樊胜美在王柏川创业初期投入的人脉和情感支持，全部都是隐形资本。而王柏川回馈给她的，不是合伙人的酬劳，也没有足够的尊重，只有以爱之名赠送的包和首饰，这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旁人对她“捞女”的误读。

这种集体性的认知转向，标志着女性观众不再轻易地、自动地依循男方口径，对女性进行道德审判。当结构性现实变得肉眼可见，人们更愿意去辨析其中的利益关系。

作家张悦然也在采访中提到，2017年她的小说《大乔小乔》刚发表时，有人她建议影视化时要改掉女主角希望“嫁入豪门”的设定，担心观众可能无法接受这样“虚荣”的人物形象。

但几年间，观众的接受度发生了巨大变化。2025年改编剧《许我耀眼》热播，剧中女主角前期的“恶女”形象和功利算计引发广泛热议，并获得不少正面反馈。“虚荣”变成了现在的“真实”，“欲望写在脸上”成了一种褒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转？

当社会资源不再持续扩张，所谓“体面生活”的正当路径开始收缩，旧有秩序也难以兑现它曾经承诺给女性的回报。女性似乎只有穷尽一切手段去争取，才能避免被剥削。

于是，在这个存量博弈的时代，女性的生存策略开始分叉。

有人选择顺势而为，承认游戏本身不公平，利用系统的灰色缝隙对抗系统，量化自己的时间、身体与情绪劳动——“以魔法打败魔法”。

也有人选择撬开游戏本身——不再只在别人的资源结构里谋生，而是去争取权力，让自己成为能够分配资源的人，最终改写游戏的规则。

过去，前者被骂为“拜金女”“狐狸精”，后者被骂为“男人婆”“工作狂”。

但今天，她们已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共同填补了“贤妻良母”之外的女性可能，打破了女人与金钱之间的沉默。

女性可以把爱当作爱，也可以把情感劳动拿到桌面谈条件；她可以利用规则，也可以改写规则；她不必去死，她也可以去巴黎。

*感谢写作者朋友 @予警 对本文字斟句酌的用心修改！

参考资料：

1.[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女性贫困》， 李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黄昱宁对话张悦然丨是乔妍，还是许妍？》，文汇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