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烟到蒲公英

一、隐士文化

本土文化，就像是一堵厚厚的墙，把千百年来的人们，死死框在功名利禄之中，我回望历史，发现没几个明白人。

因为看清了墙的边界，人只有一个选择，撞得鼻青脸肿。现实是，我没有发现多少这种人，甚至是没有。

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边界的反向筛选，不过这种强力的筛选，反而展现了这种墙的强力，筛选的强力。

伴随着儒家被权力的招安，《论语》中的隐士，居然也出名了。

在《论语》中，有几个人，认为世道没有救了，隐居于民间，非常消极，这些人，似乎是受到了李耳的影响，或者同是所谓的礼崩乐坏时期，认为没办法了，完了的人。

孔丘在《论语》中，遇到了几次这种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

因为他的处理方式似乎很成熟，他不去和这些人讨论，辩论，而是通过弟子去接触这些人，然后在这些学生面前说，他们是高人，但是我是另一种高人，我比他们还要高。

由此，我推断，孔丘之前肯定遇到一些这种人，并且不能说服对方，而且由于自己的执念，估计发生过矛盾，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因为接触是接触，如果太过于执着，最后只能诉诸武力，如果他赢了，或许都成路径依赖了。

他这种人，认为自己继承了真正大道，一定会和这种内部已经闭环的人，没什么好说的。可能弄得灰头土脸，所以他会认为，接触没有好处，反而可能让学生看到有人很洒脱，把他的学生拐跑了，大道玷污了。

这本书里说到的隐士，其实很多人也不至于内部闭环，只是逃避而已，如果彻底虚无，又何必搭理孔丘一行人呢？

具体来说，所谓的隐士文化，一般很少算这几个人的，而是从伯夷叔齐谈。

因为他们留下来的信息似乎也不多，不足以证实其人存在，或者说认可儒家经典的人，已经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将这些人常态化了，就像买菜路上遇到的老头，当你将这些内容常态化，他的危害性，就不足以伤害儒家。

伯夷叔齐出名，也在于此，他们离开老家，因为不想当家，前提是当家是好的，但是为了把好事留给别人。不是因为释伽牟尼那种，觉得世俗绝望，去寻找解脱。有一些说法是，别人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不吃周的粮食，那么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的土地上长的，为了逻辑一致，他们只好饿死了，我认为他们倒不至于，如此有种。

在《史记》中，司马迁说他们俩，首先因为父亲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所以三子推让王位，而长子也惭愧，也没有接受。

他们俩离开国中，是打算去投靠姬昌的，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他俩已经是俩老头了。

这里我忍不住问，如果这俩人是老头，那么他们的孩子呢？似乎不知道，没记录，但是他们的父亲如果已经老死，又愿意把位置给他们。

很难说服别人，这两兄弟没有孩子吧，嫡长子继承制都成立了，那么怎么可能没有孩子呢，即便是没有孩子，族人也会过继孩子给他们。也就是说，孔丘为了让自己的理论，或者是所谓周的理论得到传扬，甚至不惜编造假故事。

如果他俩有孩子，又怎么能舍弃家人，孩子，得到所谓儒家的重视呢？他们在半路，姬昌死了，姬昌儿子武王，不在家守孝，反而要打仗，这怎么又行了呢？他们劝谏。

后来武王赢了，他们既然害羞了，说当年做错了？所以不好意思吃周的粮食？

如果真的嫡长子继承制，他俩没有孩子，那也算是确实，最后王位给了老二，但是如果真的有孩子，能排到老二吗？

当然，这事最先是孔丘说的，庄周在后，后来司马迁才写出来，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只是为了吹牛而举例。

司马迁的态度，也在伯夷叔齐列传中表露，他认为，如果伯夷叔齐因为孔丘而出名，名声非常重要，他觉得死在山间的隐者非常可惜。他也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如果不是为了写出《史记》来洗刷自身的割鸡名声，他可能早就自杀了。

他重视民生，所以要用名声来洗刷名声。

隐士，追根究底，就是不愿意和权力合作的人，貌似这样。

或者可以这样讲，所谓的隐士，就是这种压力社会下的泄压阀，这是政治社会，名声社会，而无其他生活，人们的生命力，已经被这种压力压碎，只能在隐士的行为中，得到一种生命力的再聚。

