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须有」到「国家安全」：斯诺登事件与现代权力的语言机制

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有三句高度凝练的权力成语：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指鹿为马。

它们通常被视为“前现代专制”的遗产，与现代民主、法治、程序正义相对立。
但如果回看 2013 年的斯诺登事件，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这些成语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翻译成了现代政治的专业术语。

一、欲加之罪：当结论先于审理

斯诺登披露的核心事实并不复杂：
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在缺乏充分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本国及他国公民实施了大规模、系统性的通信监控。

理论上，这应当引发两个优先问题：

1. 这些监控是否合法？

2. 谁授权了这些行为？

但现实中，讨论顺序被迅速颠倒。

在披露内容尚未完成公共审查之前，斯诺登已经被定性为：

• “叛国者”

• “危害国家安全者”

• “协助敌对势力者”

结论先行，理由随后拼接。

《间谍法》并非为这种行为设计，却被精准调用；
司法程序并非用来厘清事实，而是用来锁定叙事方向。

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代版本。

二、莫须有：不可证伪的指控，最安全的指控

在整个斯诺登事件中，有一个反复出现、却从未被具体化的词：

“潜在危害国家安全”

这个表述的精妙之处在于：

• 它无需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

• 也无需给出可核查的因果链

• 更不可能被当事人反证

因为你无法证明：
某件事“没有可能”在未来造成伤害。

这就是“莫须有”的现代技术形态——
以不确定性本身作为罪证。

一旦指控建立在“可能性”而非“事实”之上，
法律就不再是限制权力的工具，而成为权力的延伸。

三、指鹿为马：当权威重新命名现实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语言层面。

在官方叙事中，斯诺登不再是：

• 揭露违法行为的吹哨人
  而被重新命名为：

• “窃取机密者”

• “破坏国家安全者”

• “逃避司法者”

与此同时：

• 大规模非法监控被称为“情报收集”

• 侵犯隐私权被称为“安全防护”

• 公众知情权被重新包装为“风险扩散”

现实并未改变，
改变的是谁拥有命名权。

当命名权高度集中，
事实就不再具有自明性——
这正是“指鹿为马”的结构条件。

四、斯诺登事件真正暴露的，不是个人，而是机制

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美国特殊”的故事。

斯诺登事件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它清晰展示了一个现代国家在安全优先模式下的标准流程：

1. 安全框架优先于法律讨论

2. 威胁定义优先于事实核查

3. 语言定性优先于公共审议

4. 程序正义让位于秩序叙事

在这一模式下，
古老的权力逻辑并未消失，
只是披上了专业、理性、技术化的外衣。

五、结语：成语没有过时，制度只是换了说法

斯诺登事件最终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忠诚或背叛的答案，
而是一个更冷的问题：

当“国家安全”成为最高解释权，
法治、民主与公民权利还能在什么边界内存在？

如果一个制度在面对自身违法行为时，
首先选择的是清除揭露者而非纠正问题本身，
那么无论它如何自我标榜，
都已经在语言层面复活了那些我们以为属于过去的成语。

莫须有，并未消失。
它只是学会了用法律条文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