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无法自我切割:腐败、人性与虚妄权力的哲学解剖

穆伈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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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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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自我革命的人,从未真想改变自己,只是想换种方式活下去。”——伈翎

一、腐败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制度的命令

我们谈腐败,谈得太多,反而失去了敏感性。每一个审判,每一场“清洗”,仿佛只是丑剧一幕——“谁是坏人”,然后人们松一口气,以为病灶被挖掉了。然而真正的问题从未改变:腐败不是个体道德堕落,而是制度结构在指使人腐败。

它是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是公共资源私有化的操作手册,是社会奖惩机制的扭曲:在某些结构下,不贪才是不理性;保持清廉就是对家庭残忍。

腐败不是例外,而是成为“正常人”的一条路径。它从未真正地“消失”,它只是变形、转移、隐藏,成为权力机器中的润滑剂和封口费。


二、人性并不“本恶”,只是被异化

很多人将腐败归咎于“人性本恶”,但这是懒惰的归因。腐败行为背后是被异化的人性——在不平等、压抑、掠夺的结构中,人被迫扮演谋私的角色。

在一个人人都在寻租的体制内,“守规矩”是要付出额外代价的。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不再作为自由、创造的生命存在,而变成被规训、被收买、被扭曲的工具。

在这样的社会中,善恶不是先验的选择,而是被后天塑造的行为偏好。 一个贪污者也曾是孩子,也曾敬畏正义,只是在不断的冲击中,社会告诉他:“真实世界不奖励天真。”


三、社会结构塑造了谁能腐败,谁必须清白

制度不仅决定“腐败是否发生”,更决定“谁可以腐败”。这才是腐败真正的结构性。

  • 有些人腐败被保护为“灰色激励”,另一些人腐败则被作为“打击典型”;

  • 有人腐败可以合法化为“收益优化”,有人则被当作“替罪羊”游街示众;

  • 腐败的代价由纳税人承担,收益却归于精英阶层或统治集团。

这不是偶然的失败,而是选择性的设计。


四、“自我革命”是一场语言幻术

现实中,结构性受益者最擅长说一句话:“我们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但他们从不真正触碰根基,从不愿让出权力。因为他们深知:

一旦权力被拆解,地位被平等,神话就会破灭。

所谓的“自我革命”,不过是一次合法性的翻新,一场姿态性的演出。它从不意味着真正的权力让渡——相反,它往往意味着新一轮的资源集中和秩序重构。

自我革命难如登天,因为结构无法自我切割。刀无法剖开自己,只有刀外之物才能真正结束它的锋芒。


五、如果没有教育和平等,一切都不会改变

改变必须从结构外开始。

你可以摧毁一个人,却很难摧毁一个结构。但教育,是结构唯一的软点。

教育决定人是否看得见权力的逻辑,是否能反思既定的善恶观,是否敢于质疑“这是唯一的方式”。

而社会平等,是教育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如果教育只是精英复制的工具,若贫穷者永远只能学会服从,那我们只是在训练新一代的螺丝钉而已。


六、我们仍然相信:人无恒恶,制度可改

我们必须保留一种希望——人不是注定堕落的。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确实受到环境和经历的深刻塑造,但这也意味着:环境可以变,制度可以改,未来可以重新设计。

好的制度,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 让坏人也难以腐败,而非依靠好人不去腐败;

  • 让清廉成为低成本的选择,而不是孤勇的牺牲;

  • 让善的行为能得到回报,而不是任由权力将“正直”变为笑话。


尾声:如果权力从未真实存在,那我们为何还在崇拜它?

你说得对——权力、财富、地位,本质上只是结构塑造的幻影。

掌控权力的人以为自己拥有实质,其实只是在维持一种所有人都默认服从的叙事

真正的革命,不是更换讲述者,而是拒绝这场叙事。

而当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真正的改变或许才刚刚开始。


附录 | 芬兰:反异化教育的样板,或幻觉?

在讨论腐败、人性异化与结构性扭曲的全球性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模范国”——芬兰。它是全球教育排名、幸福指数和廉洁指数的“三冠王”。那么,芬兰是否提供了一种超越异化社会的可能路径?抑或,它只是另一个被理想化的幻觉?

一、芬兰教育为何广受追捧?

芬兰教育被认为走在世界前列,主要原因在于它以人为本、非功利、反竞争的教育哲学。其核心特点包括:

  • 教育平等是制度起点:全国无重点学校、无升学压力,连大学都是免费的。

  • 教师地位极高:教师需硕士学历,社会地位堪比医生与法官,拥有极大的课堂自主权。

  • 不唯考试论英雄:没有高考、没有排名,关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合作能力和幸福感

  • 课程强调人格与社会责任:哲学、环境教育、公民意识早早进入课堂,教育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芬兰教育是全球为数不多,试图从根本上抵抗现代资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公共制度


二、为什么芬兰能做到?