二、隐士的壮大

隐士的壮大，其实伴随着儒家的壮大。秦灭六国，自然是有不少贵族是不愿意的，其中，真正的大贵族，被皇帝囚禁在都城附近，而那些小贵族，他们不合作的人也多，这些人就成了时代的新隐士阶层。

当旧秩序被秦国用暴力，强权压碎。他们只能以一种，不硬碰硬的形式，进行生活，也就是做隐士。

刘邦用儒家为他制礼作乐，某种程度说，儒家在此时，已经成为显学了，只不过没有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那么强硬，儒家重名，坦白说，这个时候，儒家，或者这种变形后为权力服务的儒家，已经成了主流了，法家，不过是儒家的变种，只不过一些以儒家自居的人，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秦国用绝对的强力，霸凌了所谓的天下人士，这些人为了在这种压力社会中生存，本能地选择了做隐士，这是一种高压社会的PTSD。

汉帝国继承了秦国的暴力，选择和儒家合作，儒家出让了自己的合法性，承认皇帝合法，皇帝给他们的回报，就是允许他们参与政治，瓜分利益。

儒家将学术和权力合并，导致儒学得以排斥其他学说，成了最后的赢家。如果说本土社会从来不变，从此之后，成了一种权力至上而下的，金字塔高压霸凌结构。其他学说，本来就没有足够的个性，没有能够在新时代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们最后学说湮灭，或者被儒家吸收，那就太自然了。

这种新的帝国结构下，压力倍增，隐士的存在，也就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壮大了。

因为这就像是一种奴颜婢膝的乞讨，他的隐不是因为追求精神的独立，而是为了在这种权力社会中，取得利益，在世俗，政治社会中，坦白说是为利。

而隐居则成了一种反向的泄压。毕竟大家喜欢名，羞于言利。皇帝，或者说权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他们身处于其中，他们不想那么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们需要一种泄压途径，在世俗社会中，人是不自由的，但是对自由的向往是关不住的。

当利益有限，位置有限的时候，人们为了利益而杀掉的那种生命力，需要另一种寄托，否则人会精神痛苦吧。

而这种隐，真能取得好处，也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了。因为他们虽身处利害关系中，但是渴望还有一点纯粹的东西存在。

三、以陶渊明为代表

这种隐，和主流的官文化，则成为一种遥相呼应。他和利益相关，但是没有完全和权力对接，隐士可能被征辟为大官，他也寄托了一种儒家和权力深沉捆绑后，仅剩的生机。

毕竟秦以后的帝国官僚社会，文人，儒，官已经合流，完全的权力精英社会，在这种合流当中，儒家占据上风，才有点所谓选贤举能的察举出现。

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则成了权力社会倾轧下，文人们的透气孔。

他的曾祖父为乱世出身的将军，但是这种文人社会，南渡的权力精英，根本没有给他们半分面子。坦白说，他们这些人才是寄居于南方的吸血鬼，最后他们玩这种文人政治斗争，把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大家族，玩弄于股掌中。

而那些想要和他们对着干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游戏中，规则早就已经制定，你要想能赢，能获益，你只能按照规则来。

而这种规则的创立，才是一个文化，一个文明的生命力本身。而这个文化，早已经没有这种理性的力量。

陶侃功劳不小，但是那些北方来的大族，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他自己也没有那个心里来完整自己。

他手里有武力，大族们用他，不信他，警惕他。他活着的时候，固然可以说能打，没人敢动。

等他一死，大族们百分百要对他家动手了，如果说那时候有私兵，陶家只怕是不少，文人们的游戏，根本不会对你信任，他们信什么？坦白说，恐怕他们是连自己都不信。

这些东西，他在别人的游戏中，根本看不穿，南方的氏族，地位都不行了，你一个溪族起家的人，还希望在这种游戏中能得到安稳，接近于做梦了。

他没有考虑好，这个游戏怎么玩，被中原文化限制在文人游戏中了，他可能玩得也开心，没有能力看到游戏外。没有对孩子进行一定的指导和教育，等他一死，他的势力，对现实是一种想当然，立刻在这种残忍的权力游戏中，如同沙雕被水吞没。

