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设计的二次掠夺—为什么福利扩张与工资改革在现有结构中注定不可行

一、一个看似温和却极端激进的假设

假设中国实行两项政策：

1. 每人每月 1000 RMB 的主权基金国民分红（无条件、全民、现金）

2. 全民免费医疗（以预防与基层覆盖为核心，类古巴模式）

从全球比较看，这一组合将使中国在“基础生存保障”维度直接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 无条件现金流，直接托底生存权

• 医疗不再与支付能力绑定，系统性阻断“因病致贫”

这并非北欧式的高服务密度福利国家，但在“不工作也不会社会性死亡”这一底层指标上，已经与北欧同列。

问题在于：这套方案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实施可能性。

原因不在财政，而在结构。

二、为什么这在结构上如同“顶尖高明的医生进行的自体、无助手执刀的换脑手术”？

1. 权力结构已完成“去群众化”转型

工运型政权的早期逻辑是：

• 合法性来源于群众动员

• 风险由先锋队承担

• 对群众让利 = 强化统治基础

而当结构进入成熟阶段：
合法性从群众动员迁移至自我指摄的绩效体系、高压稳态技术与魅惑性叙事的自我循环；
群众不再构成权力基础，而被视为需要压制与校准的风险变量；
生存资源则完成了从保障手段向统治杠杆的转化。

在这一阶段，任何削弱“生存—服从交换模型”的政策，都会被视为系统风险。

国民分红与免费医疗，恰恰直接切断了这一交换逻辑。

2. 利益分配已高度嵌入统治技术

无条件现金分红意味着：

• 不通过单位、不经考核

• 不依赖地方裁量

• 不区分身份与表现

其真实效果是：

• 削弱地方对人口的财政控制

• 削弱企业的用工压价能力

• 削弱编制、户籍、关系作为生存门槛的效力

从结构角度看，这不是福利，而是去杠杆化统治。

三、最低工资 + 高额加班费：被设计的“第二次掠夺”

在这一结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一个长期被误解的制度组合：

低基本工资 + 高额加班费

1. 第一次掠夺：生产过程

• 劳动者创造价值 V

• 实得工资 W

• 剩余价值 S = V − W

这是经典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剥夺。

2. 第二次掠夺：再生产过程

当基本工资不足以覆盖劳动再生产成本：

• 生存被迫绑定在“加班”上

• 正常劳动时间不再可持续

• 个体必须用身体透支换取生存

这并不是对劳动的尊重，而是：

要求劳动者用额外的生命时间，赎回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价值。

这正是“二次掠夺”的含义。

3. 为什么可以确认：系统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

• 起源于工人运动

• 长期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合法性语言

• 对剩余价值与劳动再生产高度自觉的体制

这不是执行走样，而是制度设计。

其优势在于：

• 剥削不必显性化

• 强迫被转译为“个人选择”

• 结构矛盾被个体化、道德化

统计指标得以维持，而真实成本被外包给家庭、健康与下一代。

四、为什么这种制度永远不会自我纠正？

因为真正的纠正必须同时发生：

1. 大幅提高基本工资（而非最低工资）

2. 实质性限制加班（而非货币补偿）

3. 恢复社会对劳动再生产的责任

4. 承认既有分配结构的系统性剥削

任何一项，都会触发：

• 利润结构重写

• 地方财政短期失血

• 就业统计波动

• 合法性叙事受损

在“风险最小化政权”逻辑下，这些都是不可承受的。

五、结论：不是背叛道德，而是迁移位置

因此，与其将这一转变理解为某种道德意义上的“背叛初心”，不如将其视为一次结构位置的迁移。

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确立的代际更替与权力重组之后，这一体系已完成了一次典型的“忒休斯之船”式转换：
形式与名义得以延续，但其内在运作逻辑，已从“阶级解放”迁移至“结构存续”。

在这一新的逻辑框架中：

• 左翼理论不再承担实践指引功能，而被降格为合法性的装饰性语言；

• 工人运动的历史叙事被封存为起源神话，用以说明“从何而来”，而非“走向何处”；

• 群众则被重新编码为需要被管理、校准与缓释的系统变量，而不再是权力的生成源头。

因此，任何真正要求兑现左翼后果的政策——
无论是无条件的国民分红、全民免费医疗，还是足以覆盖劳动再生产成本的高基本工资——
都会被系统自动识别为一种在结构上不可完成、但一旦尝试就必然引发失稳的极端操作：

如同一名顶尖高明的医生，在完全清醒、且无任何助手的情况下，对自身实施换脑手术。

尾声（一句话总结）

当稳定建立在对劳动再生产的系统性压缩之上，
任何试图恢复其社会责任的改革，
都会被判定为不可承受的结构风险，
如同对自身实施换脑手术。
这不是无知，而是经过反复验证的选择。

附录：执刀医生的自体换脑手术——来自过去的一个故事

在北方的一个巨型系统里，有一名顶尖高明的医生，他继承了一艘几乎无人能理解的忒休斯之船。
这艘船从内部看似完整，但每块木板都承载着复杂的力量网络：权力、资源、忠诚和历史叙事。

医生心怀善意，决心重构船的核心——他想让船能够更顺畅、更公平地运作，让每个乘客的生存和努力得到合理保障。
于是，他决定亲自进行一次自体、无助手的换脑手术：切换控制中枢，调整船体核心结构。

他精确地计算了每一步，确保理论上可行：每根神经、每个杠杆都在掌控之中。
然而，当手术开始，船体内部的固定力和利益网络开始反噬：船体震颤，杠杆错位，木板应声开裂。
局部的改善瞬间触发了整体失稳，善意的操作被系统自身吸收，最终留下的，只是更紧密、更高压的稳态，而原本的目标——公平、再生产的改善——成为无法实现的幻象。

医生从此退回岗位，留下一个冷静的警示：

在结构固化的系统中，任何试图改善劳动再生产条件的自体操作，都会被系统自动判定为不可承受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