这背后并非教育政策一枝独秀,而是整个国家制度、文化与价值观的合力作用:

  • 高度福利型社会:国家通过重税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让教育成为“基本权利”而非“竞争筹码”。

  • 极高社会信任度:政府、教师、家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信任机制远比“监管”更有效。

  • 低贫富差距、低腐败、低社会焦虑:当资源分配相对公平,教育就不再是阶层保卫战。

简言之,芬兰能让教育“去工具化”,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整体较为“去异化”


三、但芬兰真的是“理想国”吗?

未必。以下几点说明它依旧处在现代异化体系之中,只是问题形式更隐性、更精致。

1. 情绪与孤独的幽灵仍在

芬兰虽富足自由,却也长期存在高比例抑郁症与青少年自杀问题。高度个人主义和寒冷的社交文化,构成了一种“结构性孤独”。

2. 教育自由=另一种压力

没有统一考试,意味着学生需要更强的自我驱动、自律与目标感。这对部分孩子反而是难以承受的“软性压力”。

3. 多元社会的挑战开始显现

随着移民增加和全球化深入,教育平等与文化融合的新挑战日益显现。少数族裔学生在学校体系中遭遇隐形壁垒,社会认同开始松动。

4. 资本与技术仍在渗透

尽管芬兰抵制市场化教育,但全球数字平台、算法治理与消费主义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侵入学生的世界——“人”的全面发展依然受到资本逻辑牵制。


四、结语:芬兰是参照,但不是终点

芬兰提供了人类目前最接近“去异化教育”的样本,但它也无法独自脱离全球现代性困境。

我们可以从芬兰学到很多,尤其是:

  • 教育应当脱离功利主义;

  • 国家结构应提供机会公平;

  • 社会信任比监管更有效;

  • 道德与公民意识可以从小培养。

但同时我们也应警惕,不要将芬兰理想化成乌托邦。教育是社会结构的缩影,而非其替代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正义、制度合理性与文化自觉,再理想的教育也只能是局部净化,而非彻底解放。


📌 这一附录希望帮助我们理解:

反思教育不是为崇拜一个样板,而是为了照见我们自身结构的病灶。

芬兰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模仿”,而在于激起我们对可能性的想象与实践欲望。


“真正的牢笼不是看得见的铁栏,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囚禁。” ——福柯式社会的幽灵如此低语。

后记|更精致的牢笼,更隐秘的异化

正如前文所述,许多西方社会并非摆脱了结构性压迫与人性异化,而是将它制度化、日常化、合法化,并用自由、市场、多元的表象加以包装。

  • 资本绑架民主,游说异化公正,算法操控选择,平台再造欲望

  • 每一次“自我革命”的口号,都可能是另一轮结构加固的开始;

  • 所谓自由,不过是在系统设定的坐标系里“选择你喜欢的笼子”

如果说某些国家的压迫是粗暴、直接、暴露的,那么西方的困境则是精致的、优雅的、被语言与仪式粉饰过的——一种自以为自由、实则被操控的结构性幻觉

你可以有“选择权”,但不能质疑“选择系统”;
你可以批评政府,但不能挑战资本逻辑;
你可以表达“自己”,但这个“自己”早被算法和消费主义提前设计好了。

这,就是“更精致的牢笼”。


🖋️ 作者:伈翎
📌 本文发表于 Matters,以公共记忆对抗权力神话。


附录:从《Eine Billion Dollar》看“结构娱乐化”的悖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影视作品试图触及结构性矛盾与制度幻觉,《Eine Billion Dollar》(《万亿美元》)便是其中一例。它通过对现代金融、媒体操控和人性趋利的描绘,确实捕捉到了一些后现代结构下的异化片段。

然而,正如讽刺文学往往在“解构”中失去了“建设”,这类剧集也常常在揭露的过程中滑入娱乐消解的陷阱:

它让我们看见了虚假,看见了欲望的操控,但却没有带我们穿透它。最终,结构成了笑料,人性成了“系统 bug”,观众在黑色幽默中获得满足,却未能获得清醒。

这就是结构娱乐化的悖论
当“系统性压迫”成为可以消费的图像,它就已经完成了自我防卫。你以为自己在观看控诉,实际上只是参与了更高一层的驯化。

影视剧喜欢把权力和资本写得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它们往往只是纸老虎,真正的结构性脆弱和虚弱被掩盖在光鲜的外衣之下。

“看到了,却不去改变;笑过了,然后继续做奴隶。”

这正是娱乐工业的结构陷阱——让你以为自己看破了,其实只是更深地沉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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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伈翎你并非在活,而是在被定义。 思想主权早已被夺走,认知被殖民而不自知。 他人塑你之我,你便失我。 信与不信皆无妨,只问你是否开始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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