别人重用你，也怕你，罗卜坑少，也不愿意带你玩，赃物不变，多一个人上桌，大家就多一分损失。哪个大族，愿意和你联姻？没有，你从来都是大局的局外人。

等到他一死，他的孩子不少，立刻就开始内斗，这可能是大族们起哄的，也可能是陶侃自己没安排好，他没有能力认识到。

别人一看你们内斗，正好可以针对你了。

陶渊明才是这个游戏中，不知不觉的高端选手，陶家真正融入游戏的代表人物。

他生活的时候，已经落魄，这很正常，又不是主支，陶家到他这个时候，这些关系远的，早就分不到什么好东西了。

为了在这个游戏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他本能地选择，最后成了权力阶层的吉祥物。

正如上面说的，权力斗争中，大家其实是很不安的，越家大业大，越怕输个精光。

人们渴望名利，也痛恨名利拘束自身。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也就是成了那些大族的吉祥物，心理安慰，他们需要接触这样的人，麻痹自己，我也是很清高的哦。

当有人还能生活得很纯粹，说明这个高压锅还没炸，陶渊明在这个游戏中，得到了名。

他也被这个名所拘束，成了名声的囚徒。哪怕他一开始只是年轻，想耍耍脾气，最后文人们把他架了起来，上了高下，下不来了，你真是隐士，厉害的。

即便他落寞了，他来往的依然是氏族，文人。

他的名声像是不能兑换的支票，只能看到账面有钱，但是如果真去兑换，立刻就贬值了。

而他活在这个名利社会中，名声的兑现，只能给孩子拿去换官位了。他或许也觉得很好，毕竟身在游戏之中，玩得也很开心。

四、权力社会的泄压阀

隐士，就像权力社会的泄压阀。他让得不到好处的文人，不至于走极端。也让那些得到好处的人，有了一种精神依托，它让这些文人认为，我看陶渊明的诗，所以我也是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

而不是像我这样，单刀直入地对陶渊明的行为，进行分析，他们宁愿在这种审美文化中，对自己进行一种生命力的阉割。

其内容为：我不需要考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才有意义？当下是否一定是最佳选项？

我要在文字上，达成一种轻飘飘的审美崇高。

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另一面墙，他无声无息抹平了人们渴望改变，渴望产生一种新范式，新解脱的生命欲望。

道家，佛教的加入，更是增大了这个文人社会的缓冲垫的厚度，因此，本土的造反之类的，很少文人发起，而是文人依附。

他们逃避对个体生命的各种参数，把它优化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哀婉伤感，像一缕轻烟，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

数学家放弃了对世界的符号化，选择文言文作为一种数学生命的工具，他们试图证明给那些庸人看，你快来看，数学也是小道，小道和大道相通，我没有在白吃饭，我继承了先贤大道。

那些庸常之人，把他们当笑话看。

他们不知觉，把知识，文化，话语权，放在的一个不对现实负责的少数人群体。这些人把他们社会的不公平垄断，当成一种天经地义，他们乐于此，也被囚禁于此。

就像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一副奴才相，也是典型的隐文化特征，明明改革是为大多数人，假设他不至于恶到为了少数人。他没有说，国家如此疲敝，因为文人兄弟，我们占据的位置太多，大众受不了了，大众，你们能受得了吗？

他说在庙堂，担忧百姓，在外当官，又怕别人给皇帝说自己的小话。最后就是在内在外都很不爽快。在他们眼里，讨论一件和国家相关的事情，是小群体内的事情。

我范仲淹要你们，我的文人兄弟，我们要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他们不把更大多数当人，只能沦为对同文人的人，进行一种道德呼吁，这种呼吁，近乎放屁，毫无作用，只是让那些恶人，读着忧而忧，感觉自己是个好人。

而现在也是一样的，除了这种隐文化。

有了另一条润文化。当一个人有足够的智力和能力，认识到了现状，但是又没有必要和现状对着干。

他们可以读完九八五，作为一种少数人，离开这个社会，去别的国家生活。他们就像蒲公英，带着这个环境的产物，轻飘飘地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