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书话（续）》11—15

11. 关于甲骨文的几点常识

作者 向明

（1）甲骨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最早文字是否为安阳殷墟发掘的甲骨文？答案是否定的。甲骨文起源于商代，主要用于占卜，直到周代（以金文为主）的晋、燕等封国还有出土。甲骨文距今只有三千年，但从考古资料看，甲骨文以前，中国已有很多不尽成熟的文字符号。

（2）甲骨文是卜辞，至多算作“比较成熟”的古代文字。目前发现的甲骨大约15万片，4500多个单字（现解读出1000字左右）。上述甲骨记载的均为卜辞，极少是与占卜无关的。成熟的文字，不能只用于占卜。诸如“谁欠我多少钱？”“酋长又生了个儿子”“我爱你”之类的记录或表白，肯定是少不了的。

（3）史书上从无甲骨文字的记载。我国古代的传世文献，从未记载过甲骨文。与龟甲相关的史料，主要是《史记·龟策列传》称：“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即商代人要在占卜前，才找来蓍龟，用完要扔掉！龟甲蓍草收藏久了就没灵性，占卜不准。）蓍龟占卜，连司马迁也是“略闻”，而且他介绍的是占卜，并非甲骨文。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病吃药，偶然发现了甲骨文。有关甲骨文的研究，距今也才130多年。

12.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

作者 向明

学界认为，王国维和罗振玉一样，对我国甲骨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于《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使考古学术史揭开新的一页。他所著《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等。代表了甲骨学研究草创时期的最高水平。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王子杨教授说：“王国维关于商王世系的考证是天才般的成果，如今一百多年过去，后续又发现大量甲骨材料，但他的大部分考订结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动摇。”这是当代人喜欢“高度评价”的典型代表。

民国时期学者的评说，则比较平实。如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说：“王国维对商代卜辞的研究，侧重对商王世系的考订，证明了《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的可信性，《山海经》虽然记载了奇异情节，向来不被人重视，但对王亥的记载，与甲骨文中的王亥正好一致，说明神话之书，也不全是无中生有……”

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不仅深受罗振玉的影响，还深受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的影响。且看王国维的生平：

王国维（15岁）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1898年1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赴上海求学，2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师从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王国维于（23岁）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4月因病返国。1911年（34岁）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

刘鹗、罗振玉、王国维三人均为儿女亲家关系（罗振玉女儿嫁给刘鹗儿子、王国维长子娶了罗振玉三女）。王懿荣（“甲骨文之父”）为了搜集甲骨而债台高筑，他死后，刘鹗将王懿荣所藏甲骨全部买走。刘鹗（《老残游记》作者）也是金石学家。他收藏了5000多片甲骨，他写的《铁云藏龟》是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罗振玉除鼓励刘鹗写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长王国维11岁，他与王国维也是儿女亲家。他俩一起东渡日本，研究甲骨文，学术界称之为“罗王之学”。

王国维在日本期间，与京都学者林泰辅、内藤湖南等交往频繁。据《王国维书信日记》载，其间他曾《致林泰辅》（2 封）、《致内藤湖南》（4 封），内容皆与学术有关。林泰辅被称为“日本甲骨学先驱”，著有《周公及其时代》《龟甲兽骨文字》等。内藤湖南是一位“中国通”，他关注古文字，而且是对甲骨文有研究的学者。

王国维本人在《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称，受内藤湖南《王亥》一文启发：“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钜’。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

13.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武林之争

作者 向明

有一个所谓的“简单的道理”称：历史学和考古学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分割的。但我国的史书，无论《尚书》或《左传》都有几千年的历史；我国的考古，则是19世纪末才从西方传入的。这时间上的不对等，让考古学与历史学“打成两截”的事实，无需回避；历史学（狭义的）重在“书证”，考古学重在“物证”，学科间的武林之争，也无需回避。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提出，人类根本无法预知人类知识的增长，而历史进程又受制于人类知识的影响，所以人类无法对未来的历史进行预测，因此“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毫无可能的。波普还援引考古学家的话说：“文本随着时间不断改变，它们被不断诠释，带入诠释者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外部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有时是危险的，必须被极为谨慎地对待。”

个人以为，上述说法有些道理，也有些偏颇。我国古之良史，秉持“董狐直笔”精神，对好人坏人或是非原则，还是分明的。比如，李世民治天下，再怎么英明，也不会被“不断诠释”为：从未杀兄弟、逼父退位。与此同时，考古学重视的“物证”是一个科学问题。考古学上的证据，经常用到碳-14的鉴定，但碳-14测年只能用在生物遗骸上，像陶瓷、金属制品等都不能用，不是所有文物都适用的。

14.历史由细节组成

作者 向明

美国人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第一章宣称：“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是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说历史编纂是一个行业（而不是一门专业），似乎只要愿意，什么人都可加入。既不严谨，也不专业。

本人对旨在“宏大叙事”、忽视历史细节的史学，一直存疑。古人云，见微知著，睹始知终。历史是由复杂的细节组成。当你以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串讲历史，若史料出错或有硬伤，“宏大叙事”的基础，有可能瞬间坍塌。

威尔•杜兰特还曾花了四十余年时间，写出洋洋洒洒的11卷巨著《世界文明史》。该书中文版在我国出版后，香港出版从业者夏冰雹（网名）撰文称 “这本书已经广受追捧，被奉为浓缩历史经验教训的传世经典。然而，将此书称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实属贻笑大方，这本书……不被西方历史学界所认可。此书完全没有严格的学术论证，只是文字优美的散文式的历史评述，充斥着作者对历史的主观感受和判断。”

个人以为，即便你把历史编纂当作一个行业，也得拥有工匠精神。关于《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一书，有国内学者指出，杜兰特笔下关于中国的描写充满低级错误。“在该书的第二章，（第511页）……吕不韦自认为文章甲天下，他曾经在门前悬赏千金，如有人能在他的文章中增减一字，即赏以千金（他的儿子可没有这种文学的造诣）。”

一、《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二、吕不韦商人出身，不可能“自认为文章甲天下”。三、“一字千金”是一场广告秀，也是一个政治阴谋。四、史书上没有吕不韦儿子的任何记载，“他的儿子”和“文学的造诣”，从何而来？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15.治史学，以严谨矫正粗放

作者 向明

粗放惯了，不善思考惯了，以某某主义先入为主惯了。不自知、不自觉，甚至知道了，也无可奈何。为此，很需要强调严谨细致的治学精神，以矫正之。

本人在读日本（中国学）学者论文或旅居日本作者（文史类）来稿时，就多少感到两国学者风格特点之不同。比如，日本（中国学）的论文，切口小、重细节、资料消化得很细。

关于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差异，葛兆光教授在《域外中国学十论》中总结得很到位。他写道，日本学者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精细’，所谓‘精细’，既是指日本中国学家习惯于对文献资料进行精致的考证和研读，又是指日本学者多集中在一些细部的、个别的问题进行微观的研究与分析，仿佛常用在农业上的那句话‘精耕细作’。”此外，日本中国学学者福永光司说过：“中国的思想史、宗教史著作是不是过于受到一些固有框架的影响，不能对历史有新的视角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